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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啟龍:莫逆之交六十春
作者:譚啟龍      時間:2019-04-15   來源:《胡耀邦詩集》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那天,我的二兒子即將去北京出差。晚飯時,我交代他去北京后一定代表我去耀邦同志家看望問好,并祝他身體健康。誰料飯后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傳來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噩耗——耀邦同志竟永遠離開了我們!

中共中央的訃告透過播音員徐緩沉重的音調,一字字、一句句如重錘叩擊著我的心。痛惜之情令我數日難以安眠。我萬萬沒有想到,小我一歲的老戰友耀邦同志這么早就走了。他帶著我們近六十年經過戰 火和磨難考驗的真摯友誼,帶著謙虛好學、平易近人的作風,帶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帶著個人服從組織的坦蕩胸懷,帶著處處以黨的事業大局為重的崇高品質,走了……

我更沒有想到,耀邦給我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遺物。那是他去世三個月后,他的長子胡德平來電話告訴我:在整理他父親遺物時發現手寫贈我的一首詩,擬不日寄來。我請胡德平轉達李昭同志及全家保重,德平答:“也請您多保重,紅小鬼不多了。”

不久,我收到了這首詩。全文如下:

           回京路過濟南,擬訪老戰友譚啟龍同志,始悉因病去滬治療,悵然若失,書此相寄。

           年逾古稀能幾逢?逆交難忘六十春。

           冤蒙AB雙脫險,戰處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憶苦,開拓歲月倍感親。

           遙祝康復更添壽,壽到雛聲勝老聲。

                                          胡耀邦

                                     九月十七日寫于濟南

                                     九月二十六日書于北京

全文橫幅豎寫,字跡剛健有力,明快流暢,蘊含朝氣,詩與字都宛若耀邦為人性情。詩意誠摯真切,概括了我們從一九三一年少年時代在革命烽火中初交,至一九八八年近六十年的戰斗經歷與戰友之情。讀之似覺耀邦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令我百感交集。

記憶的閘門一經打開,往日情景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相識近六十年,長敘不過三次

我與耀邦同志初識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三二年底,我們在少共湘贛省委朝夕相處,并肩工作了近兩年時間:最后一次見面在一九八八年三月。在這近六十年的漫長歲月里,見面的次數并不多。其間自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奉命留在南方堅持三年游擊戰爭,而耀邦參加長征,我們分手至新中國建立有十六年“戰處南北”,相互間音訊不通。后來的“十年動亂”更是無由見面,只能“牛棚寒暑相憶苦”了。其余的歲月見面雖不少,但屈指算來,真正能坐下來長敘也不過三次而已。

一次是一九七九年底,我到中共四川省委工作之前去看望耀邦同志。我們在一起暢談了好長時間,共同回憶了十年動亂期間的風風雨雨。接著,我們又回憶起粉碎“四人幫”后兩年的工作情況。一九七七年我調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在青海省委州、市、縣委宣傳部長會議上作了題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總結經驗,撥亂反正大步前進”的講話,十月五日《人民日報》摘登此文,耀邦看了很是高興。談到四川的工作,建國初期曾任川北區黨委書記的耀邦同志給我出了個題目:“四川稱天府之國,但川北還很貧困。川北農村怎么翻身致富,你要好好研究一下,做好這篇文章。”按照這一囑托,一九八二年四、五月之間,我沿著川甘、川陜邊界走了二十多個縣市進行調查研究之后,下決心拿出三十六億斤糧食扶持邊境貧困地區,減輕當地負擔,讓他們休養生息,盡快致富。這個措施得到了較好的效果。

再一次見面是一九八三年底。時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耀邦同志到重慶視察,我去看望他。他對我說:你不要回成都,我們一起去瀘州看天然氣工程,再去貴陽。于是我們坐一個車,從重慶出發,經瀘州、敘永、赤水、畢節,冒雪驅車幾千里,沿著長征那條路到達貴陽。路上,我們既談工作又憶往事,還談起不久前我退居二線的情形。一九八二年底,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不搞終身制的號召,我主動向中央提出從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位置上退下來,讓年富力強的同志接班。盡管耀邦同志從內心里希望我能再干幾年,但他把我的這個決定也看成是對他工作的一個珍貴支持,因此他表示同意,由中央發通知給予高度評價,稱之為“見高識遠,高風亮節”。此后,一九八五年我又主動卸任中共四川省委顧問委員會主任,一九八六年安家山東。在這段“開拓歲月”里,我得到黨中央和在中央工作的耀邦同志的熱情支持、理解和關心,心情舒暢。

