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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寶祥:胡耀邦發動和推進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紀實
作者:沈寶祥      時間:2019-04-15   來源: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匯編
 

來源:沈寶祥編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匯編》

胡耀邦在撥亂反正、實現歷史偉大轉折中,有兩大歷史貢獻,一是發動和推進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二是平反冤假錯案。1997年12月,我出過一本《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的書(2005年重印時改名《胡耀邦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今年是這場大討論三十周年。本文簡要地敘述一下這個歷史事件,便于大家了解。但本文不是簡單地重復過去所講的內容,而是包含了近些年來我對這一歷史事件研究的新收獲。

一、歷史轉折呼喚實踐標準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不是偶然發生的,有它的歷史必然性。

1976年10月6日,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那真是全黨全民全軍歡欣鼓舞!中國有救了!四個現代化有希望了!當時在天安門廣場游行慶祝的熱烈場面,我至今還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一陣歡欣鼓舞之后,人們開始沉思。

當時,人們在思想上有兩大困惑:一是“文化大革命”究竟對不對?二是搞了這么多年的社會主義,還這么窮,我們要搞的就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嗎?

這兩大困惑集聚到一個焦點:毛澤東有沒有錯誤?這是不可回避的問題。當時,對于許多人來說,這又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問題。

毛澤東的錯誤是明擺著的。但是,多年來,個人迷信盛行。人們相信,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只要照毛澤東講的話去辦,就能無往而不勝。這不僅是思想,也是感情。那時,對毛的思想和主張,即使是懷疑,也會被視為大逆不道。

特別是,當時的領導人又提出了“兩個凡是”。什么叫“兩個凡是”?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的名義,發表了一篇社會。這叫做“兩報一刊”社論。這是十年“文革”中常用的一種形式,表示具有最高的權威性。“文革”后竟又一次使用。在這篇顯示最高權威性的社論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人們稱之為“兩個凡是”。

按照這“兩個凡是”,就根本不能談毛澤東的錯誤,根本不能談糾正十年“文革”的錯誤,也根本不能談改革。因此,必須推倒“兩個凡是”,中國的歷史才能真正翻開新的一頁,才能前進。但這是一個異常艱難的過程。

首先是鄧小平站出來表示不同意見。鄧小平在1977年4月給黨中央寫信,提出要用“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他多次講,“準確完整”是針對“兩個凡是”的。但“準確完整”的直接對立面是片言只語,它以理論的正確為前提,是強調別人要“準確完整”地理解,還沒有觸及理論和路線本身是否正確的問題,而問題的關鍵恰恰是要指出十年“文革”的理論和路線本身是錯誤的。

胡耀邦1977年5月在中央黨校的整風會議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顛倒過來。他這個說法明確指出了要糾正錯誤,但沒有涉及毛澤東(當時的政治環境還不允許)。怎么辦?胡耀邦說,“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搞”。《理論動態》創辦后,就是這樣搞的。怎樣分辨是非呢?當時主要是以馬列和毛的原著為依據,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幫”如何歪曲篡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文革”期間的錯誤理論觀點,開始時效果也很明顯。但是,隨著問題的深入和展開,就遇到了判斷是非的標準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因為并不是所有的是非問題都能從原著中找到相應的答案,特別是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本身就是完全錯誤的,更不可能用這個理論來分辨是非。形勢的發展要求人們回到唯物主義認識論,從根本上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歷史呼喚實踐標準。

《理論動態》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刊登了邵華澤的文章,題目是《文風和認識路線》。這篇文章不但提出了認識路線的概念,而且強調“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

胡耀邦在考慮如何總結“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經驗時,已經無法“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搞”了,而是要從總體上解決問題;也不可能從本本上找到理論依據,就只能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和路線正確與否的標準了。他在1977年12月2日的中央黨校黨委會上明確提出: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同志講話,還要看實踐,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過實踐檢驗分析。胡耀邦指導撰寫了學習文件,組織學員討論,根據討論情況,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決定由孫長江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從“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搞”,到從總體上考慮根本的是非;從以馬列和毛著的理論為依據,到以實踐作為判斷是非的根本標準,這是撥亂反正的必然邏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后,鄧小平堅決支持,并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闡述實踐標準。鄧小平從“準確完整”到支持實踐標準,這也是撥亂反正的必然的邏輯。

胡耀邦的邏輯同鄧小平的邏輯很自然地匯集到了同一個焦點,即實踐標準。

提出實踐標準,是撥亂反正的迫切要求。當時出現了“英雄所見略同”的情況。

1977年7月,《光明日報》的一位編輯到南京去參加一個理論討論會,在會上認識了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覺得他思想比較解放,就約他給《光明日報》的“哲學”專刊撰稿,沒有出具體的題目。9月,胡福明同時投給《光明日報》兩篇文稿,一篇題為《女人也是生產力嗎?》,另一篇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光明日報》的編者認為,前一篇“沒有什么理論可言”,決定采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篇。1978年1月14日,他們將胡福明的文稿處理后排成小樣,寄給作者。這篇文章的處理情況后面再講。這里要強調的是,胡福明也提出了實踐標準,并得到《光明日報》同志的贊同。

