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圖片 視頻 音頻 書簽 博客 論壇 舊版入口
標  題
作  者
正  文
簡  介
不  限
   
 
   
     
 
 
·呂端大事不糊涂..
·文革中自殺的女..
·張愛萍文革挨整..
·顧保孜:彭德懷..
·楊奎松:馬、恩..
·于繼增:鄧小平..
·章劍鋒:“文革..
·尹家民:受困于..
·曾彥修:微覺此..
 
 
·錢鋼:從唐山大..
 
專題特輯  /  懷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電子雜志  /  背景參考  /  投稿
  網上紀念館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譜  /  耀邦著述  /  手跡文物  /  故居陵園  /  視點

  您現在的位置是:首頁 >> 背景參考 >> 背景分析
陳虹:“五七干校”——并不遙遠的歷史
作者:陳虹      時間:2019-06-21   來源:
 

一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問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驚愕了,難道這段歷史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它距今也才過去了近五十年!

準確地說,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報》于頭版發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柳河在哪里?沒有人知道。但人們知道的是,這篇文章中有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于是乎,就從這天開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縣級各機關,數百萬計的機關干部和知識分子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和專業,集中到了這個以“五七指示”為方向的“學校”里進行“重新學習”。有人統計,當年僅中央和國務院一級的機關,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寧夏等地創辦了一百零六所這樣的干校。

我打電話給北京的嚴欣久:“有空嗎?一起去咸寧看看,那里可有咱們父輩留下的足跡……”湖北省咸寧縣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當年共有六千余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謝冰心、沈從文、馮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蕭乾、張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吳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國寶”級的人物,被集中到了這片易名為“向陽湖”的荒湖野灘上。我們一行三人于武漢會合后,便結伴上路了——博士生帶著輕便錄像機,嚴欣久帶著數碼照相機,我則帶上了父親留下的《牛棚日記》。

位于“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紅磚平房,如今被兩扇大鐵門圈了起來,門口掛著一塊牌子: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院內靜悄悄的,沒有一絲人跡。行至五六十米遠,是一排面對大門的平房,左首的兩間辟為了一個展覽室,面積不大,陳列著一些當年的照片和實物,還有這樣兩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著苦辣人生,歷史的籌碼歷史地掂量著沉重記憶。”

我沒有下放過干校,和欣久一樣,“文革”爆發時都還是高中生,我們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鄉,是插隊落戶。然而不知怎的,當這段歷史重新撲面而來時,竟一下子慌亂了起來,不知該怎樣去“品味”,怎樣去“掂量”了。博士生緊緊地跟在我的身后,新奇地用錄像機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陳舊的鋤頭、扁擔,破爛的衣物、炊具……整個展覽室內闃寂無聲,誰也不愿去驚醒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終于開口了,她輕輕地問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年文化部為什么要將干校選在咸寧?”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屬機關——辦公廳、政治部、電影局、藝術局、出版局、文物局、聯絡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屬的中國作協、中國文聯、故宮博物院、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眾多的單位,被一股腦兒地驅趕到了這里。僅僅是為了圍湖造田嗎?僅僅是為了“重新學習”嗎?答案似乎并不如此。據當年的資料表明:越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越是要將校址選在最為貧困、最為落后的地區,或是黃泛區,或是鹽堿區,就連兔子也不到那兒去拉屎……內務部等機關,更是跑到了血吸蟲病嚴重流行的區域內,而他們的上級竟向“學員”們嚴密封鎖了消息。國務院的直屬機關選中的是寧夏的平羅縣,那里是戈壁荒灘,沒有公路,沒有人煙,每隔幾十里便是一座監獄;犯人們被轉移走了,“學員”們被趕了進來,四周是高墻,四角是碉堡,牢房里散落著手銬和腳鐐,墻壁上書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與這些干校相比,咸寧的自然條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卻在于:其本身屬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與文化有關的一切機構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當其沖地成為革命的對象了!其實早在動身之前,軍代表的一番話已是一語中的了:“要明白,像你們這樣的單位是要徹底砸爛的,你們到干校去是屬于安置性質,從此就在那兒勞動、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這樣,這些文化人被一鍋端地逐出了上層建筑,逐出了知識領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殘。上路的那天是中秋節,北京永定門火車站擠滿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那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社長韋君宜,則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沒有,無人知道,但她卻說了這樣一句話:“沒有了單位的人,就跟沒有了媽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覽室的墻壁上,懸掛的都是一些高舉紅旗大踏步行進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們的笑容背后是否含著淚水,但我知道從此以后他們的直接領導便更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了。不可否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經過“大熔爐”鍛造出來的軍人,立場最堅定,愛憎最分明,由他們來占領上層建筑,無疑是最讓人放心不過的事情了。