這一路,天上下著雪,路況不好,很難走,但耀邦精力充沛、興致很高,一路上談笑風生。記得在赤水河畔,耀邦下車,指點著當年紅軍的行軍路線,回憶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指揮下四渡赤水這段歷史。時逢嚴冬,貴州山高、風急、雪大,有的路段汽車要靠人推過去,耀邦因此著涼,發高燒攝氏三十九度。當晚趕到畢節,他守著火盆,披著大衣,帶病聽取地委負責同志的匯報。在去貴陽途中一個小鎮吃晚飯時,他高燒未退,我勸他休息一夜,但他仍然決定連夜趕往貴陽。這種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快節奏的工作方式,是耀邦的一大特點。他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勤奮好學。據我所知,耀邦同志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和手不釋卷的讀書習慣,在陜北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揚,并且一直保持到他去世,在黨內是出了名的。

到貴陽后,耀邦同志即召集云、貴、川三省省委書記來開會研究工作。他要我也參加會議。我考慮自己退居二線,多有不便。深知我為人性格的耀邦同志不免強我,笑著說:“那也好,把你老伴從成都叫來,參觀游覽一下嘛。”當時全國共青團領導同志也到貴陽與耀邦會合,我與老伴,偕同劉延東等同志去遵義瞻仰遵義會議會址。當時已過元旦,一月三日,胡啟立、劉延東等同志手捧鮮花向我祝賀生日。在午飯時,桌上還放了一個蛋糕。回到貴陽吃晚飯時,耀邦舉杯向我祝賀七十歲生日。我這才知道,這都是耀邦特意為我安排的。他把云、貴、川三省省委書記叫在一起,點了幾個菜,加上一個小蛋糕,為我過了一個既不鋪張浪費又輕松愉快的生日。此情此景,至今想起仍讓我唏噓不已,終身難忘,真是“開拓歲月倍感親”啊。

最后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八八年三月,耀邦住在三○五醫院休養,我去看望他。我們兩個年過古稀的老人興致勃勃地回憶起十六七歲時的往事。這次見面,也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當時情景,仍歷歷在目。   

那是我在北京參加十三屆二中全會期間,得知耀邦同志因病住院治療,便想在會后看望他。經聯系很快得到回音:歡迎我們全家一起去,并派車接我們去醫院。

我和老伴嚴永潔、在北京工作的小兒子及孫女一家四口人剛下車,耀邦便迎上前來,熱情地同我們一一握手問候,拉著我小孫女的手問長問短。坐定后,耀邦即關切地問我:“你在濟南的家安好了沒有?”當我回答說省委很關心,安排得很好時,他顯得很高興。

見耀邦同志盡管精神如常,但面容及身形卻顯得消瘦,便問他的身體狀況,他說:“我身體還好,還沒有什么大毛病。主要是胃有點不舒服,另外腳底痛,走路有些不方便。”我知道耀邦喜歡讀書,閑坐不住,便勸他安心治病,好好療養,少看東西,不要累著,爭取早日康復,然后到外地走走。我還向他介紹了山東的情況:山東這幾年經濟發展較快,特別是沿海開放地區更好一些。建議他到山東走走看看。他表示,病好后一定出去走走。

             共憶蒙冤往事 倍感古稀難逢

除互道珍重之外,共同回憶所走過的戰斗歷程和戰友之情,也算得上是我們每次見面的一個“熱門話題”吧。這次我們共同詳細地回憶了在少共湘贛省委時一起涉嫌“AB團”那段往事。這段往事用“冤蒙AB雙脫險,戰處南北俱幸存”來概括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我們兩個扳著指頭,互相補充,一個一個地回憶起青少年時代的戰友,不一會兒就回憶起二十多位同志。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為了共產主義理想和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流盡了最后一滴血,長眠于青山綠水之中。談到我們兩人分手后的經歷時,耀邦同志說:“在以后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和隨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我生過病,負過傷,好不容易才到達陜北根據地。你被分配到湘鄂贛省委工作,經受了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的考驗,也負過傷。我們度過那么艱苦的環境,能有今天真是不容易啊。”耀邦的一番感慨,也勾起了我一連串的回憶。就拿當時中央分配到湘鄂贛省委工作的四十六位同志來說吧,如今我是唯一的幸存者了。