《人民日報》也遇到了實踐標準問題。粉碎“四人幫”以后,《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一些文章批判“文革”中的錯誤觀點,不斷有讀者來信指責說,文章所批判的觀點毛主席也講過,認為不應當批判這些觀點。《人民日報》理論部的同志針對這種情況,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目是《標準只有一個》,1978年3月26日刊出。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一開頭就鮮明地提出:“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文章進一步指出,真理和真理的標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馬克思主義是真理,但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這篇短文發出后,又收到一些讀者來信表示反對。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應該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是貶低馬克思主義。《人民日報》理論部的同志認為需要進一步闡明這個問題。他們將這些讀者來信轉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邢賁思,請他撰寫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南京大學的胡福明、中央黨校的孫長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邢賁思,三個人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不約而同地在撰寫同一主題的文稿,都提出實踐標準,這反映了客觀的需要。

撥亂反正的發展,迫切需要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否定的結論,這就涉及到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由于個人迷信的盛行,由于心有余悸,人們不敢思考和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就需要在思想上進行啟蒙,關鍵是要有一把鑰匙,來解開這把鎖。這把鑰匙就是實踐標準。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才會出現同時在撰寫同一主題(實踐標準)的文章。

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形成和定稿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由這一篇文章的發表而引發的。那么,這篇文章是怎樣形成的呢?下面講我所了解的情況。

胡耀邦在1978年4月,拿出十天時間,讓中央黨校八百學員討論《關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若是問題》那個文件,吳江分析討論中反映的問題,決定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孫長江寫出了初稿。這個初稿給有關同志看過。已故的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同志生前對我講過,他看了孫長江撰寫的初稿。理論動態組組長王聚武也說,他也看過這個初稿。

這里要講一下楊西光同志的有關情況。楊西光是中央黨校第一期高級干部讀書班的學員。在他畢業前夕,被中央任命為光明日報總編輯。大約是1978年4月上旬,楊西光到《光明日報》上任,理論部即將擬在“哲學”專刊上用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文稿送他審閱。楊西光在中央黨校參加了那個文件的學習和討論,一下意識到這篇文章主題的重要,當即決定從“哲學”專刊上撤下來,放在《光明日報》第一版,作為重頭文章發表,但又覺得文章的份量還不夠,還需要修改加工。在楊的主持下,討論修改了幾次。楊考慮要送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幫助修改,并希望在《理論動態》上先發表,然后作為《光明日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收到《光明日報》的文稿后,吳江讓孫長江把兩個文稿“捏在一起”,題目還是用原來的,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孫長江照辦了。從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來說,這樣做是很自然的。因為本來已經在為《理論動態》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收到《光明日報》的同一主題的文稿后(又要求在《理論動態》刊登,并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當然只能將兩篇文稿捏合在一起了。這里講一個情況.孫長江曾將《光明日報》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文稿給我看,征求我的意見。我看了以后說,這個題目強調“一切真理”,不好。孫長江將兩個文稿“捏在一起”后,送吳江審閱。吳江作了修改后,即排出清樣。這個清樣稿大約于四月底報送胡耀邦審閱(文稿上沒有寫明日期)。送審稿上有已故的劉立中(他在理論動態組搞行政秘書工作)寫的字:“送耀邦同志審閱。準備五月十日

“動態”用稿”。胡耀邦在他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表示同意。我查看文稿,耀邦改了一個字,改了一個標點符號。吳江又在此稿上寫了一些話,讓孫長江再征求意見。署的日期是“四月三日”,顯然是錯了,應為五月三日。由此可推測,吳江是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將文稿報送耀邦的。耀邦在五月二日或三日退回。這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稿第一次送審的情況。

吳江在孫的文稿上作了不少修改。孫長江在聽取了一些同志的意見后,對文稿又作了修改,并排出清樣。5月6日下午,那是星期六,胡耀邦召集理論動態組同志到他家開會。孫是研究組成員,照例不參加胡耀邦召開的理論動態組會議。臨出發前,孫將修改后的文稿交給我,讓我給耀邦再次審閱。到耀邦家落座后,我首先將這個文稿給耀邦,并說,耀邦同志,請你先看這篇稿子。耀邦接過文稿后,埋頭就看。我坐在他們家的舊籐椅上。大家靜坐在那里。一會兒,耀邦看完了文稿,對大家說,我看可以了。有兩個地方,是否再改一下。

一處是第6頁,“不斷提出新的觀點和理論”,不要提“新的理論”,改為“不斷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論推向前進”。另一處是文章結尾處,加“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耀邦是以同大家商量的口吻講的,大家都表示同意。我迅速地將耀邦的意見記下來。回來后,我將耀邦的修改意見整理清楚,星期一上班后,即交給孫長江。孫即簽發黨校印刷廠付印(那時沒有嚴格的簽發制度),作為《理論動態》第60期。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歷史性的文章,是1978年5月6日,在北京富強胡同6號胡耀邦家定稿的。

三、關于“唯一標準”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已經過去了三十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的具體內容,我們這些當事人也說不大清楚了。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卻被歷史留下來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簡練、準確、鮮明地表述了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成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基本語言。所謂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實際上就是向廣大干部和群眾宣講這句話,就是用這句話批評“兩個凡是”,推倒“兩個凡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題目,是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也是精華所在。

吳江提出“唯一標準”,首先是針對現實情況,前面已經講了。吳江是哲學家,他除了考慮現實情況以外,還要從理論上加以斟酌。他在《“真理標準討論”追述》一文中說:講“唯一”,是根據列寧所說“理論的符合于現實是理論的唯一標準”而來(注:列寧的原話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1卷第30頁,第3版的第31頁)。胡耀邦講,研究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能根據哪個文件、哪個人的講話,就排除了“文革”以來流行的語錄標準、本本標準,體現了實踐標準的唯一性。吳江明確提出“唯一標準”,體現了胡耀邦的思想,又強化了胡耀邦的思想。

