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圖片 視頻 音頻 書簽 博客 論壇 舊版入口
標  題
作  者
正  文
簡  介
不  限
   
 
   
     
 
 
·呂端大事不糊涂..
·文革中自殺的女..
·張愛萍文革挨整..
·顧保孜:彭德懷..
·楊奎松:馬、恩..
·于繼增:鄧小平..
·章劍鋒:“文革..
·尹家民:受困于..
·曾彥修:微覺此..
 
 
·錢鋼:從唐山大..
 
專題特輯  /  懷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電子雜志  /  背景參考  /  投稿
  網上紀念館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譜  /  耀邦著述  /  手跡文物  /  故居陵園  /  視點

  您現在的位置是:首頁 >> 背景參考 >> 背景分析
凌步機:有關中央紅軍長征決策和準備兩個傳言的辨析
作者:凌步機      時間:2019-06-20   來源:
 

提要:近些年廣泛流傳著兩個有關中央紅軍長征決策和準備的傳言:一是說莫雄將一份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紅軍“鐵桶合圍”絕密計劃交中共地下黨員項與年送到瑞金,促使中共中央決定中央紅軍撤離蘇區突圍長征。經史料查證,蔣介石在1934年10月制訂對中央蘇區的“鐵桶合圍”計劃、蔣介石在1934年10月初在廬山召開“絕密”軍事會議、莫雄參加蔣介石的“絕密”軍事會議等說法均不符合史實。中央紅軍主力準備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的決策,最早是1934年5月下旬在博古主持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出的。二是說長征前夕毛澤東在于都致信博古要求留在蘇區,周恩來得悉后連夜從瑞金趕往于都說服毛澤東參加長征。事實上長征前夕毛澤東確實在于都何屋給博古寫過一封密信,但時間是1934年9月下旬,而此時中央書記處已經決定項英留在中央蘇區領導游擊戰爭。有關周恩來連夜趕至于都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一事可信度也極低。故這一傳言在缺少文獻資料直接證明之前亦不可取信。

作者簡介:凌步機,男,中共贛州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原副主任,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特聘教授。(江西贛州  341000)

近些年來,有關中央紅軍長征決策和準備的兩種說法,在社會上傳播得沸沸揚揚。其一,是說1934年10月(有些人寫文章說9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對中央蘇區實行“鐵桶合圍”。參加會議的國民黨德安專員莫雄,將獲得的這一“絕密”軍事計劃交給中共地下黨員項與年。項與年冒死趕至瑞金,將這一“絕密”情報交給周恩來。周恩來等獲得這一情報后,果斷決定中央紅軍主力實行突圍轉移。其二,是說中央紅軍長征前夕,毛澤東在于都寫信給博古要求自己留在中央蘇區,并要求將紅九軍團留在蘇區與他一起開展游擊戰爭。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后連夜從瑞金趕往于都,與毛澤東徹夜長談,說服毛澤東同意參加長征。這兩種說法,都事關中央紅軍長征決策和準備重大史實,是真是假,必須辨析清楚。

一、是莫雄和項與年送交的“絕密”情報才促使中共中央決定中央紅軍主力進行突圍長征嗎?

筆者在網上搜索有關這方面的信息,發現相關文章大多是根據莫雄回憶錄中有關這件事的記述為依據的。為了能將這個問題辨析清楚,現將莫雄有關此事的回憶抄錄于下:

1934年蔣介石進行第五次反革命“圍剿”已有一年,10月初,通知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東五省的省主席,各部隊司令、軍、師長、高級參謀等到廬山牯嶺開軍事會議。這是一次絕密會議,研究如何加速“剿滅”蘇區根據地的軍事部署,我因“剿共有功”,“考成第一”而被蔣介石特邀參加。會議在極端森嚴和保密之下進行的。蔣親自主持會議,具體事項由蔣南昌行營秘書長、行營第二廳廳長楊永泰負責。會議打算開一個星期,具體策劃和進一步貫徹其所謂“鐵桶圍剿”的方針,這是由法西斯德國顧問提出來的。計劃由一百五十萬大軍,包圍以瑞金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采用突然包圍的方法,包圍半徑距瑞金為三百華里……事實上這次“鐵桶圍剿”的軍事部署,在會議前早已進行了。

會議文件很多,足有三四斤重。內有包圍表、計劃書、指示命令等幾十份,還有蔣介石的語錄、指示匯編及其他小冊子,文件上都打有藍色的“極秘密”印記、并按名單編了號碼。

會議開了一個星期,結束時,蔣介石致閉幕詞,向與會者打氣……散會后,我返到德安保安司令部,征塵滿面,來不及梳洗,便召集劉啞佛、盧志英、項與年到辦公室。屏退衛兵,關上房門,把文件給他們看。他們飛快地看了一個多小時才看完。三人交換了眼色后,劉啞佛問我:“大哥!你說怎么辦?”我說:“還有怎么辦的?這樣危急,你們馬上拿去送上黨中央。”他們一齊站了起來,異口同聲而誠懇地說:“我們代表黨感謝您!”他們的話,引起我心頭一陣激動。隨后他們即指定項與年將這些絕密文件送到南昌我保安司令部后方辦事處,找到幾個精干的年青的地下黨員,將文件的主要部份全部密寫抄錄并馬上發電報報去黨中央。然后將稿件全部焚毀,將抄錄的密寫文件由地下黨同志藏在鞋底,化裝成老百姓千方百計送瑞金黨中央。兩個星期以后,黨中央率領的紅軍開始了轟動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后來項與年在外地不幸被捕,他為了維護我并沒有說出是我的參謀,經過地下黨千方百計營救,越獄逃跑,用磚頭磕破了四個門牙,化裝為乞丐,逃避敵人的耳目,通過重重封鎖歷盡艱險,歷幾個月時間,跑到延安。