這是一位軍代表在五連(中國作家協會)大會上的訓話:“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打起仗來,先把你們‘突突’了!”這是一位負責人在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公開揚言:“我們一定要把文藝黑線的根子徹底挖出來,先吃肉再喝湯,最后啃骨頭!”……就這樣,當知識貶為糞土、文化賤如草芥之后,讀書人終于嘗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嘗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的味道。

那天,就在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淚。不為別的,只為當年他們的單純與天真。進入干校之前,他們又有誰不是抱著美好與期待的心情在眺望著它。一位著名的畫家甚至買來一支竹笛,想象著自己就要成為水墨畫中的那個騎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親也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唱名時有如考生聽發榜,怦然心動。”

那條大堤還在。這是首批來到這里的“學員”們為了圍湖造田而修筑起來的,也是后來他們每天高舉著紅旗去上工的必經之路。當年尚屬“壯小伙子”的崔道怡這樣回憶道:“六千五百米的圍湖堤壩,兩個月便修筑起來了。數九寒天,我是光著脊梁、肩挑重擔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畝的荒灘造田,趕在春耕前開墾了出來。沼澤地里,我是赤著雙腳、踏碎冰凌拉犁奮進的。”據說當年同樣是“強勞力”的閻綱實在熬不住了,他悄聲問嚴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時期,你倆都在南泥灣開過荒,同今天的圍湖造田相比,哪個更苦些?”不料兩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道:“無法相比,干校的勞動要比南泥灣苦多了!”

年輕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殘者就只能以生命為代價了。我在父親的日記中找到這樣的記載:“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靈,兩次落水,極為狼狽。”“雷鳴風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幾不能支,以心臟壓迫甚,作絞痛也。”然而比他更慘的卻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斷了,仍得拄著拐杖參加勞動;侯金鏡患有嚴重的高血壓,還得于月光下加班加點,最后累死在菜園中……如此的折磨,就連當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們紛紛出來講話:“我們種了一輩子的田,過了六十歲也都不下地了。你們怎么能讓那么一把年紀的人去干重活呢?幾可憐喲!”

“文革”結束后,有記者去采訪周巍峙,他這樣說道:“干部參加勞動,益處是很多的,我們也并不厭惡勞動,重活臟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來非常認真。但是被當成了‘專政對象’,進行勞動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語道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性質!為了想方設法折磨這些“專政對象”們,當年在其他的干校中,甚至還五花八門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口號。比如說:“寧要革命化,不要機械化!”拖拉機被閑置在一旁,硬讓“學員”們用自己的身體去拉犁。又比如說:“五十米不抬頭,一百米不直腰!”這是為了防止插秧時有人“磨洋工”,田頭上竟連簡易廁所也不修造,不論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決。

……那片操場還在。這是當年批斗“反動分子”的會場,通常是彩旗招展,口號震天。展覽室內,一張發黃的照片證實了這一切--臺下,人們高舉著胳膊呼喊口號;臺上,被斗者深深地垂著頭一言不發……這個人是誰?看不清他的臉。其實又何必去辨認呢?我的心頭一陣發酸,我想起了父親,想起了他在日記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騰,幾欲發狂,卻又不得不鎮靜自己,不露聲色。”身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無淚,欲訴無門,只能于夜深人靜之時一個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對著四周呼喊,但四周卻是一片沼澤,連一聲回音也沒有……

后來讀到許覺民的文章,才知道飽嘗這種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親一個。他寫道:“我不了解過去法國第三等級的人過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會比他們再差了,我是一個十足的賤民!”那年,蕭乾的一家也被驅逐到了這里,他的妻子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家中的小貓失蹤了,等到找回來時兩條腿全被人打斷。同病相憐的蕭乾嘆了一口氣:“與其看著你活活受罪,不如‘安樂死’吧!”他碾碎了幾粒安眠藥,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這樣的一種折磨,很快又擴大到了年輕一代的身上。一場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于干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其聲勢之大,可謂人人過關;其刑法之酷,可謂慘絕人寰--用煙頭燙,用皮鞋踢,搞“車輪戰”,使“熬鷹法”……閻綱曾這樣描述他被帶進審訊室時的心情:“周身的熱血直沖腦門:這不是進了《紅巖》里的中美合作所嗎?”

