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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蓮:我的父親彭柏山
作者:彭小蓮      時間:2019-06-20   來源:
 

編者按:“彭柏山在解放戰爭時任三野24軍副政委,親自參加并指揮了淮海戰役。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宣傳部第二任部長,后被定為‘胡風反黨集團’成員。”

父親出事了

我生下來的時候,住在武康路100里弄。那時候,潘漢年住在我們對面的馬路。爸爸媽媽一直對潘漢年充滿了敬重。

1954年9月,一個星期天的下午,爸爸去潘漢年家下棋。夏衍有事到上海,也去看望他。在那里,夏衍看見了爸爸,他一時高興說:“胡風前些時候給主席上書了‘三十萬言書’,和主席討論文藝方針。書中還說你好呢。”

爸爸聽了以后,笑了笑,沒有搭話。

可是,今天當我們再去回想父親的沉默時,就會從這蛛絲馬跡里一點一點重新理解當時的氛圍。那次以后,王元化叔叔見到爸爸時,可以看出他心情很不好。爸爸跟元化叔叔說:“老胡太天真了。”

在東拉西扯一番以后,爸爸又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跟元化叔叔說話,突然冒出一句沒有前因后果的句子:“是皇帝,說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討論呢。”

記得1952年胡風在上海任“華東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的時候,有一次周揚到上海,他跟爸爸說,30年代在上海互相之間鬧了一些矛盾和誤會,現在希望能和老胡見見面,大家和解一下。爸爸聽了很感動,打了電話給胡風,請他一起到我們家來吃飯,媽媽特地在家里燉了一只老母雞,希望他和周揚聊聊,多一份理解。

爸爸在電話里向胡風解釋說:“我覺得周揚這次是有誠意的,你來吧。三十年代的那些事情,他不一定做得了主,其實你知道,是……是……他……的意思……”

很多話是不用說得太明白的,大家都會聽懂的。但是,爸爸和周揚等了很久,一直到大家把飯都吃完了,胡風也沒有來。

元化叔叔感慨地說:“我也相信周揚是有誠意的。聽說胡風后來還把這些事情寫到了‘萬言書’上,他實在是為你父親好,結果是幫了倒忙。”

“他,寫了什么?”

“他大概的意思是說你父親太天真,相信了周揚的挑撥,把矛頭直接指向上面,也就是指的主席吧……”

總之,在聽說胡風遞交了“萬言書”以后,爸爸已經感覺到一個很不好的預兆,但到底會出多大的事,爸爸是一點預感都沒有的。

一直到1955年4月,聶紺弩伯伯到上海的時候,專程跑來看望爸爸,然后,非常慎重地跟爸爸說:“聽說黨要整你了,你行動要多加小心啊!”

在媽媽留給我們孩子的回憶文章里這樣寫道,“柏山書生氣十足,坦然地笑著說:‘沒什么,有錯誤自己認識,深刻檢討就是了。’”

但是,就在爸爸聽到聶紺弩伯伯的轉告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胡風伯伯寫給他的全部信件拿了出來,整整六十多封。那些在戰爭年代的書信,一直鞍前馬后地跟隨著他,像生命一樣和他維系在一起的書信,爸爸把它們全部燒掉了。

爸爸燒毀那些書信,最初的動機只是想保護胡風伯伯。因為是胡風在三十年代帶領爸爸步入文壇,也是胡風把爸爸的作品和人一起推薦給魯迅先生,使爸爸成為魯迅先生的學生;不,不光是這些可以說清楚的實際利益。是在這些最表面的實際利益后面,爸爸和胡風的那一份真情,從孤島時期,抗戰時期,三年解放戰爭時期,一直到解放后,他們之間互相的理解、信賴、支持和感情,胡風的友誼已經成為爸爸生命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爸爸不能看著胡風伯伯受傷害……用媽媽的話說:“胡風是一個多真實的人啊,他什么時候會阿諛奉承,說假話?他給你父親的信上,一定對文藝界那些極‘左’和專制的事情提出了批評……”不能讓胡風受傷害,這是爸爸最終的信念。

在媽媽的回憶文章里寫道:

1955年初春,全市肅反委員會五人小組組長石西民去北京出席全國肅反會議。會后,毛澤東召見石西民。石說,上海沒有胡風分子,毛澤東很不高興,緊接著說道:“上海不是有一個彭柏山嗎?”