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臨近中午,我們準備告辭,耀邦同志執意挽留我們一起吃飯,并立即叫秘書通知食堂:客人不走了,在這里吃午飯。我考慮在醫院吃飯不方便,就說:“今天見到你很高興,不在這里吃飯了。”他忙說:“同在家里一樣方便,四菜一湯,家常便飯。”說實話,平時我們見面的機會并不多,我也確實想同結交五十多年的老戰友多坐一會兒。

席間,我們邊吃邊聊,談笑風生,繼續上午的話題。耀邦說:“記得我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從瀏陽縣到湘贛省委的所在地——你們家鄉永新工作的。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永新縣城北門的一座小樓上。你那時是省少先隊隊長,我被分配到省兒童局任書記。你住在小樓的東邊,我住在西邊,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學習,一起玩耍,一起休息。當時我十六歲,你比我大一歲。想不到時間過得這么快,轉眼已經半個多世紀,現在我們倆都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

正如耀邦所回憶的那樣,當時湘贛省委駐在永新縣城內的一個天主教堂內,省兒童局與少先總隊都在北門的一座二層小樓的二樓。這是一座木質結構小樓,樓下是一個雜貨鋪,門口掛著兒童局與少先總隊的牌子,樓上我們兩個單位一分為二。當時的少先隊是十六歲以上青少年的半軍事化組織,打黃綁腿,佩戴紅領巾,手持梭標大刀,經常操練,配合紅軍作戰。十六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則由兒童局組織識字、唱歌、跳舞和站崗放哨等活動。他們也佩戴紅領巾,只不過比少先隊的紅領巾小一些。耀邦同志生性活躍好動,組織能力強,同時又是初中生,刻鋼板寫得一手好字,在我們那里算得是個見過世面的“小知識分子”了,他把兒童局的工作搞得熱火朝天。記得當時出版的《列寧青年》和《共產主義兒童報》上都有他的文字、筆跡。耀邦的老家在湖南瀏陽,小小年紀孤身一人來到永新。我的老家雖在當地,但三歲喪父,十歲喪母,成了孤兒。我們倆都以革命隊伍為家,生活上互相關心,工作上互相幫助,朝夕相處,情同手足。我自小沒上過學,是個文盲,參加革命后才開始識字,耀邦同志教我學文化,使我的文化知識和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是在那時,我在《列寧青年》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

我們又共同回憶起,由于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湘贛省蘇區取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蘇區擴大了,紅軍壯大了,少先隊、兒童團還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九三二年五月在永新縣沙羅洲舉行了規模盛大的總檢閱活動,以一九三二年五月那一次規模最大。那一天,沙羅洲上搭起三個檢閱臺,王首道等省委領導及馮文彬同志登臺檢閱。二十個縣的少先隊和兒童團選派出近一萬人參加檢閱。青少年們統一著裝,身背大刀,肩扛梭標,列隊通過檢閱臺。隨后又依次進行集體操表演、政治業務測驗和文藝歌舞表演。經過評選,給優勝者發了獎。