原文化部咸寧“五七干校”校部全景

僅僅幾年的工夫,這所美其名曰“向陽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終于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此間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殘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清了。韋君宜寫過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記憶》,記載了發生在她身邊的十個“無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寫道:“當初我們是一起被趕下來的,如今卻不能一起走了……”

從校部出來,我們一行前往當年的宿舍參觀。在路上大家討論起了這樣一個問題:對于干校的“軍事管制”方式應該如何評價?一時間,兩種意見爭論不休。

我向陪同參觀的人們講起了父親的一個故事:那是1970年的初冬,宿舍建成還不到三個月,他卻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園子。也就是說,此時的他必須離開自己的住處,離開原本的集體,獨自一人搬進那個杳無人煙的荒灘里,搬進那個孤零零的草棚中。他這樣描寫自己的“新家”:“……不過是以油毛氈蓋頂、以蘆席圍墻、不到十平方米的一個工棚而已。雖有門框,卻無門扇。至于屋頂,西北風一刮,大有被隨時掀走之勢。”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此時的他不僅沒有絲毫的沮喪,反而是滿心的高興。他說了,不為別的,就是因為能夠“離群索居”,徹底擺脫那個令他窒息的環境!

欣久也講了一個有關她父親的故事:當年她在內蒙插隊,曾經寫過很多封信,希望能來咸寧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貫慈祥的父親卻堅決反對,理由是:“周圍有那么多的眼睛在盯著我,到時候哪怕想給自己的女兒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會尋找事端,會不由分說地批評我:“你又想搞什么陰謀?”

望著博士生那一臉的茫然,我真想告訴他,這兩個故事正是對這種“集中營”式的管理制度的一個最好的注釋。不知是為了顯示“鋼鐵長城”的威力,還是為了更方便地管制這群早已成為“專政對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后由北京軍區和湖北省軍區組成的“軍宣隊”,竟于整個干校中實行了軍隊的建制。“學員”們按照原先的單位和系統,被分成五個大隊、二十六個連隊;連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于管理,同樣是“準軍事化”,一切均以軍隊的紀律嚴格要求之。白天,在連長、排長以及班長的帶領下進行勞動;晚上,則以班排為單位繼續開展“斗批改”,就連國務院規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到了半夜,也要被哨聲喚起,進行“軍事訓練”。年屆六旬的蕭乾不堪其苦,他說:“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圓,因為軍宣隊半夜里會吹哨‘拉練’。我只敢和衣而眠,夢中還得豎起耳朵聽著隨時可能吹響的哨子……”一次,馮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崗時跌倒了,蕭乾急忙上去攙扶,但是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干部卻上氣不接下氣地推開他:“別管我,快跑,跟上隊伍,不然又要挨斗!”

后來,讀了別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這種制度并非是咸寧干校的“專利”。在中央直屬藝術院團的干校中,甚至出現過這樣的笑話:看露天電影時,所有的人也必須整隊,帶著小板凳,以班為單位排成一溜,班長坐在最后邊。有人要上廁所了,只能一個一個地往后傳,向班長報告;而班長的答復,同樣是一個一個地往前傳,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會”。

很可能也是為了這一同樣的原因吧,在“準軍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結構被強行拆散了,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區別,而無夫妻或者其他親屬的關系,一旦入校后,一律按照性別的不同,住進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時間一長,問題便接二連三地出現了:青年人要解決“性”的問題,老年人要解決生活問題。至于前者,尚可想出種種辦法,甚至跑去“野合”;至于后者,便只能是“好自為之”了。--沈從文初下干校時已近耄耋,卻無法與隸屬于另一個大隊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書中凄涼地寫道:“……目前的困難,總還能克服。至于病,有個親人在一處,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無可奈何,那也就一切聽之,接受現實了。萬一忽然完事,也極其自然,不足驚奇,到時讓大弟或小弟同來收拾一下殘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鏡,同樣不能與同在一個連隊的妻子團聚,直到咽氣,身邊也沒有一個親人。最終是“一張葦席卷起他的軀體,再用三根草繩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頭一樣,往卡車上一扔,就開走了”……至于那些隨同父母一齊下放的孩子們--從學齡前的兒童到十幾歲的少年,則一律被集中到了數十里外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里,兩個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瑩跟隨父母來到干校時只有六歲,她回憶道:“……送我坐班車去學校的日子到了,我獨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間,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叢中的各種蟲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學校!”