于是在1955年5月19日,在間隔聶紺弩伯伯由上海返京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媽媽說,凌晨兩點鐘的時候,有人敲我們家的門。爸爸和媽媽都醒了,他們都沒有說話,爸爸一定預感到了什么,那時候胡風已經被逮捕了。但是,媽媽全然沒有想到會有什么事情發生。我們家的老保姆起床,還是踢蹋著鞋跑去的。

可是,當她把門打開的時候,竟然嚇傻了,一時連話都說不出來,根本不敢多問,敞開著大門掉頭就向爸爸媽媽的臥室跑去。她一邊跑一邊喊叫起來:“彭部長,出事啦……”她猛地推開了爸爸媽媽的臥室:“警察,警察,門口站的全部都是警察,在我們家門口……”

爸爸坐了起來,這時警察已經站在臥室門口了。客廳里站滿了警察。在警察的監督下,爸爸穿好了衣服,押著走出了臥室。

媽媽跟到客廳的時候,看見爸爸站在屋子的中央,警察已經給他戴上了手銬,其他的警察拿出了掃描器在屋子里檢測,滿滿一屋子的人,卻靜得出奇。

爸爸被逼到客廳的墻邊,兩個警察看守著他。

媽媽不愿意讓孩子們看見父親被捕受屈辱的樣子,她把孩子都叫了起來,手里抱著我,再領著另外三個孩子走進保姆的房間。當時小鈞在學校住讀。

在搜查了一遍以后,警察沒有發現胡風的書信。于是,所有的警察都回到了客廳。

領頭的警察逼問父親:“把胡風寫給你的反革命信件全部交出來!”

爸爸冷靜地說:“沒有,一封都沒有。”

“你把它們轉移到哪里去了?”

“我沒有保存信件的習慣。”

“你畏罪銷毀反革命罪證。”

“我光明磊落!在部隊養成的習慣,輕裝行進。復信以后,就將來信毀了。”

我們的家被徹底查抄了,警察將爸爸全部的日記、讀書筆記、親友的照片、小說底稿以及在戰爭年代和母親的通信,滿滿地裝進一個大箱子,連同父親通通被帶走了。當時,父親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黨內任職最高的。

這是1955年的暮春。

爸爸被捕以后,最艱巨的是媽媽必須寫書面的揭發材料。

實在走投無路,媽媽去了黃逸峰伯伯家里。她一邊哭一邊說:“我怎么揭發啊,除了自殺,無路可走。”

“你為什么要自殺?”

“想不通,也受不了。這不是人過的日子啊。我不能昧著良心說柏山是反革命,我們結婚十幾年了,我要是發現他是反革命,我還會跟他過下去嗎?我確實揭發不了……”

“你的處境可以理解。可是你不能死,柏山的問題正在審查,不管他有沒有問題,你都不能死。你們有五個孩子,你要對孩子負責。”

“可是我不揭發,我怎么向他們交賬?”

“柏山和胡風見面的時候,你也一起去的嗎?”

“每次都去了,當時警衛員陳大悅也一起去的。”

“他們談話,你在旁邊嗎?”

“在旁邊。談的都是家常話。”

“你認真想想,把他們的談話詳細寫出來交上去,不就可以了嗎?而且警衛員也可以作旁證嘛!”

“好,這些我可以寫。”

“你寫,要實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實,也不要弄虛作假。”

“那是一定的。”

最后黃逸峰伯伯還叮囑媽媽說:“你要實事求是地寫啊!……”

不久,爸爸在監獄出事了。他走向了極端的抑郁。

開始的時候爸爸還敢于跟他們爭吵,他大聲地說:“解放戰爭還只是幾年前的事情,歷歷在目。我在粟裕將軍的指揮下,和皮定均司令一起打下淮海戰役,打過長江。轉眼這槍口怎么就已經轉向我了?”在這最后的叫喊里面,可以聽出有多少憤怒,冤枉……可是,再下去,這些聲音卻越來越低沉,最后進入一片沉默。他不說了,什么都不說了。他漸漸地明白了,誰也救不了他。誰也不能說話,即使是粟裕,在這個時刻,也必須保持沉默。

一天夜里,爸爸躲在被窩里,一直在那里蠕動著,一直動著。看守不斷地在向里邊觀察,不明白父親在干什么。他還是在那里動著……突然,看守乘他翻身過去,背對著監視的小窗口的時候,猛地開門沖進了監獄,掀開爸爸的被子,一把抓住他的手。只看見他把自己的襯衣撕碎了,撕成一條一條,把它們編結成繩子,結扎在一起。他似乎是下了決心,想清楚了……為了防止父親自殺,看守搬進屋子和他同住。

