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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毓星:“第兩千零二封人民來信”的故事
作者:孫毓星      時間:2019-05-07   來源:
 

今年是公歷2019年。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楚辭·九辨》序),或許天道使然,逢九的年份總有大事發生。諸如100年前的五四運動標示著中國進入現代歷史;70年前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冉冉升起,代表了一個新時代的開端。

然而最讓我無法忘懷的是,30年前的仲春,1989415日,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胡耀邦,一個金光閃閃的名字從此載入史冊,而且必將流芳百世。

 

一、 “第兩千零二封人民來信”

39年前,我有幸親得胡耀邦總書記關照,當然還包括多位師長友人的幫助,得以到哈爾濱工業大學讀研究生,從而改變了我的后半生以及我們全家的命運。

因而,我一直保存著當年寫給胡耀邦的一封信(原稿)。

敬愛的胡耀邦同志:

我叫孫毓星,是清華大學無線電系67屆畢業生,現在海拉爾電機廠任技術員。今年我報考哈爾濱工業大學自動化儀表專業研究生,考試成績是415.75分,計:數學100,物理84,電工97,英語79.75,政治55,其總分和數學、英語均為第一名。然而,該校研究生科負責同志告訴我,因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打砸搶問題,經黨委研究不予錄取。

文化革命中我是清華一派群眾組織的總部委員之一。1968年初總部決定對原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征啟同志搞“通緝”。43日晚由我帶十來個人去羅父親家抄取照片。在我帶人進屋抄家時,留守在車中的王慶章張建國驅車抓住了偷跑出來的羅征敷(羅征啟的胞弟),并將他捆住按在車中,由于王慶章堵口時不慎將棉紗塞住喉嚨,使羅征敷同志“窒息而死”(法醫鑒定)。這是一起致人死命的嚴重犯罪事件,我應負一定責任。為此,從68年至今我受到多次審查。半年前,羅征啟同志親自表示:并不主張再追究你們學生的個人責任。此后,有關部門才作出“不予追究”的正式結論,徹底解決了我的問題。

12年中我有7年半時間是在審查處分中度過的。十二年來,我時時懷著對羅征敷一家的深深內疚反復體味“十年浩劫”帶給人們的一切。我是先害了別人又毀了自己。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祖國大地又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這給了我們新的勇氣和力量。7810月,我和我愛人一同投考哈工大計算機專業進修班,并分別以182分和160分考取(據說我考第二)。我因被拘留審查沒能赴學。但我并不灰心,我相信黨的政策,相信總有一天我還要用自己的知識為四化服務。所以,拘留期間(7811月到802月)我一直堅持身體鍛煉和業務學習。我學習了高等數學、物理學、電工學、電子學、工程數學和英語,共寫了廿萬字的筆記和練習。當時許多同志給與我熱情幫助和支持,有人拿出十余元為我買業務書。后來我準備報考研究生,又得到海拉爾各級領導的一致支持和鼓勵。尤其令人感動的是清華黨委副書記羅征啟同志還寄來復習提綱。他們的鼓勵與信任對一顆受過損傷的心來說是多么寶貴呀。在他們身上表現出我黨干部的胸懷和遠見,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黨的溫暖。我十分痛心的是辜負了黨的多年培養。在1962年高考,我曾獲得天津市和河北省第一名(約560分),但這十年來卻虛度了光陰,無所作為。

敬愛的耀邦同志,我相信黨不會擯棄我們、歧視我們,不會讓我永遠戴著無形的打砸搶帽子(對我個人來說,也是關系到政治生命的大事)。我們愿意,而且正在改正錯誤,立功贖罪。我十分渴望能繼續深造,以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祖國的四化做出更大貢獻。

盼您在百忙之中過問一下這個政策性問題,并給以解決。

 

             此致

敬禮

 海拉爾電機廠 孫毓星

                                          1980718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中的豐功偉績有口皆碑,所處理的來信、來訪難以數計。19859《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長篇通訊《六年兩千件——記胡耀邦同志處理人民來信》。知名大右派、人民大學的葛佩琦觸景生情,想起胡耀邦對他申訴信的親筆批示,于是寫了《總書記批閱的第兩千零一封人民來信》一文,刊登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葛先生的信寫于19804,我這封信寫在其后的7,可以算“第兩千零二封人民來信”吧。