咸寧“五七干校”大禮堂舊址

欣久一路上手持相機拍個不停:甘棠鎮、魯家灣、紅旗橋、五七道……其結果,還沒到目的地,電池便消耗盡了,相機也徹底“罷”了“工”。我笑著批評她道:“不能省著點嗎?”她卻賭氣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說,哪處地方可以‘省’掉?”我啞然了。是啊,面對著這片曾經上演過無數悲劇的土地,又有哪一處不該去記錄、不該去探尋呢?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跋涉,我們終于來到了“王六嘴”。這是一個小小的山崗,當年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宿營地就建在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紅磚平房依然靜靜地矗立在那里,但所有權已經轉讓給了向陽湖奶牛良種場,成為職工們的家屬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歲的房主人將我們讓進了屋子里。我仔細地打量了一下,這是一個個用土坯隔出來的房間,既低矮又狹窄,面積不超過十平方米。當年卻被塞進了三到四個人,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蜷縮在一起的?--父親在日記中這樣寫道:“空間全都占滿了,我的行李只好懸之壁上,床前之狹只可容膝……”房主人一臉的茫然,雖說“?菖?菖?菖舊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門框上已經掛了多年,但他卻根本不知道曾經發生在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經很滿足了:那門、那窗、那墻、那頂……畢竟都還是歷史,它們默默地見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當年,這里沒有孩子的歡笑,沒有家庭的溫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因為“軍管”的需要而重新組合的“集體”。其中的成員,按照顧學頡的說法,一共分成了四種等級:頭等的,是上級派來的軍宣隊;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為一般的革命群眾;四等的,則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當這四種不同階層的人被強行“集中”到了同一個屋檐下時,彼此間的“勃谿”則是不言而喻了!--十四連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殺鴨子,有人“義正辭嚴”地提出意見:鴨肉分給革命群眾,審查對象只配吃鴨頭和鴨屁股!人性終于被“階級性”所取代了。

身為第一等級的軍代表們,權力意識在不斷膨脹,傲慢情緒在不斷增長。大言不慚地將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劉白羽”者有之,有恃無恐地猥褻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張膽地竊取公共財物者有之,居高臨下地向被管制對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為其他等級的人們,為了“立功贖罪”,也開始鉆營與投機了起來--有人總結出了看“牛”的經驗,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墻報上;有人則以“告密”而邀寵,以“賣友”而求榮:某某某于私下里偷吃營養品,誰誰誰于背地里大罵校領導……

這讓我想起了當年同樣當過“學員”的火星寫下的一段話:“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造鬼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造奴運動’!……沒有‘奴’,‘神’是虛空的;沒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無由抓出。”

這就是父親為什么寧愿一個人睡在荒湖野灘上的原因,這也是欣久的爸爸為什么堅決不同意女兒來看望他的理由。

王子野身染“出血熱”,危在旦夕,連長卻發話了:“死了活該!這種人死了就像死一條狗!”金燦然被斗得神經失常,造反派卻幸災樂禍地說:“這個老呆蟲,除了能抬抬糞,廢物一個!”李季遞了一支香煙給仍在受審查的陳白塵,便被扣上了“敵我不分”的罪名;陳早春為深受虐待的老作家說了幾句公道話,即被當成嚴重的“政治事件”,喝令“給他點顏色看看”……

那天,面對電視臺的記者,欣久朗誦起了牛漢的一首詩:“那些年/我沒有記過一天日記/沒有郵過一封信/沒有被人握過手/沒有叩過誰家的門……”我的心再一次地流淚了,我品味出了潛藏在其中的辛酸。

參觀結束后的第二天,當地的最高學府咸寧學院邀請我們參加了一個座談會,主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年作為上山下鄉的兩支重要大軍,為什么到后來“知青文學”收獲頗豐,而“干校文學”卻始終沒有形成氣候?