【莫雄口述,莫棟梁、陳耀之、丘一中記錄整理:《莫雄:我與共產黨合作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31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4頁。1991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莫雄回憶錄》有關這件事的記述,大致與上述內容相同。】

筆者目前看到的相關文章,正是依據莫雄的上述回憶加工編寫而成,雖對一些史實說法各異(如有的文章說蔣介石在1934年9月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部署“鐵桶合圍”計劃,有的文章說項與年是1934年9月底將“鐵桶合圍”計劃情報交給周恩來的,等等),但主要事件、情節都大致相同。

莫雄的上述回憶,涉及幾個主要或者關鍵的歷史事實:一是蔣介石是在1934年10月制訂對中央蘇區的“鐵桶合圍”計劃,還是其它什么時間制訂的這個計劃(或類似計劃)?二是蔣介石在1934年10月初(或如有的文章說在1934年9月)在廬山召開過部署對中央蘇區紅軍實行“鐵桶合圍”的“絕密”軍事會議嗎?三是莫雄作為德安地方專員,是否有資格參加蔣介石的“絕密”軍事會議?四是在瑞金的黨中央在什么時候決定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突圍轉移?是否如莫雄所說,周恩來得到項與年送來的情報才果斷決定紅軍主力突圍轉移?對這些歷史事實,筆者依據自己所看到的歷史資料和認知,權作如下辨析:

第一,蔣介石是在1934年10月制訂對中央蘇區的“鐵桶合圍”計劃,還是其它什么時間制訂的這個計劃(或類似計劃)?

所謂“鐵桶合圍”計劃,實際就是蔣介石制訂的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計劃。國內外史學界毫無爭議的歷史事實是:蔣介石組織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始于1933年9月下旬。那么,按照一般的常識可肯定,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軍事“圍剿”計劃,在1933年9月以前就已經制訂好了,否則,便無以發動如此大規模的“圍剿”行動。史書記載如下:

國內關于紅一方面軍史最權威的著作,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編審委員會編寫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該書是這樣記載的:1933年5月,蔣介石撤銷了贛粵閩邊區“剿共”總司令部,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5省軍政事宜,并在美、英、日等帝國主義的支持下,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的各項準備:第一,繼續推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針,實行軍政一體化。第二,推行“堡壘政策”,對中央蘇區進行嚴密封鎖,并在南昌行營內設立了碉堡專課(即第六課),專門擔任碉堡設計指導事宜。蔣介石還把中央蘇區及其鄰近地區劃分為8個筑碉區,又將撫、贛兩河間劃分為7個碉堡群區,并分別派員“選筑碉堡”。據統計,1933年10月以前江西全省有碉堡1157座,到1934年2月增至6053座(包括碉樓、堡壘、橋頭堡、護路堡、圩寨等);至同年10月,已增至14294座。與此同時,蔣介石還對中央蘇區進行嚴密的封鎖,把江西全省劃為封鎖區域,在各縣城、重要圩鎮,均設封鎖機關,在所有的關隘津卡,構筑碉堡,密布巡探,嚴加盤查,斷絕行人,切斷蘇區同外界的一切聯系,嚴禁蘇區的糧食、鎢砂等輸出,嚴禁國民黨統治區的食鹽、布匹等日常必需品輸入。厲行糧食、食鹽、食油等配給制,斷絕蘇區的物資接濟,并頒布了嚴格的法令,禁止商人同蘇區人民進行貿易,凡查獲商人私運者,即以“通匪”論罪,處以極刑。此外,還組織大批反動武裝,毀蘇區的青苗,割蘇區的谷子,企圖使蘇區人民“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蔣介石:《剿匪手本》。】,以“促其內潰”【王多年主編:《國民革命戰史第四部:反共戡亂(上篇)》第4卷,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版,第5頁。】。第三,舉辦廬山軍官訓練團,提高軍官反共的信心和作戰指揮能力。第四,同美、英、日等帝國主義勾結,乞求援助。第五,改編部隊,適應山地作戰。至8月底,“圍剿”中央蘇區的北路軍多數部隊先后改編完畢,大致分為3團、4團、5團制3種師。同時,蔣介石還在南昌、武昌、洛陽、杭州等地設立新兵訓練處,擬訓新兵150至200個團,以不斷補充其“圍剿”軍主力。【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編審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400頁。】

