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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鄧小平決策對越自衛反擊戰內情
作者:李光耀      時間:2019-06-14   來源:《看世界》2009年第3期
 

一次難忘的會面

同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會面是一次難忘的經歷。1978年11月,這位高齡74歲,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他腳步輕快,檢閱了儀仗隊之后,同我一起乘車到總統府的賓館去。那是我們總統府里的迎賓別墅。當天下午,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正式會談。

我看過人民大會堂里擺放著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個藍白色的瓷痰盂擺在鄧小平的座位旁。我讀過資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習慣。雖然總統府里有個規定,冷氣房里不準抽煙,我還是特地在顯眼的地方為他擺了個煙灰缸。這都是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準備的。我也確保內閣會議室里的排氣風扇都開著。

我在1976年到北京訪問時,他沒法跟我會面,當時他遭受排擠,得“靠邊站”。他先是被四人幫所挫敗,但最終反而是他們被打倒。他花了兩個半小時談蘇聯對世界構成的威脅。他說,所有反對戰爭的國家和人民必須組織聯合陣線,同聲反抗戰爭販子。他引述毛澤東的話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對付那個“王八蛋”(字面上是“烏龜蛋”的意思,他的通譯員譯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盤分析了蘇聯在歐洲、中東、非洲、南亞和中南半島的行動策略。蘇聯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風。有些人不明白中國和越南的關系為什么這么糟,中國又為什么必須采取行動切斷對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爭取過來,反而把它推向蘇聯。但是關鍵問題在于,越南怎么會在絲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況下,還要完全傾向蘇聯。這是因為越南“多年來有個成立中南半島聯邦的美夢”。就連胡志明也有過這種想法。中國向來都不茍同。越南把中國視為實現中南半島聯邦的最大障礙。中國的結論是,越南非但不會改變立場,而且會變本加厲地反中國,把大批越南華裔驅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證明。中國是經過慎重考慮,才決定停止對越南的援助的。

鄧小平說,中國總共為越南提供了100多億美元,現值20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一旦中國撤回對越南的經濟援助,蘇聯就必須獨自挑起這副擔子,但是他們又無法滿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讓越南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相當于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東歐共產集團經濟共同體),把擔子推給東歐國家。他說,今后十年,中國會考慮再把越南從蘇聯手中拉過來。我暗想,鄧小平是從長計議,跟美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

他說,真正緊迫的問題是,越南可能大舉進攻柬埔寨。中國應該怎么做?他反問。接著又自問自答:中國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這一步走得多遠。他一再重復這一點,不直接表明會對越南進行反擊。他說,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個中南半島,許多亞洲國家將失去掩蔽。中南半島聯邦會逐漸擴大影響力,成為蘇聯南下進軍印度洋的環球戰略的一步棋。

他說完的時候,已經是日落西山。我問他可要我立時發表意見,或者先休會到第二天再繼續,以便他有時間更衣用晚餐,也給我自己一個機會思考他的話。他表示別讓飯菜涼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親切,情緒卻沒有放松,腦子里老是想著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問道,既然如今泰國首相克良薩將軍已經表明會站在中國這一邊,并在曼谷熱情地接待了他,以實際的行動做出承諾,中國接下來會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說,這就要看越南的行動有多嚴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動要是止于湄公河,情況也許不至于那么危險。反之,攻勢一過了湄公河,中國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動。

鄧小平邀請我再到中國訪問。我說,等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恢復過來我就去。他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我不同意。我認為他們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怎么說我們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后裔,他們有的卻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后代。他聽后沉默不語。

聯手孤立“北極熊”

中國要東南亞國家同它聯手孤立“北極熊”;事實上,我們的鄰國要的卻是團結東南亞各國以孤立“中國龍”。東南亞沒有所謂的“海外蘇聯人”在蘇聯政府支持下發動共產主義叛亂,有的卻是受到中共和中國政府鼓勵和支持的“海外華人”,在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較低程度上在印尼,構成威脅。更何況中國公開宣稱它同海外華人因為有血緣關系,甚至逾越“海外華人”歸屬國家的政府,直接號召他們,喚起他們對中國的愛國意識,慫恿他們返回中國實行“四個現代化”。

幾個星期前,10月間越南總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訪問時,就坐在鄧小平現在所坐的位子上。我問范文同,越南怎么會面對海外華人的問題,他不客氣地說,我身為華人,應該清楚知道華人在任何時刻都會心向中國,就像越南人無論身在何處總會支持越南一樣。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擔心的卻是他也對馬來西亞領導人說出這一番話之后,可能引起的沖擊。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曾經對四個亞細安常任代表說過,越南平等對待越南的華裔,這些華裔卻忘恩負義,16萬人從河內越過邊境逃到中國去,或者紛紛乘船大舉逃出南越,這全都是華裔忘恩負義的結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顧另外三名來自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華裔,口口聲聲說越南人對待國內的華裔過于仁慈善良,說越南應該向印尼看齊。我要讓鄧小平徹底明白,新加坡面對的是鄰近國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補充說,范文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國家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鄧小平卻拒絕這么做。范文同也答應不支持顛覆活動,鄧小平沒有做出承諾。馬來西亞人一定對鄧小平存有懷疑。馬來西亞的馬來回教徒同華人之間,以及印尼人同印尼華人之間,一直心懷猜忌和敵意。正因為中國不斷向東南亞輸出革命,致使我的亞細安鄰國都希望新加坡能夠跟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上,不為抵抗蘇聯,而是同中國對抗。