耀邦同志越談情緒越高,談興甚濃,談著談著,便引出一段“冤蒙AB雙脫險”的往事來。

耀邦說:“還記得一九三二年湘贛蘇區抓“AB團”、搞“肅反”擴大化的事吧?”怎么會不記得呢?這段往事雖然過去六十年了,但我仍然記得很清楚。

一九三○年八月,中央作出了《肅反工作決議》。在當時你死我活的敵我斗爭中,把混進革命陣營中的個別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是必要的。在湘贛蘇區,肅反又叫肅清“AB團”分子。這項工作開始時比較謹慎,沒有出現大問題,但后來隨著毛澤東等同志受排斥,王明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在中央占據了領導地位,受其影響,湘贛蘇區的肅反工作出現了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許多好干部、好同志被錯殺,僅我熟悉的就有幾十個人,給蘇區革命事業造成了很大損失。耀邦同志和我也被牽連進去。正如他所說:“我們倆也險些人頭落地,多虧有馬克思保佑,才幸免于難。”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搞“逼供信”,有人供說我們倆是“AB團”,是反革命。一九三二年底,省政治保衛局把我們倆列入“AB團”分子名單,提交省委常委討論時,有的領導同志有異議,省委書記王首道也不好下決心,少共中央局派來的巡視員馮文彬也不太相信我們這樣的“紅小鬼”會是 AB團”。當時列席常委會的馮文彬同志正準備回中央蘇區匯報工作,就建議把我們倆帶去“審查”。最后,省委討論決定,由馮文彬同志把我們帶到中央蘇區繼續“審查”。于是我們帶著僅有的一點衣物,與出席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一起,通過敵人的封鎖線,于一九三三年初到達蘇區中央局駐地瑞金。

到瑞金后,我們倆便被分開了。我先到了少先隊總隊部張愛萍同志那里,他實事求是,愛護年輕人,沒有審查我,分配我任少先隊總部巡視員。后來進了馬列學院,在一九三四年長征前被分配去了湘鄂贛省委做少先隊工作。耀邦回憶說:“我的情況就不同了, 中央局負責人顧作霖同志那里繼續審查。顧作霖是個好同志,注重實事求是。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了,敲開了顧作霖的門,我們到月亮地里走著,徹夜長談。他問我參加過“AB團”沒有,我回答他:什么“AB團”!我是共產主義兒童團嘛!然后我把自己出身貧苦之家,讀過小學,十四歲出來參加革命,加入共青團,以及后來到湘贛省委做少年兒童工作等等一古腦兒向顧作霖傾訴。顧作霖聽了我的心里話,受到了感動。以后組織上再也沒有追查我的“AB團”問題,并給我分配工作,當了少共中央局的巡視員。”講到這里,耀邦同志惋惜地說:“可惜顧作霖同志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戰斗中犧牲了,不然這個同志是很有發展前途的。”回憶這段歷史,耀邦同志和我都自內心慶幸碰到了三個好領導:一個是馮文彬同志,一個是顧作霖同志,一個是張愛萍同志。沒有他們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和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們何能得以“雙脫險”呢?

少年時代純真友誼的話題,老戰友見面似乎永遠也講不夠;而在艱難的少年時代結下的手足之情,猶如寒冬播下的種子,已成長為高大挺拔的青松,經過近一個甲子,年逾古稀能幾逢,逆交難忘六十春”啊!

那次見面,我曾邀請他到山東來看看,他也欣然首肯,這也算是我們之間把話題繼續下去的一個約定吧。可是,夏天他如約而來時,我卻因患過敏性肺炎住進了上海華東醫院,一住就是四個月,連十三屆三中全會也未能參加。這對他、對我都是“悵然若失”的一大憾事。但當我聽說他在煙臺休養兩個月身體大有起色,體重增加了五斤多時,卻又為他高興。這一次雖然失之交臂,下一次總還有機會的,據說明年四月要開四中全會,我想,會議期間,我一定要再去會會老戰友。然而,這個機會永遠地不會再出現了。每當我想起這些,就痛悔不已。

凝望著耀邦寫給我的詩作,感慨萬千。這不是一首普通的詩,而是我們近六十年戰斗歷程的縮影,是我們用鮮血和生命締結而成的純真友誼的真實寫照啊!看到它,眼前就浮現出耀邦那坦誠的面容,耳畔回響起他對我的一番肺腑之言:“我這個人歷來心直口快,有話講在當面,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有時不夠謹慎。”“我本來不是當總書記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時間、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崗位。”“我一定服從黨的決定,維護黨的團結,繼續為黨努力工作。”這不僅道出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心聲,也讓我們看到了耀邦同志作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無私胸襟和坦蕩胸懷。

一九九二年,我去江西參加紀念蘇維埃創立六十周年活動,活動結束之后,我專程去共青城瞻仰了耀邦同志墓。在那造型肅穆的墓前,獻上老戰友的一束鮮花,寄托我對他深深的哀思。我在墓前墓后流連忘返,心潮澎湃,默默地禱告說:安息吧,耀邦,我永遠懷念您,人民將永遠懷念您!

我把我的回憶寫下來,以此紀念你去世十周年,并作為你寫給我的那首珍貴詩作的一個注解。

(錄自《懷念耀邦》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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