國內以研究蔣介石著稱的史學家楊樹標先生,1989年著寫出版《蔣介石傳》。書中寫道:1933年“6月2日,蔣介石在廬山主持了牯嶺會議后赴南昌。8日,在南昌行營召開了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事會議,‘研討剿匪戰爭經驗,分析匪軍狀況,指示對匪徹底封鎖的作戰方針’【《蔣總統密錄》,第2097頁。】。在會議期間,蔣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個講話,甚至一天兩個講話,先后作了題為《五省剿匪軍事會議的使命》《剿匪戰機述要》《參謀業務與剿匪要訣》《健全組織與寶貴時間》《參謀業務及其應有修養》《此次會議之心得與今后應有之努力》《信仰統帥及戰斗心理之重要》和《推進剿匪區域政治工作的要點》等八個報告。”“五省剿匪會議之后……蔣介石為了集中訓練他的軍事指揮官,專門在廬山開辦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陸軍軍官訓練團。”【楊樹標:《蔣介石傳》,團結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231頁。】“1933年8、9月間,蔣介石完成了‘圍剿’的準備工作,將進剿的部隊分為北路軍、西路軍和南路軍三路,北路軍為主力。8月16日,他致電熊式輝、賀國光說:‘北路軍進剿準備,務限九月廿日以前,一律完畢。’……10月17日,蔣介石以戰守字第213號令,指示各部隊行動綱要。北路軍根據行營‘圍剿’計劃,下達作戰指導,第五次‘圍剿’我革命根據地的行動正式開始。”【楊樹標:《蔣介石傳》,第238-239頁。】

以上史書記載說明,蔣介石所進行的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準備工作,大都在1933年9月以前完成。試問,如果尚未制訂對中央蘇區“圍剿”的周密計劃,上述準備工作能有條不紊開展并一一落實嗎?既如此,又何來蔣介石在1934年10月再來制訂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所謂周密的軍事行動計劃呢?須知此時國民黨軍歷時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圍剿”已近結束,要是蔣介石遲至此時才制訂出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足有三四斤重”的軍事行動計劃書,豈不貽笑大方?至于蔣介石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計劃,是否稱之為“鐵桶合圍”計劃,到目前為止,筆者尚未見國內(包括臺灣)歷史研究機構或歷史學者編著的有關史書、文章有如此稱謂。這恐怕是莫雄先生自己杜撰的吧。

第二,蔣介石在1934年10月初(或如有的文章說在1934年9月)在廬山召開過“絕密”軍事會議嗎?

答案是否定的。據楊樹標所著《蔣介石傳》和李勇、張仲田所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李松林、齊福麟、許小軍、張桂蘭所編《中國國民黨大事記》(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出版)記載,1934年7月至9月,蔣介石在廬山親自主持舉辦第二階段的國民黨軍官訓練團。3個月共舉辦3期,主要內容是對國民黨軍官進行所謂“軍人魂”的精神教育,沒有更多涉及軍事問題。第一期7月9日開學,7月底結束;第二期8月6日開學,25日結束;第三期9月9日開學,27日結束。在這3期當中,蔣介石一共給參訓學員講話29次。講話主要內容就是向國民黨軍官灌輸法西斯思想。第三期訓練團結束后,蔣介石于10月4日偕宋美齡離開廬山前往武漢。

臺灣學者呂芳上先生依據《蔣中正日記》、《蔣中正總統文物》、蔣中正文電等檔案資料主編的《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2014年12月臺灣“國史館”出版),對蔣介石1934年9月至10月上旬逐日活動,更有詳實記載如下:

9月1日:通電各省主席,為減輕旱災影響,宜采取相關措施。

9月2日:分別與顏惠慶、孔祥熙談外交、財政等問題;電蔣伯誠西南方面有謂五全大會召集之目的為解決總統問題,系屬謠言。

9月3日:電復汪兆銘告以劉湘與法國訂約修筑成渝鐵路一案,應探查實情;電復陳肇英關于福建煙館、賭場及花會之處置;手諭陳誠教育訓練之方法;聽王蕓生講日本史及與黃郛談“倭禍”有感。

9月4日:手諭陳誠派教官講演四個題目;電責蔣鼎文進剿成績不力,以東路向河田、長汀前進,須十分穩重;不信診斷有肝病;認為非先平兩粵,無以定國安民。

9月5日:日記記曰:“第九師進攻受挫,東路計劃不能如期進行矣。”

9月6日:電蔣鼎文第九師固守待援,并抽調部隊至前方,再用大炮飛機協同轟炸共軍碉堡;為共軍攻陷安徽太湖縣,電張學良鄂東部隊應重新配置部署;又電令陳紹寬派軍艦巡邏;通令行營所屬各機關、部隊,重申不得辭職與革職了事;電朱培德等軍事機關官長,審核公事勿擱置延誤。

9月7日:電復汪兆銘上海郵工經勸導已復工,若繼續行動,將采取嚴厲之處置;電復黃慕松盼盡力疏解,使班禪安然回藏;電復邵力子,于右任以監察權既受限制,決定出國,望勸慰之;離開牯嶺,至九江乘艦,經田家嶺,晚泊大冶港。

9月8日:自大冶乘艦東下,經九江湖口換船,晚至廬山軍官訓練團宿。

9月9日:主持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三期開學典禮,講“總理首次革命紀念暨本團第三期開學之意義”;電蔣鼎文共軍必求擊破東路,故準備未完成前,應加強工事,并向其佯攻;又電顧祝同飛往龍巖指揮;電桂永清教導總隊之補充與訓練應加緊實施等;電復龍云盼能電告劉震寰銜胡漢民命至云南所說內容。