上書總書記茲事體大,當年我煞費苦心,信寫得極盡簡潔明了。今天的讀者看了能明白我是為了讀研究生,能看出我的焦慮和急切,以致不惜筆墨宣揚自己的考試成績。至于其前前后后的故事,已散見于多篇文章,敘述各有側重據我所知,在全國眾多造反派大學生中,經胡耀邦正式批示讀研究生的僅此一例,因而具有獨特的意義。近來筆者依據史料、筆記和回憶再次梳理史實、厘清脈絡(如下述),從而以小見大,更加深對胡耀邦的思想、作風和功績的認識,并愿與讀者分享自己的感悟。

 

、文革磨難 承擔罪責

1962年考入清華大學,“十年浩劫”開始時是四年級學生,經歷了毛澤東稱之為“全面內戰”的群眾運動階段,于1968年畢業,分配——實則是發配到城市寒極,呼倫貝爾大草原上的海拉爾市。

文革中我叫孫耘,是群眾組織“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團派)的骨干,是干部專案的負責人之一。我參與策劃并組織了對原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征啟老師的“逼供信”,企望以“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打擊對立面414派。

團派保衛組是在1968年的大年三十抓到羅老師的,后輾轉關押到清華在八達嶺的避暑地三堡,直到327日夜他跳窗逃走。團派遭受意外打擊,只好靠發通緝令造勢來補救,于是才有43日晚抄取照片的行動,犯下人命關天的大罪。我深知作為專案負責人和帶隊者,對致人死亡的嚴重后果要承擔責任。當時我并不知道抓人的詳情和致死原因,但理智讓我沒有掩蓋或回避,而是即刻向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報案,遂被拘留審查。公安局在我們配合下很快查清,系因堵口不慎“窒息而死”。我沒有直接刑事責任,也并非單純的“領導責任”,所以信中用了“應負一定責任”的提法。

1968610日我從看守所轉到公安局辦的第一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班結束時清華正處在百日大武斗期間,兵團總部也拒絕接收,所以直到工宣隊進校后的829日我們涉案的三人才一同回到學校參加畢業分配。負有直接刑事責任的王同學暫緩分配,送往農場監督勞動,我則在1968年底正式分配到北國邊陲海拉爾。 

從積極投身文革開始,我就與政治結下“剪不斷理還亂”的緣分,只不過此后都是政治運動主動找上門來,而我則躲之不過、避之不及。

197129日,在“清查5.16運動”新一輪高潮中我被“揪回”遲群、謝靜宜主政的清華大學,從子虛烏有的“5.16反革命集團”組織問題開始,無果,又轉為查“5.16罪行”,最后仍以“復審”羅征敷致死案結束。前后歷時2年零3個半月,于19735月底將我送回海拉爾,要求“暫不戴帽子”,交由群眾監督勞動。

這期間給我最大沖擊和震動的不是批判大會上震耳欲聾的口號,不是遲群陰沉的冷笑,甚至也不是懸在頭頂上的大帽子,而是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異鄉的9.13事件。這件事不啻在頭腦中引爆了一顆原子彈,讓你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所思所見所聞所做的一切,從而走上真正的理性反思之路。相信很多人與我有類似的心路歷程。

回廠后我當了近三年翻砂匠,其間有了小家:患難與共的妻子和嬌小的女兒,直到1976413日經一位有擔當的領導主持,經群眾評議并報市革委會批準,解除了群眾監督,算是“回到人民群眾隊伍中來”,同時調到技術部門工作。