著名學者于光遠說:我一看到在5月11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的題目中“唯一”兩個字時,非常高興。我特別看重“唯一”這兩個字。我知道馬克思講“實踐標準”時,實際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沒有使用“唯一”這兩個字。毛澤東的《實踐論》中是這么寫的:“判斷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在這段表述真理標準的語句中也沒有“唯一”兩字。于光遠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句話,學過哲學的人都比較熟悉的,如果平鋪直敘像上哲學課時那樣去講,可以說是“老生常談”。但在1978年那場討論中有針對性地排它地提出實踐是“唯一”的標準,就不是老生常談,而有很強的現實性了。有明確的對立面,問題就提得突出、尖銳與徹底。“唯一”標準要排除的,就是“兩個凡是”的標準。(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第153—154頁)前面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簡練、準確、鮮明地表述了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其鮮明性就體現在“唯一標準”四個字上。

四、《實》文的發表和最初的爭論

1978年5月10日出刊的《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報》在第1版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署名是:本報特約評論員。當天,新華社將此文作為“國內新聞”第一條,向全國媒體轉發。5月12日,《人民日報》和影響很大的《解放軍報》全文轉載這篇文章,署名是:《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一些地方報紙也轉載了。5月13日,全國有更多的報紙轉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主題鮮明突出,文章開門見山提出: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么?一下就能引起人們的思考。文章闡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標準”。文章進一步指出,檢驗路線之正確與否,情形也是這樣。這就將這篇文章的現實性突出了,因為從“文革”開始以來,整天講路線斗爭,這里提出了如何檢驗路線正確與否的問題。粉碎“四人幫”以后,人們思考和懷疑的,正是十年“文革”的路線問題。這篇文章最后指出,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這篇文章自始至終沒有點“兩個凡是”,但是,文章實際上揭示了“兩個凡是”的反馬克思主義實質,擊中了它的要害。這篇文章說出了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心中要說而又不大敢說的話,把不少人隱隱約約感到的問題挑明了,適應了撥亂反正的迫切需要。

這篇文章的發表和廣泛轉載,立即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贊賞和支持這篇文章,也有人強烈反對和指責這篇文章。

時任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同志說,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他對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和意義,把握得準,看得深。他要求《解放軍報》要重視宣傳這篇文章的觀點。

時任上海《文匯報》總編輯的馬達告訴我,他在當晚看到新華社的電訊后,當即決定《文匯報》全文轉載。

另一方面,反對的聲音也來得快而且猛。

1978年5月12日晚十一點左右,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接到一位他的老領導的電話,強烈指責這篇文章。胡績偉作為《人民日報》的總編輯,經常會接到高層領導人的電話,所以他養成了邊接電話邊作記錄的習慣。這一次也是這樣。他的這個電話記錄有八百多字。這個電話的內容主要是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指責文章是要向馬列主義開戰,向毛澤東思想開戰,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打電話者聲明,這是他個人的意見,希望不要將電話內容外傳。胡績偉說,你把問題說得這么嚴重,我就要同別人討論你的意見對不對。

這個打電話的人就是“文革”前人民日報社的社長,當時任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的吳冷西。吳冷西是一位老同志,一生對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已經去世,這里為了講清歷史,不得不提到他,不能因為這一件事而對他的一生持否定的態度。這個編委會的主任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在那時,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機構。

胡績偉放下電話后,立即將情況通報了胡耀邦和楊西光。

5月13日上午,我們接到通知,讓我們理論動態組的同志下午到胡耀邦家開會。那天,到胡耀邦家后,我發現《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另一人已經坐在沙發上,我有點奇怪,胡績偉怎么也來了!

會議開始,胡耀邦說,請績偉同志先介紹情況。胡績偉向我們講了那個電話的內容。

本來,理論動態組在討論這篇文稿時,我們就意識到,這篇文章發表后,一定會有人指責。因此,我還建議將華國鋒在介紹《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文章中的一句話加進去,以為這句話可以堵非議者的嘴。這就是文章第三部分第二段開頭的那句話(“正如華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從來對思想理論問題采取極其嚴肅和慎重的態度,他總是要讓他的著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考驗以后再來編定他的選集’。”)。事實證明,有了那一句話也不管用。我沒有想到,反對的聲音來得那么快,那么猛,扣那么大的帽子,上那么高的綱!

胡績偉講完后,大家就議論開了胡耀邦有點生氣、也有點激動地說,我從小跟著他老人家干革命,怎么會反對他老人家呢!他很有感觸地說,把學術爭論、理論爭論一下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時期是這樣,我們黨十幾年來也是這樣!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批評那個電話,初步剖析了那個電話中提出的無理指責。

胡耀邦說,從真理越辯越明談起,闡明歷史潮流是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他說,我們的民族經歷了這么一場大災難,反面教訓如此之深,在今后幾十年,再重復這種災難,倒退,人民通不過,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他提出必須寫一篇文章,把歷史潮流怎么不可阻擋這個問題講透一點。這就是從歷史發展規律的高度批評“兩個凡是”。《理論動態》第70期(6月30日)刊登了《歷史潮流滾滾向前》的文章。《人民日報》在6月30日同時全文轉載,新華社轉發全國。

吳江表示,一定要寫文章批駁電話中講的觀點。鄧小平將這場討論稱之為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胡耀邦在5月13日召開的這個理論動態組會議,可以說,就是最初的爭論。 

五、一個時期內“不太明朗”的局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問題,看起來是一個哲學命題,聯系當時的實際,就可以知道,這是用哲學語言表述的最大的政治問題。最早指出這個問題的實質和重大意義的,是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的周揚。

