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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梅: 北大中文系77級:后來的蹤影與故事
作者:徐梅      時間:2019-06-19   來源:
 

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隊插隊,“曬得特別黑,完全像村里人一樣了”,農忙的時候,天不亮就起來,在地里一直干到什么都看不見才收工。

“膠鞋被鐮刀砍破了好幾次,機械勞動,人都木了,腳趾頭割破了都意識不到。”最累的時候,她連續幾個月不來例假。

葛兆光“戰斗”在貴州,在一個小縣城的供銷社當工人,常常下鄉跑收購。1977年秋天,他從收音機里聽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采購,從鄉下回到縣城,才得到確認,“真的要恢復高考了!”

1960年代初跟隨父母從外貿部下放到貴州,“一家人的生活境況很差。那個年代沒有人對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恢復高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進一道光。

“也沒敢抱太大希望,我只念完了初中,差得太多了!”

填報志愿的時候,十幾歲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歡的專業,“我就想當作家,3個志愿,我都填跟這個職業相關的。”于是她填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葛兆光時年27歲,明白人生可能已沒有太多機會,“數理化完全補不上來,只能學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當然最好。”結果,北大中文系在貴州只有古典文獻專業招生,“沒有那么浪漫,不是你想學什么就能學什么。”

葛兆光(右)和陰法魯先生在頤和園

古典文獻專業是干什么的呢?當時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讀古書的。”

楊迎明進北大,比他們都曲折。

因為當兵時做過文書和宣傳干事,他報了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第一批錄取結束后,他沒收到通知,“以為人生就這樣了,當時婚也結了,孩子也有了,沒考上就沒考上,繼續過日子吧。”

過了些日子,忽然又來消息,說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要擴招。本來已經平靜的生活又激蕩起來,有一天,居然真的收到了錄取通知書,于是忙著安頓老婆孩子,辦理離職手續。

進校之后,他才知曉整個事情的原委。中央各新聞單位10年少有新人,首批招生結束后,他們強烈要求學校擴招。

主管當年新聞專業招生工作的秦硅老師今年已經79歲高齡,老人回憶說,系里接到張龍翔先生(時任北大副校長、主管當年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新聞專業擴招40名學生。

“張龍翔思想很開明,特別強調不要太左,不要因為某些學生家長的一些所謂的歷史問題,影響正常招生。”

查閱考生檔案時,秦硅發現有些學生單論分數的話,“第一批就該錄取了”,但是因為“祖父在臺灣,父親是右派”,或者“家里‘文革’中的問題還沒弄清”等等原因,檔案被擱置一邊。

“還有的學生檔案里竟然放了很多他父親的東西,我們在最后錄取的時候,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了。沒必要搞這些。”

當年已經28歲的女考生劉鴻,孩子已經5歲了,雖然分數過線,但是第一批并沒有被錄取。得知秦硅和趙賾兩位老師在崇文門一家小旅館查看檔案,進行第二批錄取,她從所在工廠騎車找到趙賾, “她就說,這是她人生最后一次機會了,請老師給她這個機會。”

“一個女同志,28歲的年齡,又有孩子了,這一年不錄取她,下一年她參加考試的難度會更大。”就這樣,劉鴻成為北大77級新聞專業的老大姐。

秦硅老師說,當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齡在30歲以下,據他回憶,新聞專業70名學生中沒有超齡的。 

查建英則記得文學專業年齡最長的葉君遠比自己大了14歲,考試那年31歲,轉年入校已經32歲了。“我們都特尊敬他,叫他老葉。”

上大學時楊迎明已經成家

求學

大學生活就這樣開始了。1978年入校,1982年畢業,77級學生與整個中國社會共同感受著思想解凍、理想重建的沖擊。

“剛進校那會兒,教材還沒來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東西、‘文革’期間工農兵學員的東西,交織在一塊兒。”

教學內容雖未正本清源,北大課堂的自由之風已經恢復。

包括楊迎明在內的年齡較大的學生,老師允許他們端著茶缸子上課,“坐在后面,上課還可以抽煙”。

頭兩年,文學專業和新聞專業在一起上基礎課和公共課。77級文學專業里有陳建功、黃蓓佳、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氣的“業余作者”,他們不僅是本專業同學心中的榜樣,對于新聞專業,乃至古典文獻專業的學生而言,他們也是校園明星一級的人物。    

葛兆光笑言文學、新聞兩個專業的學生當時在校園出盡風頭,“文學專業都是作家、詩人,飛揚跋扈,走出來臉都朝天看。新聞專業每個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訊社的大記者。”

而古典文獻專業的人被戲稱為“出土文物”,用楊迎明的話說,“很安靜,3個專業的男生同住一棟樓,他們專業的幾個宿舍永遠沒有聲音。”

文學專業49人,新聞專業洋洋70人,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獻專業男生14名,女生5名,是名副其實的小專業。