父親釋放歸來

父親出獄了。那是1956年底,我都快5歲了。記憶變得清晰起來,理解依然是簡單的。

記得那是1956年10月上旬,上海市委副書記陳丕顯突然通知媽媽,要找她談話。媽媽已經預感到要給爸爸做結論了,心里充滿著希望,又充滿著恐慌。于是在見陳丕顯之前,媽媽又去找黃逸峰伯伯商量。

黃逸峰伯伯看著媽媽,冷靜地說:“這次陳丕顯找你談話,看來是要給柏山的問題定性了。”

“你看會是什么結果?”

“我看會開除他黨籍……”

黃逸峰伯伯沒有把話說完,媽媽就“哇”地一聲哭了起來。“怎么可以開除他黨籍呢,他對革命是有貢獻的。我不同意。”

黃逸峰伯伯搖了搖頭,依然是平靜地跟媽媽說:“你最好不要對結論有任何意見。”

“為什么?”

“因為像柏山這樣的干部,市委是做不了決定的。結論是中央定的。你同意是這樣,你不同意還是這樣。到時候,說你態度不好,對柏山對你自己都不利。所以,你千萬要鄭重考慮。”

就在當天晚上,媽媽到陳丕顯家里。她步履沉重,腦袋漲得發疼,即使是這樣,媽媽還存有一線希望,希望黃逸峰的預感是錯誤的。但是,見到陳丕顯時,他開門見山地對媽媽說:“彭柏山是壞人,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你有什么意見?”

媽媽心里記著黃逸峰伯伯的囑咐,雖然是那么痛心,她還是咬著牙說:“我沒有意見,服從組織決定。”

陳丕顯微微一笑,說:“看來你的頭腦比彭柏山還清楚。”

顯然爸爸是為自己爭辯過,但是,這只會讓他的處境更糟糕。

但是由于父親的歸來,我們的家還是透出了五彩繽紛的顏色,透過這些顏色,我們看見的東西還是絢麗的。也許我們都太希望活下去了,都太向往過正常人的生活了,總之,我們大家都在那里欺騙自己,連我那么一點點大的孩子,都會感覺到父親回來以后,什么都變得快樂了。我們就在那個時候產生了信心,充滿了勇氣,覺得有奔頭了。

但是,母親那時候也會有這樣的感覺嗎?她比我們誰都清楚,事情還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中央給父親的案子做了決定:開除黨籍,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降級處分,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宣傳部同時交給母親一個任務,按期向部里匯報父親的所有言論以及行動。現在,日子更不好過了,監視父親的任務直接交給了母親。

背著這么殘酷的任務,扮演著這么惡劣的角色,我不知道母親怎么能帶著我們五個孩子活下來。不知道怎么會有人想出這些主意,這有多么可怕!

到母親去宣傳部匯報的日子了,她向組織上說:“我不愿意和彭柏山說話,因為他是反革命。我在考慮和他離婚。所以,他什么都不和我說。實在匯報不出任何東西。”

部里的領導跟媽媽說:“不管他犯了什么錯誤。黨歷來是以幫助、拯救他們為前提的。除非他們拒絕黨的幫助。你還是一個共產黨員,你的責任就是要幫助彭柏山。不要輕易談到離婚的事情,隨時向組織匯報他的言行。”

媽媽變得非常固執:“不,我早晚是一定會跟他離婚的。”

最終,媽媽打算離婚的消息傳到爸爸耳朵里。他什么都沒有說,他覺得自己對不起孩子,對不起母親,給大家帶來了那么多的苦難……但是,感情上,他是不是又一次被摧毀了?誰都不知道。連媽媽這么好的人,現在都有跟他離婚的想法了,都不再相信他了。他感慨地把這最壞的消息告訴元化叔叔。沒有回答……元化叔叔又能說什么?他最多慶幸自己的妻子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

有一天,爸爸想跟媽媽說說他最近的一些打算,媽媽跟他說:“不要想那么多了。”

父親疑惑地看著她,終于忍不住地說道:“你是不是覺得你嫁錯人了?”

媽媽再也受不了了,猛地從桌子前站立起來,哆哆嗦嗦地說:“你竟然對我說這樣的話,我帶著五個孩子是怎么過來的……?你心真狠啊!”