1978年7月24日,周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哲學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的討論會閉幕會上講話。他指出,這個問題不單單是個哲學問題,而且是個思想政治問題。這個問題的討論,關系到我們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也關系到我們黨的國家的前途。周揚點明了問題的實質。

正因為真理標準問題有如此嚴重的政治意義,持不同政治觀點和立場的人就會有不同的態度,這場討論就不可能順利地展開,必然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特別敏感,他們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尖銳性和嚴重性。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迅速地果斷地采取措施,加以壓制。這個剛剛興起的討論,確實面臨著夭折的命運。

當時黨中央分管思想宣傳和組織工作的領導人,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他是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主任,他本人是“兩個凡是”的提出者,幾個副主任,都是堅持“兩個凡是”立場的。

5月17日,新調任《紅旗》雜志總編輯(原任毛選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的熊復,在同紅旗雜志社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談話時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貫徹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些文章是有問題的,我是有不同意見的。有些人用一個版兩個版發表什么特約評論員文章,認為他們是代表中央講話的。到底代表不代表還很難說。他還說,現在是要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不是要強調發展和創新,這里有個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真理的問題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干什么?他所講的,同另一位毛選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吳冷西的電話是一個調子。《紅旗》在這場討論中,一開始就執行了所謂“不卷入”的方針。

5月18日上午,汪東興找熊復等人談話。汪說,這兩篇文章當時看來還可以,現在看來問題很大,是針對著毛主席來的。他針對特約評論員文章說,不知道是代表哪個中央的。這類似“文化大革命”中“兩個司令部”的說法。他說,《紅旗》是黨中央的刊物,在理論問題上要謹慎,要有黨性,在理論問題上要把關,要把關把嚴,沒有把握的問題要請示。我再忙,也要抽出時間來看。

5月18日晚,時任中宣部長的張平化,召集在京參加教育工作會議的各省市分管文教的書記和宣傳部長座談。他專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他說,我就聽了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說文章很好,一種意見說文章很不好。我也還沒有摸透。他啟發與會者,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圍可以議論議論,發表不同意見,不要認為《人民日報》登了,新華社發了,就成了定論。有不同意見是好事,可以活躍思想,展開辯論,不要隨風倒。很明顯,這是在動員大家批判這篇文章。

反對實踐標準的人動作頻頻,真是緊鑼密鼓!但他們也有弱點,就是還沒有能夠建立起嚴密的輿論控制系統。

胡耀邦后來在回憶這一段時間的情況時說:“那個時候的局面也確實是不太明朗”。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壓力很大,咄咄逼人,另一方面,還沒有人出來給以有力的支持,發展下去會怎么樣?前景確實是“不太明朗”。

六、強有力的支持

這強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鄧小平。鄧小平一再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發表時他不知道,后來聽說有不同意見,就找來看了一下,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對這篇文章采取了鮮明的支持態度。

1978年5月,軍委總政治部正在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的具體指導下籌備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據參與籌備工作的華楠同志對我講,他們向鄧小平報告了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爭論等情況,鄧小平表示,他要講話。

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重點是講實事求是。鄧小平說,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他批評了“照抄照轉照搬”的態度,實際上就是批評“兩個凡是”。他在講話中引了毛澤東關于真理要經過實踐檢驗的話。這是明確表示,他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極大地鼓舞了提出和堅持實踐標準的人,使他們壯了膽。但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并不買這個帳,他們還是繼續壓制這個討論。

6月15日下午,汪東興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他在會上點了“特約評論員”的名,幾次點了胡耀邦的名。他嚴厲地說:還有一些特約評論員,寫的東西不好。《人民日報》是黨的機關報,我和胡耀邦談過,要他在報上寫文章要注意。他重申:黨性不強,接受教訓,下不為例。好一個“下不為例!”這就是“下禁令”。可是,就在第二天,即6月16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邢賁思寫的《關于真理的標準問題》一文。新華社全文轉發。《光明日報》和《解放軍報》于6月18日全文轉載。這就是幾家新聞單位對汪東興的批評指責和禁令的回答。以后,鄧小平多次闡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的重大意義,給予有力的支持。

7月21日,鄧小平同中宣部長張平化談話,就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7月2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去談話,他說:你們《理論動態》,班子很不錯啊!你們的一些同志很讀了些書啊!不要搞散了,這是個好班子。鄧小平說,原來沒有注意這篇文章,后來聽說有不同意見,就看了一下,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根源就是“兩個凡是”。胡耀邦第二天就召開理論動態組會議,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對胡耀邦和理論動態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

8月13日,鄧小平同吳冷西談話,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那篇文章是對的,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要解放思想。鄧小平還指出,文化、學術和思想理論戰線正在開始執行“雙百”方針,但空氣還不夠濃,不要從“兩個凡是”出發,不要設禁區,要鼓勵破除框框。

另一位給予強有力支持的領導人是羅瑞卿。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后,羅瑞卿即找《解放軍報》負責人談話,要他們發表一篇有分量的評論文章。《解放軍報》負責人就去找他們的老作者吳江。吳江頂住壓力,針對那個指責的電話,已經撰寫了一篇系統辯駁的文章,題目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吳江將文稿給《解放軍報》的同志。他們回去后即將文稿報送羅瑞卿。羅看后認為,這是很好的文章,但還需要充實,理論上要加強,要引毛主席的話,要引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中的話。他對文章提出了八個字的要求:立論要穩,無懈可擊。胡耀邦收到吳江的這個文稿后,覺得不好辦,在當時的情況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承受不了那種壓力,《理論動態》也不好刊登。后來,耀邦對秘書說,有辦法了,去找羅大將。他就讓秘書將文稿送羅瑞卿。后來,胡耀邦說,為這篇文章,羅同他通了六次電話。在羅瑞卿具體指導下,文章經過幾次修改,定了稿。羅決定6月24日在《解放軍報》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他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聯系,他們在同一天轉載。這樣,主管者就無法下達不得轉載此文的指示了。