問得好!這讓我想起了又一個話題,它是隨著“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的開發而被提出來的,什么是“干校文化”?“五七干校”有無自己的“文化”?雖說它并不是前面那個問題的答案,但它卻與前面那個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記得早在一九九八年,一個名叫摩羅的年青學者就這樣評價過“文革”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群群地被趕進了一個名叫干校的地方,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長而又殘酷的迫害中,只有極少數人為了捍衛尊嚴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則一律為了求得生存而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立場。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沒有行使知識分子創造職能的條件,而且內心也已沒有了一絲知識分子的意識。他們已經像他們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樣,沒有了自我、沒有了個性。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全軍覆沒,這個覆沒產生了近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

我不知道這樣的分析是否可以作為問題的答案。如果說“是”,那么這群知識分子就真的無可救藥了;如果說“不是”,那么當年的他們又為何要爭先恐后地跑到干校中來呢?我對欣久說,這也是我來咸寧的又一個目的。我就不相信在這群知識分子中間,沒有一個清醒者,沒有一個人能讓自己的個體人格與恥辱意識重新蘇醒過來!

那天,我們應當地“向陽湖文化研究會”會長李城外的邀請,走進了他的家中。小伙子年紀不大,但他書房中的一切卻讓我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一排排的書柜直抵天花板,里面擺放的都是他自一九九五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左邊是采訪時的錄音磁帶和錄像光盤,右邊是搜集來的歷史照片和文字資料,中間則是他親手撰寫和主編的叢書,一摞又一摞……十多年來,他馬不停蹄地奔波著,不僅采訪了上百位曾經流放于向陽湖的文化名人們,而且還為他們一一建立起了“個人檔案庫”。于是借助著他的辛勞,我終于走進了這段歷史的深處,走進了這群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答案就在這里邊!

那群“矢志不渝的虔誠者”們,正在漸漸地產生動搖。張光年便是其中的一個代表。這位“老革命”在初下干校時發出過這樣的誓言:“迎接困難,戰勝困難!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然而他的這片赤誠,不僅沒能幫他解決“歷史問題”,就連“現實表現”亦屢屢遭到否定。他悲怨了,憤怒了,終于拿起筆來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永遠也發不出的信。張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張光年式”的,他說:“反復溫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竟發現許多過去實際上并未讀懂的地方,特別是同當前怪現象怪言論頗有針對性的地方,不禁拍案叫絕!于是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經,十分寶貴;哪些是臆斷,值得懷疑。”作為知識分子存在標志的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那群“慘遭蹂躪的哀怨者”們,正在悄悄地堅忍起來。以蕭乾為例,曾經的歷史“污點”竟讓他天真地把干校當成了“避難所”。然而殘酷的現實很快便擊碎了這一美夢,他開始轉變了自己的人生態度。“胡風分子”牛漢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我看見過半棵樹/在一個荒涼的山岳上/像一個人,為了避開迎面的風暴/側著身子挺立著/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電/從樹尖到樹根,齊楂楂劈掉了半邊/春天來到的時候/半棵樹仍直直地挺立著/長滿了青青的枝葉/半棵樹/還是一整棵樹那樣高/還是一整棵樹那樣偉岸/人們說,雷電還要來劈它/因為它還是那么直那么高/雷電從遠遠的天邊就望到了它。”讀著這樣的詩句,已經分辨不清誰是樹、誰是那不屈的靈魂了。

那群“寧折不彎的抗爭者”們,則在繼續地斗爭下去。--郭小川算是一個,他大膽地向干校領導提出質問:“為什么不考慮我們這些人還能創作,還應當創作?為什么不給我們一點點創作的自由?”人們這樣描寫他:“……在隊伍里昂頭走著,像農民一樣赤著上身,手拿著鐮刀,邊走邊使勁唱著歌。”侯金鏡也算一個,他厲聲痛罵林彪是“政治小丑”;他更宣稱:“如果國內出現馬列主義小組,我一定參加!”為此他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于干校之中。

讀著眼前這一頁頁血寫的文字,望著窗外那一片片曾經的湖灘,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與父親的一次對話:

“干校期間,你想到過死嗎?”我問他。

“沒有。”他搖搖頭,“死要‘死得其所’--這里不是我死的地方!”