北大靜園五院,中文系辦公室

“這個專業還特別怪,4年才招一次生。”上無師兄師姐,下無師弟師妹,古典文獻的學生當真成了邊緣人群。

1982年畢業的時候,他們專業19人中半數以上考上了研究生,這個消息著實把其他專業的同學“震”了。

剛剛在復旦大學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長的葛兆光說,當年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的本科教育模式極其合理,“可以說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徑。”

“我們的功課很扎實,文學課跟中文系上,歷史課跟歷史系上,上哲學課到哲學系去。”

古典文獻專業課的教授,個個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創始人之一陰法魯先生(2002年去世)、長于唐宋遼金史研究的鄧廣銘先生(1998年去世)、專攻甲骨學與殷商史的裘錫圭先生、精于古代歷史文物鑒定的史樹青先生等等,都曾親自給他們上課。

“老師們也憋了10年沒好好給學生上課了,特別有熱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們學生宿舍去,兩腿往床上一盤,就講開了。”

學生的刻苦和自覺至今為先生們稱道。查建英到現在還記得班里有個叫宋紅的女生,“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樓道里,一直看到半夜。”

解凍

圖書館是比課堂更吸引他們的地方。新聞專業當時屬于保密專業,學生得到特許,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許到總參三部禮堂觀摩當時所謂的“內部影片”。

“文革”時期關閉的外國小說閱覽室被打開,允許普通專業學生本室閱覽,但不可借出。禁書開禁,人滿為患。

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幾乎天天泡在那里,“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里看的”。都是大部頭,常常是看到關鍵時刻就要閉館,回到宿舍惦記得不行,第二天再去。“我特羨慕王小平閱讀速度快,一會兒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著急。”  

葛兆光的目光不僅訂著學問,也盯著外面的世界

1979年文學社遍地開花,全國各地大學都興起辦報、辦刊的熱潮。楊迎明他們新聞專業辦了一張《實報》,取新聞報道要“實事求是”之意,出了5期,以新聞評論為主。

從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從報頭到版花全是手寫,全班同學的筆跡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主筆孫冰川被稱為“辣椒主筆”,國際國內的大事小情沒有他和同學們不敢評論的。

楊迎明還參與了北大五四文學社社刊《未名湖》的編輯,“我們新聞系的幾個人負責校內新聞和時評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兩個文學專業的同學參與了《未名湖》文學部分的編輯。“忙極了當時,我們文學專業有本刊物叫《早晨》,還有一個全國大學生的聯合刊物《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我都參與了。”

她在《未名湖》編輯部約見了師弟劉震云,“他當時寫了一個小說,題目我忘掉了,寫農村生活的,寫得特別棒。王小平覺得還需要修改,我倆就挺當事兒的把他約過來談。”

多年之后,劉震云還記得兩個小師姐煞有介事地指導自己創作的情形。

這期《未名湖》封面全黑,“有意跟當時到處紅彤彤的氛圍反著來,顯得我們在思考。” 除了劉震云的處女作,還發表了一篇校外來稿——史鐵生的《午餐半小時》。

“寫的是一個殘疾人真實且艱難的生活,好像還發了北島的《幸福大街13號》,寫一個瘋人院里不為人知的故事。”

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圣地,不僅校內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張貼在那里,就連社會上一些較有影響的詩社文學社,也都把那里當作了陣地。

“大家都關心時事,關心社會精神層面發生的各種變化。”葛兆光說,他們專業的同學雖然沒有像查建英、楊迎明他們那樣,熱火朝天地辦刊辦報,但是每到吃飯時間,大家都會端著飯盆,擠在三角地讀新詩。

而為了見北島和芒克,查建英和王小平大冬天騎自行車進城,去參加“地下詩會”,凍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大半夜再騎回北大。

1981年北京大學學生競選。王文瀾攝

激情

他們對國家社會、民生時事充滿了熱情,對自己的大學生身份無比自豪。“甭管誰出門,都別著校徽。北大的人戴校徽,其他學校的人也都戴,走在街上,人們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

1981年,77級學生三年級,發生了兩件大事,隱藏在內心的激情潛流得以迸發噴涌。

第一件與體育有關——1981年3月20日深夜,廣播里傳出好消息:中國男子排球隊在世界杯排球賽亞洲區預賽的關鍵一戰中,先輸兩局,后奮起直追,連扳三局,終以3比2戰勝當時的南朝鮮隊,取得參加世界杯排球賽的資格。

北大校園一片沸騰,學生們不約而同地涌出宿舍樓,人越聚越多,最后大家索性把掃帚點著當火把,跑到現在的中關村一帶游行。“當時大家都非常激動,都在喊‘祖國萬歲’、‘中國萬歲’,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句,‘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馬上大伙就跟著一塊兒喊起來,當時那樣一句話特別能表達出我們的心情。”

喧騰中,大家沒有留意是誰第一個喊出這句口號的。沒曾想到,這句口號迅速傳播開來,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最強音。

多年之后,在《中國體育報》工作的楊迎明特地為它做了一番調查考證,最后確認首創者是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的劉志達。