1978年6月24日,首都三家最有影響的報紙同時發表《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本書編者注評:此處有誤,實際是《人民日報》同日刊登這篇文章,《光明日報》在6月25日轉載】這篇文章將近一萬五千多字,系統地闡述了實踐與認識的關系,逐條批駁了凡是論者的觀點,理論性強,針對性強,又采取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發表,其影響非同一般。這篇文章的發表,是對這個討論的又一個有力支持,使這個討論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羅瑞卿對這篇文章提出了八個字的要求,決定三家報紙同一天發表。據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李莊回憶,那天晚上,他坐鎮指揮,從23日22時左右到翌晨2時許,三次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第一次電話問,版面有沒有困難,第二次電話囑仔細閱看文稿,如有意見馬上提出來,還可以斟酌修改,第三次電話問版面安排,并囑咐要細看,無論如何不能出現錯字,不能出現錯誤標點。(以上見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第327頁)這些,使我們想到一個指揮員親臨前線的情景。在革命戰爭年代,羅瑞卿是身經百戰的大將。在粉碎“四人幫”以后的特殊年代,他又直接指揮在思想政治領域打了一個漂亮仗,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自此以后,在北京,對實踐標準的公開指責就很少了,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只能固守個別陣地(如《紅旗》雜志),局面逐漸明朗了。

這里還要講一下譚震林反對“兩個凡是”、支持實踐標準的動人事跡。從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開始,作為黨中央理論刊物的《紅旗》,就奉命也自覺地執行所謂“不卷入”的方針,實際是持反對態度。

1978年8月,《紅旗》雜志社約請老革命家譚震林撰寫一篇回憶井岡山斗爭的文章,以紀毛主席逝世二年周。譚說,要我寫,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闡明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他在文章初稿的第四部分講了實踐標準問題。《紅旗》總編輯看了以后,很不以為然地說,井岡山的斗爭怎么也聯系到實踐標準上去了,他要求將第四部分刪去。不料,譚修改后的文稿,反而更加突出了實踐標準。《紅旗》還是要求譚將實踐標準的內容刪去。譚對《紅旗》負責人說,《紅旗》很被動,我來幫個忙,把真理標準問題寫到這篇文章中去了。他還說,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動,觀點不能動。他說,我想了兩個月,也想出了兩個“凡是”: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敢于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敢于糾正。他告訴《紅旗》負責人,不要怕,至多吵一架嘛,丟不了烏紗帽!《紅旗》負責人沒有辦法,只好將譚的文稿報送中央常委。鄧小平看后寫了如下批語: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愿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么《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鄧小平的批語一針見血,指出了《紅旗》的問題。李先念(早在7月間國務院務虛會上就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批語是: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同志講的是歷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華國鋒、葉劍英也畫了圈。這樣,《紅旗》只好刊登此文。但經過幾個來回,已到11月,譚的文稿只好作為“紀念毛主席誕辰85周年”的文章,在12月刊登。譚震林的這篇文章終結了《紅旗》“不卷入”的錯誤方針,“凡是論”者丟失了最后一塊陣地。

七、胡耀邦指導撰寫一系列文章

胡耀邦作為這個討論的發動者和組織者,頂著最大的壓力,頑強而又機智地堅持實踐標準,推進這個討論。

除了上述同羅瑞卿一起商討研究吳江的文章外,他根據討論形勢的發展,指導理論動態組撰寫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在《理論動態》刊登后,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

胡耀邦指導撰寫的文章主要有三篇:

(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引發這場大討論的文章。

(二)《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可以說是打開討論局面的一篇文章。

(三)《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檢驗》,撰寫這篇文章,是為了將實踐標準擴展到更廣的范圍,引導干部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堅持實踐標準,從而推動各個方面的撥亂反正。

此外,還有《談談“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問題》、《平反冤案的歷史借鑒》、《偉大轉變和重新學習》、《打開理論工作的廣闊天地》、《偉大的實踐論指引我們奪取現代化建設的勝利》、《分清兩條思想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文章。

這些文章,都有很強的針對性,是針對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撥亂反正中暴露出來的重大思想認識問題或政治分岐而寫的。

《談談“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問題》一文,是胡耀邦指導《人民日報》理論部同志撰寫的。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有人說,提出實踐標準,是抽象肯定毛澤東思想,在進行檢驗時,又具體地否定了毛澤東思想,他們把否定毛澤東的錯誤說成是否定毛澤東思想,他們以這樣的邏輯給提出實踐標準的人扣上“砍旗”的帽子。這篇文章從理論上闡明,堅持實踐標準,把被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理論是非顛倒過來,正本清源,這才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正肯定。文章指出,以為只有句句照辦,才算是“肯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那實在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糟蹋。這篇文章是對“兩個凡是”的有力回擊。