9月10日:主持廬山軍官訓練團總理紀念周,講“軍隊教育之要旨”;電復何應欽不宜遽行調中央軍入川。

9月11日:于廬山軍官訓練團講述“大學之道”;電曾養甫筑路經費向農民銀行抵借,又在公路車站及名勝各處應設有公共廁所;電張治中此次飛行訓練應特別嚴格、軍校課程應增設東亞史地。

9月12日:電俞大維有關訂購炮彈及部隊防空教范等事宜;電陳果夫電影宣傳與教育盼能限期促成并應指定專辦之人;電復楊端六軍委會第三廳對于審計部宜為形式上之匯轉核銷,查照備案即可;電令川中各將領,死守巴河附近陣地,倘再擅退,必予嚴懲;思考日俄開戰時,日本可能對中國采取的態度;與劉文島談義(意)大利之制度與墨索里尼之集權。

9月13日:電詢俞大維鋼盔能否自制,如能自制應特制式樣;通電各省市長防空演習之重要,并請在各省市籌設防空學會;又電朱培德、唐生智籌辦中央防空委員會。

9月14日:分電孔祥熙、陳慶云速訂與德國與義(意)大利飛機制造廠合同;電復陳濟棠五全大會之召集格于黨章,不應因少數人反對而轉變。

9月15日:對廬山軍官訓練團續講“大學之道”;電劉文島所聘義(意)國顧問,政治與黨務兩種顧問最為重要。

9月16日:電汪兆銘、孔祥熙請維持川省金融,并詳加核議;聽取楊杰赴歐考察報告。

9月17日:主持軍官訓練團總理紀念周,講“整理軍隊的要點與社會環境的關系”;電陳調元、趙觀濤防堵共軍羅炳輝部辦法,又電韓復榘請協助清剿;電詢黃郛日人失蹤及天壇附近種植藥物事;電復張學良青年黨潛伏東北軍中,實可焦慮,應予清除。

9月18日:赴廬山軍官訓練團講“軍人精神教育釋要”;電川中各將領同心協力,固守規定各要點陣線;又電楊虎城飭陜南各軍乘虛襲擊共軍。

9月19日:電請閻錫山本月內撥八團兵力至江西;電王家烈嚴督所部與湘桂軍切實聯絡堵剿賀龍與蕭克部;乘艦由湖口至九江,晚回湖口后游石鐘山。

9月20日:電劉文島有關聘義(意)大利海軍顧問事;電熊式輝軍事整理之重要者,并令督察江西沿江各縣縣政;電朱培德軍事各專校最好在相近之處;電曹浩森以后軍事機關所購外國機械,交購料委員會審核承辦;電陳儀嚴令各縣趕筑碉堡,切實組織;由湖口到彭澤,再乘原艦回九江,夜到牯嶺;研究陽明學說與孫文學說之差異。

9月21日:電顧祝同、蔣鼎文責高級將領未能切實督率;電趙觀濤等剿共方略。

9月22日:電顧祝同等共軍第一軍團仍在東路,應作相關部署;研究英國與日本、蘇俄間的關系。

9月23日:至廬山軍官訓練團講“軍事教育應用天然景物之重要”;電黃慕松注意英國挑撥中央與西藏的關系。

9月24日:主持軍官訓練團總理紀念周,講“軍人應確立革命的人生觀”。

9月25日:電俞濟時、伍誠仁前方部隊應小心埋伏與夜襲;電顧孟余轉飭平漢、隴海、道清三鐵路局對于中原煤礦酌量減輕運費;思考國家存亡之理。

9月26日:至廬山軍官訓練團講“利用天然之要義”;致函盛世才說明中央立場,并盼其靠依中央,同時多方羅致忠誠廉干人才赴新佐治。

9月27日:主持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畢業典禮,講“對軍官團各期學員精神講話之綜合要點”;電詢顧祝同等是否照戰略占領河田,又提示東路此后前進應顧慮之點。

9月28日:電張學良關于共軍之清剿部署與側重六安、霍山與潛太地區;電孔祥熙軍需署積欠虧空款項擬向中央銀行借支;自海會寺出游,晚回牯嶺。

9月29日:電示衛立煌、趙觀濤,如共軍向南第八十五師應在常山或廣豐堵剿。

9月30日:電復蔣廷黻,已電孔祥熙告駐華俄使,俄方可逕與接洽。

10月1日:電示趙觀濤等轉令各團營連長射擊共軍之優先目標;電告俞大維,軍用化學廠可否與英、德洽商合作,又可與義(意)政府交涉派員學習防空;電告谷正倫有關《大風報》造謠一事;電汪兆銘商討懷柔盛世才與對俄策略;電復汪兆銘,陳濟棠游移于胡派與中央之間,對陳、對胡是否分別應付,尚有研究余地。

10月2日:電陳調元、趙觀濤浙皖邊境堵剿共軍計劃;電復汪兆銘擬派王寵惠赴粵。

10月4日:電陳誠進攻石城之部署;電汪兆銘轉令北平市將第二屆參議員選舉展緩一年。

10月6日:召集在武漢各將領會議,指示鄂豫皖三省剿共事宜。

【以上均據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臺灣國史館2014年版,第408-422頁。】

上述大陸與臺灣學者研究成果及出版之有關史書記載,清楚明白地說明:1934年9月至10月上旬,蔣介石在廬山根本沒有召開過部署“圍剿”中央蘇區的大型“絕密”軍事會議。

第三,莫雄作為德安地方專員,是否有資格參加蔣介石的“絕密”軍事會議?