1976106日一舉粉碎“四人幫”,不久鄧小平、陳云等老干部重新上臺。對我來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亂局結束,國家有救了;憂的是,歷史經驗告訴我,恐怕會重算文革這筆賬。果不其然,1978419日蒯大富等“五大領袖”被正式逮捕,一場“揭批查”運動勢如燎原,不出一個月全國就滾雪球般抓進去數萬人。我有幸躲過了這一輪抓人高潮,10月份還與妻孫錚一起投考哈工大“回爐班”(進修班)。然而回來后不久,1113日我就再次被海拉爾市公安局拘留,謂之“二進宮”。后來得知,是主管政法的黑龍江省委書記李力安依據北京市委轉來清華大學的材料做出批示,僅5個字:拘留待審查。然而這一“待”就是15個月,基本上無人問津。1980年初,經過孫錚的努力,廠黨支部書記劉永杰擔保,辦理了“取保候審”,于28日解除拘留出獄。

上述拘留、審查、監改共四次合在一起,就如信中所說12年中我有7年半時間是在審查處分中度過的 

“取保候審”還不等于事情了結,要“候”到什么時候呢?孫錚告訴我,同時拘留的王同學得到羅征啟老師的諒解和幫助,問題已獲解決。這個消息讓我看到了新的曙光。

 

三、 “候審”考研兩不誤

1980年春節回到北京,我們商量先由孫錚去找羅征啟老師。作為新任職的黨委副書記,羅老師爽快地指點迷津:“讓海拉爾派人來清華征詢對孫耘的處理意見,剩下的事我來辦,你們就不用管了。”當時孫錚已在哈工大讀進修班,我打算報考該校研究生。羅老師不僅贊同,而且寄給我黃美來老師編寫的政治復習資料。

研究生招生考試定在44日,時間非常緊迫,而更大的問題在于:取保候審期間能不能報考?我滿心疑慮回到海拉爾,沒想到事情出奇地順利。電機廠的領導和群眾全力支持我報考,讓我全休在家一個半月復習功課。同時海拉爾市委責成市公安局及有關部門派人去清華落實解決。就這樣,我塌下心來邊“候審”邊復習。果然“臨陣磨槍,不亮也光”,44日上陣一槍中的,為后來一系列已寫入歷史的大小事件的發生準備了條件。

在我埋頭備考時,公安局一位副局長帶隊前往北京,先后拿到羅老師(代表家屬)、清華黨委、北京市委的書面意見,據此形成海公字(80)第27號文件,經市委常委討論批準后于527日下發,其核心內容僅一句話:同意北京市委、清華大學黨委和被害人家屬意見,“不再追究刑事責任”,建議給與適當行政處分。這里要強調指出,海拉爾市主管部門使用“同意”二字,表明對我的問題十分慎重,這個結論實質上是參照家屬意見,由清華黨委做出、經北京市委批準的。那位公安局副局長曾親口對我講,他拿著清華黨委的結論找北京市委簽署意見,主管書記賈廷三笑著說了一句:“哦,清華態度又變了啊。好,我來簽。”

文件下發到電機廠,新任書記張崇才是有經驗的老干部,雖素不相識卻主動為我著想,于619日作出取消其此次調資升級資格,免予行政處分”的處理決定。至此,延續4個半月的“取保候審”算正式結束。12年以后海拉爾市公安局再次發文,返還我拘留期間扣發的工資和取暖費,條件之一正是“沒受行政處分”

此時哈工大已來函索要檔案。孫錚告訴我,考試結果在學校里引起了關注和議論,熱心人紛紛祝賀,但我知道還得闖一道關口:政審。

 

四、 貴人相助過難關

7月中旬,我終于等來學校的通知,讓馬上過去面談。第二天一天一早我就趕到哈工大。研究生科劉仲文老師告訴我,文革中“北航紅旗”的二把手井崗山也報考了哈工大。科研處和教務處極力主張錄取我們二人,但茲事體大,他們做不了主。今天上午黨委常委開會專門研究我倆的錄取問題。文革中井崗山名氣挺大,但我們素不相識。然而,冥冥之中我的互動和一個又一個巧合不僅改變了我的命運,而且造就了一個有標志性意義的歷史事件。