《平反冤案的歷史借鑒》一文,是為了突破平反冤假錯案中的“兩個凡是”而寫的。有些人雖然同意平反冤假錯案,但對涉及毛澤東的案子,不同意平反。大家知道,重大的案件,都是毛澤東定的,或是他同意了的。如果因為涉及毛澤東而不能平反,則許多重大案件都不能平反。這篇文章明確地說:“我們必須堅持以客觀事實為根據,而不以某些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對冤案、假案、錯案進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時候、在什么情況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全錯的全改,部分錯的部分改。事實是最頑強的東西。一切不實之詞和錯誤處理,都經不起實踐的檢驗,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最終都是站不住的。”這就是胡耀邦在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兩個不管”。此文的發表,對平反冤假錯案,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打開理論工作的廣闊天地》一文,是在胡耀邦精心指導下寫成的。文章剖析了長期存在的不良學風,指出,有些人由于中林彪、“四人幫”的“句句是真理”等一套謬論的毒太深,習慣性地照抄照搬,并以此衡量一切。誰要是從實際出發研究問題,他就說你越了軌。還有個別的人,擺出一副教師爺的架勢,今天批評這個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明天又指責那個是“砍旗幟”。他們還大言不慚地宣稱,這是維護旗幟。其實,這種做法的本身,離毛澤東思想何止十萬八千里!文章最后提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能違背,但是我們也要有所前進,有所創造。理論工作者要敢于接觸實際,不要回避問題,要旗幟鮮明,不能含混不清。這是一篇從學風上反對“兩個凡是”的文章。

《偉大的實踐論指引我們奪取現代化建設的勝利》一文,從題目到基本思想,都是胡耀邦提出的,是他用了很大心血修改加工而成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借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總結了歷時半年多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文章說,歷時半年多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一次新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它的重大意義,就是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從根本上端正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路線,把我們的一切事業重新引導到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為實現歷史性的偉大轉變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文章剖析了思想路線不端正的若干表現,并提出,我們必須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實事求是地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集中人民群眾在新的實踐中提供的大量、豐富的經驗,加以科學的總結,提升到理論的高度,再經過實踐的反復檢驗,在思想理論上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文章闡明了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如何堅持實踐標準的問題。

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過程中,胡耀邦的工作任務越來越多,但他硬是擠出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指導我們撰寫文章。

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他那么繁忙,還具體指導了四篇文章的撰寫,有的文稿他多次審閱提出修改意見,有的是他親自修改。在中央工作會議聽了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后,他立即給理論動態組寫了一個選題清單,特別寫明,“參考鄧副主席講話”。這真可以說是“嘔心瀝血,精心組織”。

八、大討論局面的形成

進入1978年7月,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局面已經打開。據報紙報道,在7月,北京和各省市,以真理標準問題為主題的理論討論會、座談會,有6個,8月有9個,9月就有13個,10月猛增到26個。這說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已經廣泛展開。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發展為大討論局面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各路諸侯”,即地方高級領導干部的支持和積極參與。

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說,他看到《光明日報》上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后,極為高興,立即著手寫了《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一文,刊登在遼寧省的《理論與實踐》雜志上。當時,鄧小平到遼寧視察,我把這篇文章送他一份,談了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甘肅省委書記宋平,在1978年6月,就在全省理論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支持實踐標準。

8月初,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有了新的突破。

8月4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新華社的電訊: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真理標準問題。這個報道說,參加會議的同志們認識到: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可以辨別真偽,分清是非,找出林彪“四人幫”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篡改、歪曲和偽造,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體系;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僅不會貶低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而恰恰是繼承毛主席的革命精神,捍衛毛澤東思想,使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在中國高高飄揚。重要的是,這條新聞報道了黑龍江省委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支持態度。這個報道還說,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決定,組織全省縣團級以上干部,認真開展大討論。

《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新華社的電訊,報道一個省委討論真理標準問題,在當時來說,是一條影響很大的新聞,這是突破性的進展。

從此以后,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連續報道了新疆、福建、廣東、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內蒙古、寧夏、四川等27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支持和參與討論的新聞。此外,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還連續報道了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和各大單位負責人支持實踐標準的談話。

1978年8、9、10三個月,中國的政治形勢發展出現了一個大變化。到11月10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時候,全國絕大多數省、市、區和軍隊的主要負責人,都發表談話,支持實踐標準,反對“兩個凡是”,這個情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這個情況說明,“兩個凡是”已經很孤立,這不僅說明高層領導中的大多數人的思想已經轉變,更表明中國政治力量的對比發生了大變化。

九、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的決戰和勝利

人們都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歷史的偉大轉折。其實,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按黨章賦予的權力,作出了相應的決定。而這些決定是在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醞釀討論形成的。這些重大決定又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必然結果。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原定開20天,結果卻開了36天。這個會議的規模相當大,規格很高,出席名單有219人,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員,中央和地方以及軍隊的主要負責人。參加會議的人員按大區分為六個組,開會方式主要是分組討論,只開了四次全體會議。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的議程都是討論經濟問題。與會者對半年多來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很關心,迫切要求這個會議能夠有所表示。

會議開始時,陳云就在東北組會議上發言,提出了六個“文革”中和“文革”以前的重大案件,以及一些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包括薄一波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天安門事件”、彭德懷問題、康生問題等。得到與會者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大家強烈要求解決這些重大是非問題,而他們的依據就是實踐標準。

中央工作會議的參加者中,許多人在會前就已經對真理標準問題發了言,表了態。這個會議對這個討論是什么態度,他們很關心。但會議開始時,主要領導人的講話根本不提這個討論。盡管如此,會議開幕后,在分組會議上,與會者就這個問題紛紛發言,使這個問題成為會議的熱點。有的組正式要求中央講一講真理標準問題。11月25日上午,華國鋒代表中央常委會在全體會上講話,宣布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平反,為“二月逆流”平反,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平反,解決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的平反問題,審查康生、謝富治的問題,共講了八個問題,后來又加了一個撤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這是實踐標準的勝利,使與會者得到很大的鼓舞。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胡耀邦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他雖然不是中央領導層的成員,但他擔負了不少重要任務。由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的發言也引人注意。他同會上堅持實踐標準、堅決反對“兩個凡是”的胡績偉、楊西光等人,是共命運的。胡耀邦在這個會上起了特殊的作用。