答案也應該是否定的。研讀相關資料可以發現,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絕密軍事行動的部署,一般都是其身邊親信參與策劃制定,然后個別下達命令。如:1934年5月1日,蔣介石致電其東路軍總指揮蔣鼎文說:“廣昌既已占領,此后朱匪主力必向東路襲擊,望迅將舊縣與新泉碉堡線完成后,抽各師主力速筑龍巖至新泉公路,完成后再向連城逐步推進,故此時進展不必過急,但龍新公路務趁此半月工夫限五月卅日完成通車。各師筑路部隊應分段定時與工程期限,皆應由總部負責規定令行,并隨時督理毋使延誤。”8月27日,蔣介石又致電賀國光、顧祝同、蔣鼎文說:“東北西路軍預定九月份進剿到達之線,東路軍到達長汀城,北路軍到達石城、古龍崗與興國之線,為要。進剿部署與日程,盼詳告。”10月4日,又致電賀國光轉陳誠說:“中意克復石城后,留湯縱隊守石城,同時使羅縱隊主力急轉于頭陂,迅占胡嶺嘴,使與攻克石城日期相差無幾,或進攻石城時以湯縱隊任主攻,而令羅縱隊為總預備隊,一佚石城占領,即可轉移兵力,不致誤時也。”10月9日,蔣介石又致電陳誠說:“欲促進戰局之以早結束,則東路應增加兵力,如能將第四與第八十九兩師由湯帶領東移,則東路可單獨向長汀、瑞金進展,一面北路軍占領寧都與薛路會合后,即可由寧都與東路軍由長汀會占瑞金,可免石城與長汀線之兵力與時間也。如該兩師不便調往,則調第八與八十八兩師亦可,而現駐資金溪之一師,屆時仍可調回廣昌以南地區也。”【楊樹標:《蔣介石傳》,第241-242頁。】考察1934年5月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進攻部署,基本上是按照蔣介石上述電報指令展開的。退一步說,即使1934年10月初蔣介石要在廬山召開什么“絕密”軍事會議,也絕不可能愚蠢到大張旗鼓地讓一個跟中央蘇區沒有什么關系的德安地方專員(莫雄所管轄各縣為閩浙贛蘇區和湘鄂贛蘇區邊沿區域)與會。如果說地處廬山腳下的德安專員莫雄可能參加過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的什么會議,也可能只是奉命去聆聽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的哪一次訓話;莫雄如真得到許多關于國民黨軍“圍剿”中央蘇區的部署,也只不過是一堆故紙罷了。

第四,在瑞金的黨中央什么時候決定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是否如莫雄回憶中所說,他與項與年等獲得“鐵桶合圍”情報后“兩個星期”,周恩來等果斷決定紅軍主力突圍轉移?

現有史料明白無誤地說明:中央紅軍主力準備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的決策,最早是1934年5月下旬在博古主持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出的。這次會議對中央蘇區今后的反“圍剿”斗爭,提出了兩種可能性向共產國際報告:一是紅軍主力“留在中央蘇區,轉入游擊戰爭,將其作為我們斗爭的最重要方法”;二是堅決“保衛中央蘇區到最后,同時準備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一個戰場”。【《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頁。】中共中央將會議討論的意見報告給共產國際遠東局。對于這兩種可能性,共產國際遠東局政治代表埃韋特認為“不應把[中共]中央指出的兩種可能性截然對立起來”,他主張紅軍應留一部分主力在蘇區組成游擊兵團保衛蘇區,而“我們的基本力量,只有在實行保衛的各種可能性都用盡之后并且在保存著我們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況下”,才應撤出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1934年6月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29頁。】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政治代表埃韋特,都各自將上述意見報請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審議。

1934年6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埃韋特和中共中央,“我們完全贊成你們目前根據對形勢的正確評價而實行的計劃”,并指出:“爭取保存中央蘇區的前途,是與在外部地區、在交通線上和靠近敵人設防地區的后方廣泛開展游擊戰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不這樣大規模地開展游擊運動,在蘇區內,機動能力非常有限的軍隊的處境,到今年秋季敵人發動新的攻勢,作出最后努力來突破蘇區的防線時,就會發生危機。”共產國際來電指示說:“但是在夏季,紅軍若竭盡全力,是能夠采取主動把業已形成的不利形勢改變為有利的。為此,必須完成兩項任務:(1)為防備不得不離開,要規定加強在贛江西岸的基地,同這些地區建立固定的作戰聯系,成立運糧隊和為紅軍建立糧食儲備等;(2)現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隊經福建向東北方向發起戰役,以期最后這些部隊成為將來閩浙皖贛邊區蘇區的骨干力量,現在四省邊境地區就有可觀的游擊行動和第10軍的核心力量。這次戰役,威脅蔣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線,對保存中央蘇區和便于其余部隊向湖南方向撤離(如果我們不得不這樣做的話),都具有很大的意義。”電報還指出:“動員新的補充人員的過程證明,中央蘇區的資源還沒有枯竭。紅軍作戰部隊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緒等,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擔心。如果說主力部隊可能需要暫時撤離中央蘇區,為其做準備是適宜的,那么這樣做也只是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埃韋特和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6月16日于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43-144頁。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中說:“國際六月二十五日來電曾經這樣指出: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并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后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遵義會議決議所說的“國際六月二十五日來電”,實際上指的就是共產國際6月16日致埃韋特和中共中央的這個電報。】