當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當我重新聽見元化叔叔在跟我說:“那時候,你媽媽口口聲聲說要和你父親離婚,我都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她說得那么真,我覺得像是真的。我和你父親有很多話,也不敢跟她說啊。”

現在已為時過晚,我說什么都不能讓父親感受到母親那種困境。從人們不由自主地需要交流,到不由自主地猜疑;恐懼——已經把我們逼向絕境。媽媽說:“我不說要跟你父親離婚,那每一次,我都向宣傳部匯報你父親的一舉一動?”

“你為什么非去不可呢?”

“因為我還是黨員。現在我明白了,當初你父親為什么說,我嫁錯人了……他怎么就那么糊涂?他不想想,我要離婚,按我的性格,還要跟組織上說嗎?他難道還不相信我?我要把他什么都匯報上去,我自己又有什么好日子過?我們有五個孩子……他怎么就能那么糊涂?”

“但是,你為什么不告訴爸爸,這是在演戲!因為宣傳部要你定期匯報?”

“我怎么敢把宣傳部的決定跟你父親說,萬一他又說出去。我會被開除黨籍的。我開除出黨,你們就更沒有好日子過了……”

“為什么會被開除黨籍呢?”

“宣傳部的決定,我能隨便說嗎?這是黨的原則。”

在那些日子里,對爸爸媽媽惟一安慰的是,還有一些老朋友,居然在那樣的時刻還敢來看望爸爸。當時的組織部長王一平來了。

那時候已經是1957年了,要求大家給黨提意見。他多么擔心爸爸會為自己的處理不滿,會有意見。運動就要開始了,他是部長,是黨的高級干部。他能和爸爸說什么呢?只有一句輕輕地暗示:“要釣魚了,不要說話。”

再看一眼王部長,一雙善良的眼睛,很久很久沒有人這么專注地看著爸爸了。已經來不及感動,他實在是被王部長說的八個字嚇住了。實際上,父親和王一平部長以前并不認識。是審查父親的過程中,他們真正了解了雙方的為人和人格。這以后,他們成了朋友。

那份寒冷是從陽光里散發出來的,在那直直地照在地面上的光線里。外面,人們卻烤得發熱了。大字報,大鳴大放,言論自由,像一片歡樂的海洋打著雪白的浪花沖上堤岸。大家都快樂地要說話,說真話。在那一片陽光里,所有的顏色都模糊了,都被金燦燦的光環點亮了。在一片閃光里,大家感覺到同樣地熱情,同樣地騷動。于是,已經不僅僅是母親和父親了,大家都會被卷入一個游戲的圈套。

當媽媽回憶起這些事情的時候,都感覺到一種后怕。幸虧是王部長幫助我們一家找到了游戲規則,我們在那迷宮似的路線中,看見了出口。

綿綿久遠的苦役

1959年的秋天,中央正式安排了父親,讓他去蘭州大學中文系任教授的職務。不管怎么說,雖然是遠了一點,但這畢竟還是爸爸喜歡的職業,他沒有說什么,就接受了安排。可是就在爸爸準備出發上路的時候,市委宣傳部卻送來了去青海的火車票,爸爸和媽媽都沒有準備,不僅僅是精神上的準備,就連物質上也沒有準備。上面的通知說,是讓父親立刻去青海師范學院報到,做圖書管理員。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沒有人回答,沒有人解釋。

流放的日子到了。

媽媽只能把所有的糕點票都為爸爸買了食品,那也只是用兩個小紙包就能包好的東西。最后分手的那天晚上,父親一直沒有睡著,他們倆擠在一張小破床上,爸爸非常感慨地跟媽媽說:“我現在才知道,你確實,從來沒有向宣傳部匯報我的事情。你多不容易啊……”媽媽什么都沒有說,甚至沒有問他,怎么會突然明白的。當時,媽媽難受得直想哭,直到離別的時候,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跟她說這句話。她心里有多痛苦啊,誰又能理解她的悲哀?誰又能為她分擔一份災難?