11月25日下午,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聽取北京市和團中央匯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群眾的反映。匯報后,鄧小平講話,肯定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他說:“現在報上討論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躍,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這是中央領導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明確表態,意義重大。

11月27日,會議轉入討論經濟工作的議程。就在這時,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人,一改保持沉默的態度,他們都發言反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突出的是胡繩。他在東北組發言說:有的同志在公開的講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報刊上),現在黨內在這樣的問題上存在著分岐,這種分岐不僅是思想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是路線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我認為,這種宣布是“過于輕率的”,雖然其用語不過是“八股老調”,但在國內和國際引起了人們對安定團結的局面的疑慮,其影響是不好的。其他幾位堅持“兩個凡是”的人也發言反對這個討論,或為自己辯護。

胡繩等人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憤怒,大家紛紛發言批評,討論非常熱烈,使這一問題再次成為會議的重點和焦點。

胡績偉、楊西光、王惠德三位同志幾次聯合發言,揭露了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反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進行壓制的情況。有的與會者說,這些鮮為人知的材料,自己印象最深,深受啟發。許多與會者擺事實,講道理,尖銳地指名道姓地批評了他們的錯誤。鄧穎超發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是一個重點問題,我們每個人都應當表明自己的立場、觀點,旗幟要鮮明。習仲勛發言說,關于真理標準的問題,是個思想路線的問題,對實際工作關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堅持實事求是。任仲夷在東北組會議上措詞尖銳地作了很長的發言,系統批駁了“凡是論”者的觀點。馬文瑞說,我在會上作了五次發言,第三次就是真理標準問題。我說,這是理論戰線上的一個重大問題,而且密切關系到我們的實際工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我看到后,并不覺得文章有什么問題,認為這個觀點是完全應該講的,對當時的實際工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會議的討論非常熱烈,我總覺得言猶未盡,在小組會上,我又作了第四次、第五次發言。李德生說,我先后作了四次發言,就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的問題,發表意見,說明恢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大意義。于光遠考慮,不把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標準的主要后臺點出來,許多事情的由來就說不清楚。雖說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但要在這樣的會上指名批評一位中央領導人,還是要慎重行事。于光遠同別人就此事進行了商量。他們決定采取行動,各自在分組會上作了相應的發言。他們發言后,其他人也講了許多情況。對后臺人物的指名批評,使人們了解到,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無恐地抵制真理標準的討論,設禁區,下禁令,從而使討論深入發展。于光遠概括了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情況。他說:“在這個會議上到會的絕大多數同志對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那些同志進行了尖銳的面對面的揭露、批評和辯論。”(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第150頁)在這個會議上,與會者擺出了無可辯駁的事實,又充分說理,使被批評者無言以對。有關的負責人也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會議最后階段的這一場討論,使許多同志知道了圍繞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許多情況,開了眼界,提高了認識。正如有的與會者所說,由于堅持“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幾個同志在會上挑起了爭論,大家認為收獲很大。

中央工作會議于12月15日閉幕。緊接著,12月18日到23日,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公報有一段很重要的話:“會議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對歷時半年多來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所作的最權威的結論。這也有力地說明,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實踐標準同“兩個凡是”的決戰和勝利。

十、理論務虛會進一步分清是非

鑒于中央工作會議的內容較多,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時間來討論真理標準問題,而思想理論上的是非問題又多。中央接受葉劍英的提議,決定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將有關的同志集合起來,深入討論,進一步分清是非。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胡耀邦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中宣部長。理論工作務虛會由胡耀邦主持。

理論工作務虛會于1979年1月18日由胡耀邦主持開幕。參加者160余人,包括中央理論宣傳單位的負責人和首都理論宣傳方面的有關人士、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遭批評的那幾位同志,各省、市、自治區也有一人參加,共分五個組。 

18日的會議上,胡耀邦將他的《引言》發給大家,又作了講話。從19日開始,進行分組會議。

胡績偉(《人民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光明日報》總編輯)、曾濤(新華社社長)、華楠(《解放軍報》總編輯)、王惠德(中央編譯局負責人)、于光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六個人,作了長篇聯合發言。這個長達二萬字的發言是分別在各組宣讀的。這個發言擺出了許多事實,揭露了“兩個凡是”的形成過程,從十個方面剖析了堅持“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標準的表現和政治實質,包括阻礙鄧小平出來工作、阻礙天安門事件平反、阻礙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等。胡績偉和楊西光又聯合向會議提供了吳冷西的電話記錄等材料。這個發言和材料,很有分量,為大家提供了系統豐富的材料,很有說服力,使與會者大開眼界。

與會者的反映很強烈,他們又各自向會議提供有關材料,并尖銳地批評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那幾位同志。這幾位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評,當然各人情況不同,對問題的認識有深有淺,重要的是,會議大大提高了與會者的思想認識。

理論工作務虛會從1月18日開始,到2月15日(春節休息)告一段落。這個會開得很熱烈,有深度,又是與人為善,很有成效,主要是三個方面。

一是進一步揭露了“兩個凡是”的錯誤實質。與會者聯系實際,深刻闡述了實踐標準的意義,分清了思想路線的是非;