共產國際6月16日來電,實際上同意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紅軍主力在必要時撤離中央蘇區的決策,并且強調:一是必須從現在起就開始為將來的撤離做必要的準備;二是必須派出一支強有力部隊“經福建向東北方向發起戰役”,以牽制敵軍;三是紅軍主力必要時“向湖南方向撤離”;四是“中央蘇區的資源還沒有枯竭”,紅軍還可以在中央蘇區堅持一段時間,為紅軍主力撤離蘇區贏得準備時間。

中共中央書記處接到共產國際的這個電報后,即成立以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具體籌劃戰略轉移的行動計劃。“三人團”原來將紅軍主力開始戰略轉移的時間定在1934年10月底至11月初。但是,1934年8月27日,蔣介石在廬山致電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和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要求“圍剿”中央蘇區的“東北西路軍預定9月份進剿到達之線,東路軍到達長汀城,北路軍到達石城、古龍岡與興國之線”【轉引自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頁。】,并要求立即將“進剿部署與日程”詳細報告給他。中革軍委從破譯的國民黨軍電報【[德]李德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08頁。李德說:“我們從破譯的電報中獲悉(這對我們來說當然是極其重要的情報),蔣介石指示把發動新的大規模進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約一個月。”】獲悉國民黨軍的這一進攻部署,發現國民黨軍已大大加快了進攻步伐。根據這一新的情報,“三人團”決定加速做好突圍轉移的準備工作,并將開始突圍轉移的時間相應提前一個月。

1934年9月17日,博古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電報,報告了中央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的行動計劃。電報說:“[中共]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我們的總計劃決定從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對廣東的力量實施進攻戰役。最終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全部準備工作將于10月1日前完成,我們的力量將在這之前轉移并部署在計劃實施戰役的地方。我們期待……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決定。”【《秦邦憲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34年9月17日于瑞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251頁。】9月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回電中共中央說:“考慮到這樣一個情況,即今后只在江西進行防御戰是不可能取得對南京軍隊的決定性勝利的,我們同意你們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9月30日于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256頁。】共產國際的這個電報,正式批準了中共中央關于紅軍主力撤離蘇區突圍轉移的行動計劃,并提醒要在撤離的同時在中央蘇區及閩浙皖贛等蘇區積極開展游擊戰爭,以牽制和迷惑敵人。

上述歷史事實十分清楚地說明,中共中央關于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決策,絕不是因為得到了莫雄派項與年送來的情報才作出決定的。

現在不少人寫文章都說項與年得到莫雄的材料后,先用了許多時間閱讀并濃縮密寫成情報,然后從南昌出發步行前往瑞金,途中項與年還敲掉了自己的門牙,匆匆趕到瑞金后將情報交給周恩來;說周恩來得到情報后立即決定組織紅軍主力提前突圍轉移。我們姑且按莫雄回憶中的說法,給項與年算算時間:莫雄是1934年10月初得到“鐵桶合圍”計劃的。他將重達幾斤的“絕密”材料交給項與年等中共地下黨員,然后在南昌找到幾位年輕地下黨員抄寫成秘密情報,再由項與年徒步前往瑞金。我們知道,從南昌到瑞金,公路距離約600里,走山間小道可能不下700里,不要說夜間行走,即使是白天行走,順順當當也得7天以上時間,也就是說項與年趕到瑞金梅坑中革軍委駐地的時間,最早也是10月10日前后了。而這時,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中央政府等機關編成的中央紅軍第一野戰縱隊和第二野戰縱隊,已經從瑞金梅坑、九堡等地出發,向于都縣城北部地區進發;紅九軍團已于9月28日根據中革軍委電令撤離戰場開往長汀城郊和會昌珠蘭整頓補充,紅一、三、八軍團也已撤離戰場開往于都河北岸集結補充,準備渡過于都河出發長征了。

綜上辨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所謂莫雄1934年10月初獲得蔣介石“鐵桶合圍”中央蘇區“絕密”計劃,派項與年送往瑞金,周恩來等獲得這個“絕密”情報后立即決定紅軍主力撤離蘇區突圍轉移;說莫雄和項與年的“絕密”情報“挽救了整個中央紅軍,乃至于改寫了中國革命的整個進程”【李新華:《莫雄的個人命運與中國革命進程》,搜狐網2013年5月20日刊發。網址:http://cul.sohu.com/20130520/n376525572_2.shtml。】等等說法,都值得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二、毛澤東曾向博古提出不參加長征嗎?