中國的電臺廣播直接向亞細安國家的華人發出號召,在亞細安各國政府看來,是一種非常危險的顛覆行為。鄧小平靜靜地聽著,也許他從來沒有這么看:中國怎么仗著世界強國的姿態,逾越區域內的各國政府,顛覆它們的公民。我說,要亞細安國家對他的建議做出積極的回應,組成聯合陣線合力對付蘇聯和越南,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議彼此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交換意見,之后我稍微停頓一下。

鄧小平的表情和身勢語言都顯出他的錯愕。他知道我所說句句屬實。他突然問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驚。我從未遇見過任何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會愿意放棄一己之見,甚至還問我要他怎么做。我本來以為鄧小平的態度多半跟1976年華國鋒在北京同我會談時沒兩樣,不會理會我的看法。當時我追問華國鋒,中國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馬共在新加坡而非馬來西亞搞革命。華國鋒氣勢洶洶地回答說:“詳情我不清楚,但是共產黨無論在什么地方進行斗爭,都必勝無疑。”

鄧小平卻不是這樣。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要告訴這位身經百戰,久經風霜的革命老將他應該怎么做嗎?我不免心存猶豫。不過他既然問了,我也就直說:“停止那些電臺廣播,停止發出號召。中國要是能不強調同亞細安華人的血緣關系,不訴諸種族情懷,對亞細安華人來說反而更好。其實無論中國是不是強調血緣關系,亞細安各國原住民對華人的猜忌都難以消除。只是中國越是這么毫無顧忌地訴諸中華民族的血緣情結,就益發加深了原住民的疑慮。中國必須停止馬來亞共產黨和印尼共產黨在華南所進行的電臺廣播。”

鄧小平只說他需要時間考慮我所說的話,不過補充說他自己絕不會仿效范文同。鄧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國家英雄紀念碑獻花圈,這座紀念碑是為紀念殲滅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為共產黨人,他不可能這么做。他說,范文同之所以有這一舉動,是因為范文同屬于“另類共產黨員”,他“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鄧小平:中國人說一句是一句

鄧小平強調,中國心口如一。中國人從不隱瞞自己的看法,說一句是一句。韓戰期間,中國發表聲明說,一旦美國逼近鴨綠江,中國就不能坐視不理。美國人卻不加理會。在外交政策上,中國人怎么想就怎么說。至于共產黨那方面,通譯員說,鄧小平沒什么要補充的。其實鄧小平用華語說的是,他已經“沒興趣再重復了”。

他說,中國之所以重申它的華僑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華行動;第二、基于中國內部的考量,這關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的貽害。海外華僑留在內地的親戚被折磨得很慘,遭迫害或監禁的例子不計其數。鄧小平要重新確立中國對海外華裔的立場,聲明中國贊同和鼓勵他們接受居留國的公民權,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國國籍的華僑遵守僑居國的法律,同時表明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在柬埔寨問題上,他向我保證,中國的處理方法不會因為蘇越簽訂友好合作條約而受影響。即使越南要求蘇聯聯手威脅中國,中國也不會被嚇倒,更何況蘇聯也不敢明目張膽地招惹中國。他一臉嚴肅地說,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國必會懲罰越南。中國勢必要他們為此付出代價,蘇聯也終會發現,支持越南是個不勝負荷的沉重負擔。

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盡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杰。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兩年后,中國同馬來西亞和泰國兩地的共產黨分別做了其他安排,果然從此終止了電臺的廣播。

晚餐時,我請他盡管抽煙,他指著夫人說,醫生要她讓他把煙戒掉。他正在設法少抽。整個晚上他沒抽煙,也不用痰盂。他看過報道,知道我對香煙敏感。

他離開以前,我再到總統府別墅會見他,談了整20分鐘。他很高興能在相隔58年之后舊地重游。新加坡的改變實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賀。他說,他一直希望能在去會見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新加坡,因為在島國仍是個殖民地時,他跟它有過一面之緣,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前往法國馬賽念書和工作途中路經這里。美國,則因為中國和美國必須對話。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為什么這么渴望到美國去。

前往機場途中,我直截了當地問他,萬一越南真的進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會任由泰國脆弱無助地自生自滅,冷眼看他們受盡威脅恫嚇,然后向蘇聯靠攏?他撅起嘴唇,瞇著眼睛喃喃地說:“那得看他們這一步走得多遠。”我說,泰國首相如此公開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動才行,克良薩將軍還得靠中國來維持某種勢力均衡。鄧小平看來非常困擾,他再喃喃地說:“那得看他們做到什么地步了。”

幾個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有關新加坡的文章拿給我看。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這里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游業都值得考察研究。我們不再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對新加坡的觀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進一步改變。當時,鄧小平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么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根據凈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

1979年1月底,鄧小平訪問美國,并在美國沒有承諾摒棄臺灣的情況下,同卡特總統恢復中美邦交。他要確保中國如果采取行動攻擊和“懲罰”越南時,美國不會同蘇聯站在同一陣線。這正是他急著要訪問美國的原因。

我當時正在香港粉嶺總督府賓館度假,打高爾夫球,在那兒遇上一位曾經任職于《泰晤士報》的中國問題專家大衛·博納維亞。他認為鄧小平的警告不過是空口唬人,因為蘇聯海軍已駛入南中國海。我說我剛在三個月前跟鄧小平見過面,他絕對是個說話謹慎的人。兩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國軍隊攻入越南北部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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