二是解放思想,提出了不少需要撥亂反正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有,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是非問題,認為必須加以糾正;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態度;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問題;關于反對個人迷信問題;關于民主法制問題;關于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等等。

三是總結粉碎“四人幫”二年多來的宣傳理論工作基本經驗,研究今后的基本任務。

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得很有成效,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深入。但是,由于一些復雜的原因,為了進一步分清是非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本身,也發生了是非問題【本書編者注評:有人指責理論工作務虛會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但這不可能影響這個會的積極意義,歷史已經作出了很好的說明。理論工作務虛會本身和如何對待理論工作務虛會,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很值得也很需要進一步總結。

有人建議我講一講胡喬木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態度。我了解的情況很少,也限于篇幅,在此向讀者介紹兩條材料。

材料之一:朱佳木在《胡喬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一文中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是“由胡喬木主持起草的”。(于光遠等著:《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第306頁)應當說,這個《公報》特別是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一段,準確而又態度鮮明地表達了全會的一個重要精神。

材料之二:全會以后,中央和地方各單位都進行傳達貫徹全會的精神。

1979年1月6日,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他講的題目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意義》。其中也講到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現將這一內容的全部文字抄錄如下:

在思想路線方面,會議用了很多時間來討論,充分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重大意義。

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同志在會上被認定是正確的,反對這一觀點的同志被認定是錯誤的。問題還不在于認定哪些同志正確、哪些同志錯誤,問題在于認定這是一個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原則。如果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要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黨就要失掉生機,我們就要亡黨亡國。(《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113頁)

收進文集的這一報告稿有一萬六千字,主要是從基本原理角度講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意義和遵循經濟規律問題,有關思想路線這一段話,統計一下,不到二百字。讀了這段話,給人的感覺是,傳達者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以看似超然的姿態講話,完全沒有自己的認識和明確態度,其中“被認定”、“認定”、“問題在于”等提法,很耐人尋味!

那么,中央黨校是怎樣傳達這兩個會議精神的呢?我的日記有記載:

1978年12月28日:“上午十時至午后一時,聽胡耀邦在大禮堂傳達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精神。”

1979年1月3日:“上午,聽馬文瑞傳達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情況。”

中央黨校傳達了兩次,關于在這兩個會議上討論和爭論真理標準問題的情況,集中講了一次。常務副校長馬文瑞指名道姓地講了與會者批評“兩個凡是”的情況,講得比較深刻,提高了大家對思想路線的認識。

對比一下兩個單位的傳達情況,更耐人尋味!

十一,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出現了復雜的情況。各地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鮮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要求。但從具體工作部署來說,各地的領導都忙于抓工作重點的轉移,落實各項政策。另一方面,社會上出現了復雜的思潮,很快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既遇到右的干擾,更遇到“左”的干擾。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方面,除了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外,在面上,這個討論實際上處于停頓狀態,一些人忙于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化。

實踐是最好的老師。在貫徹三中全會路線的時候,思想僵化半僵化狀態普遍存在,一些人心有余悸,一些人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由,抵制和攻擊三中全會路線,“左”的干擾很大。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江西省委書記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等都發表談話,他們認為,貫徹三中全會路線,關鍵還是要解放思想,還是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各地紛紛提出,要進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

1979年7月開始,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就在多數省、市、自治區開展起來了,到冬天,普遍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特點,一個是領導重視,是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有力領導下進行的,二是一直貫徹到廣大基層單位,更具普遍性,三是搞得很深入,真正解決了思想問題。

正是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中,湖南,特別是韶山的干部和群眾,解開了認為檢驗真理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思想疙瘩,認識到堅持實踐標準,才是真正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山西大寨的一些干部和農民,把大寨經驗絕對化,要求別人學習“不走樣”,動輒給人扣“反大寨”的帽子,對實踐標準很反感。經過補課,他們認識到,昔陽和大寨的經驗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是要接受實踐的檢驗。

1980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記者來信”提出,“少數地區還得補好真理標準討論課”。《人民日報》1981年11月16日報道,張家口地區到1981年7月調整領導班子后,才開展這一討論。這是個別地區的情況,從全國來說,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歷史問題決議》,就標志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圓滿結束。

十二,對這場大討論的歷史評價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從1978年5月開始,到1981年6月結束,經歷了幾個階段,歷時整整三年,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作用巨大,影響深遠。三十年后再來看這場大討論,更是如此。

這場大討論是撥亂反正的迫切需要,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迫切需要,體現了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胡耀邦是這場大討論的發動者和組織者。鄧小平是這場大討論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領導者。葉劍英、陳云、羅瑞卿、譚震林、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關鍵時刻堅決有效地給予支持。廣大干部特別是省一級和大軍區一級主要領導干部的支持和參與,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廣大理論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貢獻。

這場大討論,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通過這場大討論,推倒了“兩個凡是”,破除了個人迷信,使“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深入人心,是一次思想大解放。通過這場大討論,使許多人擺脫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站到了正確的立場,促使政治力量的彼消此長和重新組合,從而為實現歷史的轉折準備了重要的政治條件。

這場大討論直接推動了許多重大現實問題的解決。平反了一些重大的冤案、重新評價了一些領導人的功過是非,拋棄了階級斗爭為綱、確定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等等。

這場大討論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成為改革開放的先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重新確立并發展了黨的思想路線。1982年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寫了思想路線。十二大黨章規定:“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經過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黨章幾經修改,但黨的思想路線的文字表述,一個字也沒有改。

總之,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實現了思想大解放,為歷史偉大轉折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重新確立并發展了黨的思想路線,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原載廣東《同舟共進》2008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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