同一年,北大舉行校內競選,各系紛紛推舉候選人參選海淀區人大代表。“學校里到處都是競選臺子,發傳單的,演講的,熱鬧極了。”查建英至今難忘學生時代的單純和熱情。

后來

4年的大學生活轉瞬即逝,對于77級來說,畢業分配壓根兒不是一個問題。正規大學教育中斷10年,各行各業都急需人才。

查建英沒有參加分配,大學四年級她就辦理了休學手續,許多人不理解她的選擇,“北大中文系在當時絕對是一塊金字招牌,那么多就業位置供我們選擇,留在國內,美好的未來似乎已經看得見了。”

大學時代最想當作家,現在查建英覺得職業作家太辛苦了。姜曉明攝

她留學的南卡羅萊納是美國南方一座小城,黃子平笑她,“你到的可是美國的貴州啊。”

1984年她離開“貴州”,走進紐約,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

1987年回國,中篇小說《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和《叢林下的冰河》問世,被評論界褒獎為開了1980年代“留學生文學”的先河。她還為內地、香港、紐約等地多家媒體撰稿,并用英文寫作了《China Pop》(《中國波普》),被美國不少大學作為中國文化課程教材。2006年出版《八十年代訪談錄》,首印1.5萬冊一個月內即告售磬。

她在《八十年代訪談錄》里記錄了那個年代的理想和熱忱,也檢討了那個時代思想和創作的膚淺粗糙,“當時單純的不僅是我們,整個社會都是相對天真的。”雖然連北大畢業證都沒有拿,但她說,北大的生活沒有讓她失望,她慶幸自己通過北大站到了更高處,“在北大,補充的不僅僅是知識,更多的是機會和理念。當年我們的腦子里還有很多被長年灌輸進去的東西,需要很長時間去清洗,北大是一個開始。”

有意思的是當年一心想當作家的她,現在覺得做專職作家“太辛苦了”,她現在的工作是美國一所大學的中國事務代理,“他們來北京開會、研討,我們負責組織,安排行程。”她笑咪咪地說,這份工作是她掙錢的活計,而因為沒有生計的壓力,寫作也變得更加自由隨性。

她的同學畢業之后有的成了專業作家,有的則進入出版社或者大學。梁左寫出了經典室內劇《我愛我家》,王小平創作了《刮痧》等影視劇本,陳建功和黃蓓佳先是成為著名作家,后來又走上行政崗位,擔任中央或地方作協的領導職務。

楊迎明撰寫的體育評論曾被外交部點名表揚。姜曉明攝

新聞專業的70名學生一早就被中央級新聞單位預訂了,“當時除了中央直屬的新聞單位,行業媒體和地方媒體沒有一個名額。”

楊迎明自大學期間便在《中國體育報》評論部實習,得到一致好評。但是這份報紙不屬中央直管,沒有大學生進人名額,時任社長徐才不得已專門給體委領導寫了報告,再由體委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這才特批了一個指標。

“那時候沒有人愿意去電臺、電視臺,就覺得到報紙才是真正干事業的地方。”說起這些年媒體行業的變化,楊迎明很有些感慨。“我們這批人進入中國新聞界,最大的影響應該是敘事手法的轉變,突破新華體,更多地關注民生民意,讓新聞媒體從宣傳工具逐漸回歸本位。”

楊迎明入職后,歷任評論部主任、體育報副總編等職務,現在是《中國足球報》總編輯。年輕的時候,他撰寫的體育評論曾被外交部點名表揚。后來,他關注中國人的“活法”,把體育報道的眼光從競技轉到日常生活、群眾體育,《早晨,北京的老人們》、《無剪輯錄音》、《國人之余暇》等特稿至今讀來仍有新意。

他的同學也都成為影響中國傳媒界的人物:新華社總編輯何平、中央電視臺副臺長王庚年、中央電視臺副總編輯孫冰川、北京青年報總編輯張雅斌、中國財經報副總編馬向伍、中青在線CEO劉學紅。

葛兆光和他的同學,大多數就職教學科研機構。雖然“終日與故紙堆相伴”,但是作為打上歷史標簽的77級,他們密切關注著社會生活領域里的變化,“我們那一代人始終在歷史漩渦的中心里打轉,在那樣的環境里成長起來的人,最大的特點是不僅僅關心學院里面的事情,學院外面的事情,你也要有關懷!”

他力倡學術通俗化、故事化,力挺學者上電視,號召學術高手們來做這個工作,“我們有些高手還是把自己束之高閣,懸掛在高高的云端,這是不對的。我做思想史研究,特別關心真正傳達到民眾那里,成為影響和指導生活世界的思想,而不僅僅是在學院里的那些東西。”

當年不知“古典文獻專業”為何物的他,慶幸自己通過北大嚴格的訓練,“找到了一個自己喜愛的研究方向”,那個時候還看不清楚的未來,在日復一日的學習探究中漸漸明朗。20年來,他著述甚多——《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兩大卷的《中國思想史》《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等等,論著被翻譯成多種外文,并獲第一屆中國圖書獎、第一屆長江讀書獎、第三屆與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提名。2007年3月,他辭別清華大學,就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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