前些年,博古的侄子秦福銓寫了一本《博古與毛澤東》在香港出版。書中爆料說,1934年10月初,毛澤東在于都給博古寫了一封密信,向博古提出他(毛澤東)不參加主力紅軍突圍轉移,要求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并且要求將紅九軍團留下給他指揮;說博古收到毛澤東的信后與周恩來商量,周恩來連夜趕到于都,與毛澤東徹夜長談,說服毛澤東隨主力紅軍轉移。秦福銓在書中描寫得很細,連周恩來的警衛員站在什么位置都有記載,似乎歷史依據非常充足。對于這一說法,國內有的學者還專門寫文章進行論證,認為秦福銓的說法確實可信。【羅慶宏、黃少群:《帶不帶毛澤東參加長征的兩種“版本”》,《炎黃春秋》2012年第10期。】有不少人也對這一說法相信不疑,或寫文章或作報告予以散布宣揚。那么,這個說法真實可信嗎?筆者的見解是:

第一,長征前夕,毛澤東在于都何屋確實給博古寫過一封密信,時間是1934年9月下旬某一天,而不是如秦福銓書中所寫是1934年10月初。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在他的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記載說:

九月下旬的一天,吃過午飯,我和班長胡昌保正在院子里打草鞋,聽見主席在叫班長和我,我們忙把稻草收攏了,就到了主席房間。主席臉色非常嚴肅,他左手放在桌子上,右手從桌角上拿起一封信來交給我,然后一字一句地強調說:“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們兩個務必于明天上午十點鐘前,送到中央局,交給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電話告訴我。信不能耽誤,你們倆現在就去粵贛省(引注:此處可能記憶有誤,應為贛南省)政府,找朱開銓審(巡)視員開一張特別通行證。拿到通行證馬上出發。到黃龍和小密一帶時,你們要特別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裝活動。出發前帶好火柴和汽油,若是發現敵情的話,胡昌保掩護,吳吉清用汽油燒信。這信無論如何不能落到敵人手里。知道了嗎?”

【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166頁。】

胡昌保和吳吉清接受任務后,按照毛澤東交待,辦妥手續,立即出發,第二天早晨7點多鐘安全抵達瑞金高圍馬道口村。吳吉清回憶說:

我和班長把主席交給的這封極其重要的信件,送給了博古。可是博古的態度很冷淡,只是漫不經心地接了信,也沒說什么。周副主席、朱總司令一見我們,就立刻詢問主席的病情,再三指示我們一定要好好照顧主席,讓主席早日恢復健康。并讓我們轉達他們對主席的問候。我們記住首長的指示,就打電話向主席報告:“信已于早晨七時半送到!”主席讓我們在瑞金休息三五天再回于都。

【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第167頁。】

毛澤東這封信的內容到底是什么?根據吳吉清的回憶,此信內容只有毛澤東和博古知道,也許博古給周恩來看過,此外沒有其他任何人看過。迄今為止,毛、博、周三位當事人沒有以任何方式正式向外披露過這封信的內容。這封信是份珍貴的歷史文獻,如果還保存在中央檔案部門,只有檔案部門將這封信的內容公開,才是最權威的證據。可是迄今為止檔案部門都沒有正式公布這封信,所以有關這封信內容的各種說法,都只是猜測,不足為信。也就是說,這封信的內容,至今仍是個謎。

第二,按照秦福銓的說法,毛澤東向博古提出不參加突圍轉移,要求留下紅九軍團第二十師(筆者注:紅九軍團當時沒有第二十師編制)和軍團長羅炳輝在蘇區開展游擊戰爭,交他指揮。這種說法的可信度極低。因為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軍事家,他對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面臨的險惡形勢應該完全清楚;對于中央書記處決定主力紅軍撤離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盡管毛澤東被排斥在決策圈之外,但他對中央的決策部署應該是心里明白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毛澤東,如果他主動提出不參加突圍轉移,就說明他對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失去了信心,因而才主動要求脫離中央領導層,準備另立爐灶。這不符合毛澤東的品德和性格。他不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

第三,毛澤東給博古寫信是在9月下旬。這時,中央書記處事實上已經決定項英留在中央蘇區領導游擊戰爭。項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5月下旬赴于都擔任贛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同年7月底奉命在于都領導組建中共贛南省委、贛南省蘇維埃政府,9月上旬奉命返回瑞金,9月7日被中央人民委員會任命為中革軍委代副主席。對于中央的安排和意圖,毛澤東應該是知道的。在這種情況下,他怎么可能在9月底向中央提出自己留在蘇區打游擊呢?秦福銓還在書中說,項英在9月下旬從于都寫信給博古狀告說毛澤東秘密來到于都,和正在集結待命的一軍團干部頻繁接觸,還召開了二次座談會,勞累過度病倒了,發高燒不退,請中央派傅連暲速來于都給毛澤東治病。這是隨意編造的內容。

第四,關于說周恩來看了毛澤東的信后,連夜從瑞金趕至于都與毛澤東徹夜長談,說服毛澤東參加長征一事,可信度也極低。理由有三條:

其一,從1960年代開始,于都縣對長征前夕毛澤東來于都一事,進行過反復深入調查研究;毛澤東的警衛員陳昌奉在1970年代初曾親自來到毛澤東當年的住處于都縣城北門外何屋,協助核實毛澤東當年來于都的相關史實。所有這些材料,包括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陳昌奉的回憶錄,都沒有提到過關于周恩來到于都縣城何屋來與毛澤東徹夜長談這件事。

其二,毛澤東是9月底給博古寫信的,據有關老同志回憶說,信發出后,毛澤東天天等著瑞金的答復。10月初,終于等到瑞金方面通知他回瑞金。當時正在于都縣擔任擴紅突擊隊隊長的劉英在回憶錄中寫道: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于都,考慮著怎樣完成第二次擴紅任務,突然,毛澤東同志出現在我面前。那時,他到贛南省委來巡視,住地離于都縣委近,我經常去請示、匯報工作。毛主席神情嚴肅地對我說:“劉英同志,告訴你,馬上回瑞金,有特別任務!”我不知道“特別任務”是什么,就說:“擴紅任務還沒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羅邁沒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隨便回去要挨批評哩!”……毛主席見我不肯走,也沒有再說什么,帶著警衛員先走了。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來,他對我說:“劉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別任務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在歷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4頁。】