我拉著爸爸的手,媽媽為爸爸提著行李,爸爸自己也拿著一些東西,我們一起送他上北站去青海。我站在月臺上,看著他們倆在車上忙來忙去,一會兒站在凳子上,一會兒又在那里整理旅行袋。似乎他們有很多話要說,但是又怕說出口。在忙忙亂亂之中,隱隱地有一份默契,有一份很久很久以來沒有過的理解,有一份誰都害怕面對的現實。沉默。很多時候,讓人把感情釋放出來,會使人感覺輕松一些。但是,生活沒有給他們這個機會。

以后元化叔叔說:“你爸爸覺得自己是給充軍發配去的。他說,出了火車站,往北開,那火車一出潼關之后,就是滿目蒼涼啊。荒涼的大地。”

我問他:“你們也沒有通過信?”通過的,但是都燒了。他那時候,完全是充軍發配去的心情。火車上又是硬座,要坐三天三夜才到青海,腳都坐腫了。他說看見過了潼關之后非常的荒涼啊,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和人都隔絕了。距離這個家越來越遠……

在說話的時候,我一直看著元化叔叔,理解是從回憶開始的。

盡管這樣,母親和父親還是沒有讓我們過苦日子。

我們五個孩子的學費靠母親的工資怎么夠呢?每年的學費都是向皮定均司令借來的,然后媽媽慢慢地積攢著錢,等她差不多要還清的時候,又開始借下一學年的學費。皮司令總是跟媽媽說:“不急,你們先用著。”媽媽說:“我是有借有還,以后就再借不難了。”

冬天的時候,爸爸回來探親了。很久很久沒有看見爸爸,他的出現給我們沉悶的生活增添了一點光亮。我在那里大喊大叫,很少野出去了,下了課就往家里跑。媽媽在那個時候,也顯得比往常平和得多,她也笑著和我們說一些事情,家里又恢復了輕快活潑的氣氛。爸爸顯得又瘦又黑,媽媽買了好吃的給爸爸,要我們懂事,不要去吃爸爸的菜。爸爸說,他一個人吃東西,多沒意思啊,吃了這一頓也不會馬上長成一個胖子嘛。我們一家人,又能夠擠在方桌子前一起吃飯了,孩子們在一起,就開始吵架。爸爸總是寬容地在邊上笑笑,從來不為我們勸架。

皮司令從北京開完會回福州,特地從上海過。他說要來看看爸爸。皮司令跟爸爸說:“一下火車,那些將軍們都提著大包小包往外走。他們問我上哪里去,我說啊,‘你們都去看熱的,我是去看冷的。’”說完,爸爸媽媽都哈哈大笑起來。事后,爸爸還把這個笑話告訴了元化叔叔。離開我們家的時候,皮司令背著爸爸送給媽媽五十塊錢,要媽媽多保重,這個家就全靠她了。

元化叔叔說,他們也有過那么快樂的片刻。他說:“也是他從青海回來的一次,大家都很苦啊。我那時候還有點錢,我就拿了點錢,我說:‘柏山,我們到個什么館子里去吃一頓。’他說:‘不要了,不要了,還吃什么。’但是后來,我們兩個人還是到了一個小館子里去吃了一頓飯。惟一的比較高興的時刻,就是這樣啦。”

那是1961年的冬天,饑荒越來越嚴重。大家的臉都因為營養不良而變得腫腫的。青海就更糟糕了,各單位開始實行人員精簡,讓大家自找出路。城市里的居民很多下放到農村去了。因為爸爸是突然被塞到青海師范學院去的,所以他的檔案沒有跟著人一起寄到那里。沒有人搞得清楚這個圖書管理員是怎么回事,只覺得有這樣一個人在那里,多拿一份工資真是多一份累贅。于是,學院黨委書記找爸爸談話說:“你可以自找出路,哪里要你,你就到哪里去吧,我們放你走。”

爸爸感到一份無奈,不知該怎么答話。像他這樣的人,誰敢要他?他怎么可能自己去找工作呢?于是,他寫了兩封信。一封寄給中央宣傳部部長周揚,一封寄給皮定均司令員。把自己的處境告訴了最信任的老戰友。他在里面還附了一封給省委書記葉飛的信。希望他們共同幫助解決他的工作問題。這時候,皮定均伯伯再一次為父親的事情奔走、努力。葉飛也立刻請示了陳毅副總理,獲得陳老總的同意后,他將爸爸的工作問題拿到省委常委會上討論了。副省長賀敏學叔叔首先表示歡迎爸爸,南邊幾乎都是三野的人,所以一致同意接受爸爸到福建。然后,福建省委直接向中央宣傳部提出。當時分管中宣部的人事、組織工作的正是周揚,他就下了調令,將爸爸安排到福建廈門大學中文系任教。