我明白了,這就是他們的“底線”,一個大寫的人不愿倒下去的“底線”!

一九九七年,語言學家陳原重訪咸寧干校,并為這片土地題寫了這樣一句話:“六千人的汗水、淚水、苦惱和憂慮,還有一點希望,匯成了向陽湖。”……是的,“五七干校”終于成為了他們心態史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驛站”,一個知識分子開始恢復其獨立思考的重要“驛站”。

體弱多病的臧克家,被逼著像年輕人一樣下田勞動,但他卻將這一“懲罰”化作了美麗的圖畫和優美的樂章:“塊塊荒田水和泥,深耕細作走東西。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他在勞動中凈化了自己的心靈。

司徒慧敏的任務是看守菜園子,但他卻寫出了《蔬菜栽培筆記》和《蔬菜病蟲害防治》等“科研專著”。為了研究西紅柿的生長規律,他更是冒著酷暑連日進行觀察。--他在苦難中實現了自我的價值。

“黑幫分子”嚴文井,于夜深人靜之時偷偷送給被斗得又饑又乏的“五一六”份子一塊香噴噴的桃酥;“走資派”周巍峙,則于暗中向其他挨斗者教唱《大刀進行曲》。他們在蠻荒中展示出美好的人性。

馮雪峰于油燈下向年輕人講述自己當年寫詩的情景;陳羽綸將世界名著偽裝起來,躲在蚊帳中研讀;陳白塵則在日記中,用各種符號及“縮寫”記錄下了那個荒謬的時代!他們在混沌中堅守著文化的陣地。

然而,我卻又不能不回到當初的問題上來。為什么“文革”結束以后,他們很少去創作“干校文學”呢?那天在座談會上,李城外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那年我去北京采訪嚴文井,剛剛接通電話,就吃了一個閉門羹。他一口回絕道:‘如果你們實在要寫,就說有一個姓嚴的到過向陽湖,這就足矣!’”看來,他們需要時間,需要時間去對自己以往的思想進行沉痛的反思,去對那場已經垂下帷幕的歷史進行深刻的總結。

欣久也發言了,她說:“我想,如果我們的父輩們能夠活到今天,他們一定會創作出真正的‘干校文學’來的!”她還轉述了她爸爸留下的一句話:“真正的人正在多起來,他們有眼淚,卻不為自己哭……”這究竟是遺憾還是悲哀?當他們終于成為了“真正的人”之后,卻又無法抗拒大自然的規律,一步步邁向了暮年,又一個個相繼離開了人世。它終于造成了文學領域中無以挽回的損失,終于形成了文學園地中無以更改的“空白”!

那天,我們在學院里看到了一份中文系的教學計劃,他們將挖掘干校歷史列入了必修課程。這是一位學生于考察歸來后寫下的詩句:“六千個名字啊,訴說著六千種不幸。苦難譜就的曲調,辛酸釀成的醇酒,在向陽湖畔,鑄成了一座文化的豐碑。”系主任單長江教授介紹道:“我們的學生是幸運的,因為在他們的身邊有向陽湖。向陽湖使他們較早地熟悉了干校的歷史,向陽湖使他們更深地領略了文人的風骨。因此,他們會比同齡人多一份成熟和自信,多一份堅忍與練達。”

我的心中流淌出了一股暖流。這是遺憾后的收獲,這是悲傷后的欣慰。返程的那天,我對著向陽湖,對著向陽湖畔的土地和向陽湖畔的人們,深深地鞠了一躬……

【來源:《悅讀MOOK》第九卷 文/陳虹 略有刪改】

評論】 【加入收藏夾】【關閉
 
 

   
 
陳虹:“五七干校”——并不遙遠...
彭小蓮:我的父親彭柏山
凌步機:有關中央紅軍長征決策和...
徐梅: 北大中文系77級:后來的蹤...
張維、張一川: 北大經濟系77級:...
張鷺、房一盟: 1969:打洞時代
李光耀:鄧小平決策對越自衛反擊...
 



查看>>所有評論
 
 

京ICP備06025827號  京公網安備110102006329    電話:010-82997384轉813  EMAIL:[email protected]

版權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免責聲明 

本網站署名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和立場,不代表本站觀點和立場。
本網站為公益性網站,如作者對本網站發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見,請立即和我們聯系。
 
黑龙江11选5开奖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