隨后,毛澤東離開于都返回瑞金,召開中央政府各部門負責人會議,即所謂“青山會議”,安排中央政府突圍轉移有關工作。處理完這些事情后,毛澤東再次回到于都何屋協助贛南省委、省蘇政府做好相關工作。換言之,毛澤東接到瑞金通知返回瑞金的時間是10月初。而按秦福銓所說,毛澤東是10月初寫信給博古的,如果說周恩來確實從瑞金來到于都說服毛澤東參加長征,也就是10月初這幾天。而這幾天正是中央“三人團”指揮紅軍各軍團準備撤離戰場、開向于都集結最緊張、最關鍵的時刻,周恩來絕不可能花時間專程趕到于都來說服毛澤東參加轉移;如前所說,也沒有資料提到過周恩來在這幾天曾來過于都縣城何屋,與毛澤東徹夜長談。

其三,長征前夕,周恩來有沒有來過于都呢?《周恩來年譜》這樣記載:“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以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八萬六千余人,開始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在此之前,周恩來曾先期趕赴于都,選擇行軍路線,組織架橋,為大部隊行軍做準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頁。】這里說的10月10日“之前”,“前”到那一天呢?我們知道,從9月20日至10月初,周恩來是沒有來過于都的,因為毛澤東曾于9月20日在于都發電報給周恩來,報告于都、贛縣、登賢等地敵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頁。】10月5日,周恩來和朱德在瑞金與潘漢年、何長工談話,派他倆去尋烏縣羅塘與國民黨粵軍陳濟棠的代表進行談判。10月9日,周恩來接陳毅傷情報告后立即安排醫生為陳毅照X光片并為陳毅做手術取出大腿彈片,10月10日親自前往醫院看望陳毅。所以,如果周恩來真的從瑞金“趕赴于都”,也只能在10月5日至10月8日這幾天,或者是1934年9月20日之前。而10月5日之后,毛澤東已經離開于都回到了瑞金,周恩來怎么可能和毛澤東在于都徹夜長談呢?況且,《周恩來年譜》記載說周恩來先期趕赴于都,只是為“選擇行軍路線,組織架橋,為大部隊行軍做準備”,而只字未提他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之事。

所以,根據上述理由,筆者認為秦福銓所說毛澤東長征前夕在于都寫密信給博古請求留在蘇區打游擊一事,在缺少文獻資料直接證明之前,這一說法不可取信。

Analysis of Two Rumors ConcerningtheDecision and Preparation of the Central Red Army's Long March

Ling Buji

Abstract:Inrecent years, two rumors about the decision and preparation of the Central RedArmy's Long March have been widely spread. According to the first rumor, MoXiong had given Xiang Yunian a top secret plan of Chiang Kai-shek's"barrel closure" to the Red Arm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hichwas sent to Ruijin; prompting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decide that the CentralRed Army should withdraw from the Soviet Area and break through via the LongMarch.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ata, Chiang Kai-shek's formulation of the planof "barrel closure" for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n October 1934,Chiang Kai-shek's convening of the "top secret" military conferencein Lushan in early October 1934 and Mo Xiong's participation in ChiangKai-shek's "top secret" military conference were not in line withhistorical facts. The decision of withdrawing the main force of the Central RedArmy from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implementing strategic transfer was firstmade at the meeting of the Central Secretariat hosted by Bo Gu in late May1934.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rumor, Mao Zedong in Yudu had written to Bo Gu onthe eve of the Long March and required to stay in the Soviet Area. Upon hearingthe news, Zhou Enlai came to Yudu from Ruijin overnight to persuade Mao Zedongto take part in the Long March. In fact, Mao Zedong did write a secret letterto Bo Gu in Hewu Yudu on the eve of the Long March, but it was in lateSeptember 1934. At that time,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hadactually decided that Xiang Ying would sta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o leadguerrilla warfare. The credibility of Zhou Enlai's overnight talks with Mao Zedongin Yudu is extremely low. Therefore, this rumor is not credible until it isdirectly proved by the document literature.

Keywords:CentralRed Army; decision of the Long March; preparation of the Long March; strategictransfer; rumor; analysis

 

評論】 【加入收藏夾】【關閉
 
 

   
 
凌步機:有關中央紅軍長征決策和...
徐梅: 北大中文系77級:后來的蹤...
張維、張一川: 北大經濟系77級:...
張鷺、房一盟: 1969:打洞時代
李光耀:鄧小平決策對越自衛反擊...
祝華新:尋常看起落,瀟灑寫煙塵...
祝華新 :40年前的今天,“小草在...
 



查看>>所有評論
 
 

京ICP備06025827號  京公網安備110102006329    電話:010-82997384轉813  EMAIL:[email protected]

版權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免責聲明 

本網站署名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和立場,不代表本站觀點和立場。
本網站為公益性網站,如作者對本網站發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見,請立即和我們聯系。
 
黑龙江11选5开奖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