到了1965年,正值福建進入一級戰備,炮轟金門。臺灣在說要反攻大陸。學校有幾個教師問爸爸,說你是有作戰經驗的,你倒是說說,臺灣會打過來嗎?爸爸說:“戰爭不是那么簡單,他們不敢。”就是這12個字,不知道是誰向校黨委匯報了,那時候校方的院黨委書記未力工和系里的黨總支書記沈靜是在密切注意著爸爸的,現在父親的“罪狀”終于成立了。說他是在“反對中央的精神,和蔣介石唱一個調子,麻痹革命群眾的備戰思想,破壞戰備。”接著,校方寫了報告直接遞到中央宣傳部,然后中宣部的內刊《宣傳通訊》刊載了。羅瑞卿看了,立刻批示:此人不適合在前線。

10月中旬,中央教育部直接下令:調離彭柏山去鄭州市河南農學院工作。調令一到,校領導立刻讓他離校,一天都不能多留。同時跟他說,對他在廈大四年的工作,不做任何鑒定,走時不準通知任何學生,不許大家為他送行。

生活中最后的寄托

1965年的秋天。

夜里的時候,父親突然回家了。那天既不是假日,也不是出差,可是父親帶著幾件簡單的行李回來了。我光著腳就往門口跑,媽媽站在那里等待著,顯然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沒有告訴我們。爸爸媽媽見面了,顯得很冷靜,他們互相看了看,停頓了一會兒,媽媽才問爸爸:“還好嗎?”

爸爸說:“還好。”

“這么快啊。”

“是啊,連鑒定都沒有做,就讓我動身了。”

“東西呢?”

“沒有多少東西,都托運了。”

我大叫著:“爸爸,你在家里住幾天啊?”

母親回頭看著我,惡狠狠地說:“回去睡覺,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老是在那里打聽。回去。”

我怏怏地看著母親,爸爸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腦袋說:“崽,快去睡覺,明天我們還會再見面的。”

第二天,我中午放學回家吃午飯的時候,父親還在。他看了我的三篇作文,然后我聽見他在對媽媽說:“孩子真的長大了,文章寫得有板有眼。特別是那篇記敘文,感覺寫得很好,很真實。”

吃午飯的時候,媽媽為爸爸燉了一只老母雞,爸爸為我和小梅一人碗里放上了一只雞腿,還為我們舀了一大瓢雞湯,也算是對我的獎勵。媽媽很不高興地跟父親說:“這雞不是買給她們吃的。她們以后有的是機會吃。你自己多吃點,吃了好上路。”

這時,我變得懂事多了,我沒有埋怨媽媽。我知道,我不該吃那么多,聽媽媽說完以后,我自覺地把雞腿放回到砂鍋里。爸爸說:“崽,吃啊。”我說:“我不喜歡吃雞腿。”然后喝了一大碗雞湯,匆匆吃完飯就上學去了。記憶是那么清楚,走在上學的路上,我回頭朝自己家高高的小曬臺上望去,爸爸站在鐵欄邊上,我拼命地向他揮手,我大叫著:“再見。”爸爸沒有說話,微笑著,向我做了一個手勢,讓我快去上學,我一直走到很遠的街角,回頭看去的時候,他還站立在那里。我從來都不會想到,這竟是最后一次看見爸爸。那次,他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半,等我下午放學回家的時候,屋子里空空的。那個空屋子靜得很,像是一個久已被拋棄的墓穴。這個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家,永遠像個墳墓,沒有光線,四堵死死的墻壁,悄然無聲地把我們最后的一點歡樂埋葬了。

1998年的夏天,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熱、最焦灼的一個夏天。爸爸去世的這一段,動筆寫著,改著,再試著動筆,都無法把它寫出來,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經整整三十年過去了,我還是沒有勇氣去面對那么殘酷的一段歲月。一個活人,竟然被他們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親去世三個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鈞去收尸。爸爸整個人被泡在醫院福爾馬林的藥水里,人已經面目全非,徹底變形了。但是被打傷的痕跡卻歷歷在目。在小鈞描述的那個過程中,我一直扭曲著自己的臉,全部的勇氣都消失了。至今不敢再去面對和回憶他。我幾乎從來沒有在自己的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過這個場面。現在,我還是寫不了這些。我想等夏天過去以后,等我再強大一些,我再試著,把它寫出來。

1968年4月3日,爸爸去世了。(作者:彭小蓮/摘自《他們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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