中午時分,劉科長開會回來失望地說:“不行了,8票對1票,你們的事給否決了。除非你反映到上級再爭取一下看看。”我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但也不感到意外。再思量一番,既然當年的“革命小闖將”黃帥都能被大學錄取,那么我還有機會,不管希望大不大也要背水一戰。于是我分別給哈工大主持工作的劉仲甫、彭云以及省委主管領導李瑞等寫信申述,并決定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況。為此,海拉爾電機廠還特意派給我倆一個去呼和浩特辦公務的差事。

到北京首先想找原哈工大校長李昌。李昌思想解放、作風民主有口皆碑,在哈工大享有極高威望。或許李昌能對哈工大黨委施加影響?我這樣期望。李昌小女兒李玉是哈工大77級學生,與孫錚認識,其夫婿是清華校友萬潤南。孫錚輾轉找到李昌家,將我的信交給李玉。

隨即我們到清華拜訪羅征啟老師,是我文革后與他第一次見面。羅老師告訴我,他對我們的寬恕得到黨委大多數人的贊同,包括劉達、林克、胡啟立等主要領導。得知哈工大的態度,他曾考慮過寫內參上報,后來決定直接寫信給省招辦并轉省委領導和哈工大。羅老師回憶:我把寫好的信給胡啟立、汪家璆看了,他們也贊成,胡啟立還對我說:“看了你的信很感動,我和家璆說要向你學習。這樣一來,清華兩派的問題就好解決了 2008年我到哈工大查閱檔案,居然找到當年羅老師的這封親筆信的復印件,全文條理清晰、言辭懇切,對我不乏隱惡揚善的溢美之詞,今天重讀仍感動不已。信的末尾羅老師明確表示: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個很有用的人才,應該給他們一個改正錯誤,鍛煉成才的機會。因此,我懇切地希望黨組織考慮我的意見,重新研究是否錄取孫毓星的問題。

此外還有沒有別的“通天”渠道呢?我想到開明的胡耀邦總書記和張云輝同學一家。當年張云輝也是清華井岡山總部委員,加之張伯母為人爽朗熱情好客,他家遂成為我們一個校外基地,而我與他家格外熟悉。張同學的大妹妹與胡德華是同班同學,七十年代初胡耀邦在家賦閑時,兩家走得挺近。張伯母和孩子們都曾去胡家聊天,有時海政文工團的二妹妹還專門給胡耀邦拉幾段小提琴。那時胡耀邦自嘲是“三門干部”:只逛街、不串門;有人來,不關門;好讀書,不入門張云輝告訴我,胡耀邦那里常有年輕人去聊天,有一次談到文革亂象,他十分激動地說:“大船都要翻了,還鬧什么鬧!”

張伯母得知我的難題,當即表示:“自從胡耀邦重新工作,我就不去他那兒了。不過你這事關系重大,你把信寫好我們一定送過去。”幾天后,我那封信就放到了耀邦同志的案頭。但胡耀邦總書記能不能看到,看到了能不能管,我還不敢奢望。

還有人提議,能不能通過大報編輯記者向上面反映情況。北航一位朋友介紹我去人民日報社找找孟繁華。文革中孟繁華是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因一篇文章被偉大領袖看中,就安排到人民日報工作。聽完我的陳述,老孟搖了搖頭輕輕地說:“恐怕很難。”這兩年他知道很多類似的事情。例如北大一位鄧樸方的同學報考科學院研究生,成績也是名列前茅,就因文革的問題不予錄取。找過人民日報,還請鄧樸方幫助疏通,都不管用。其實我也知道母校清華有多起同類事例,看來這是個普遍性問題。

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權且“死馬當活馬醫”吧,當然也得尋求別的出路。看到當時新建、擴建的高等院校很多,師資緊缺,于是又通過各種渠道聯系調動。教育家兼改革家朱九思主管的華中工學院做出了積極回應,很快向我們廠發去商調函。東方不亮西方亮,似乎老天一再眷顧,總有貴人相助。我想,其根本原因在于隨著“四人幫”垮臺和文革的結束,帶來人們思想的空前大解放。

忙忙亂亂中進入9月份,學校已開學,讀研已無望,要趕緊回海拉爾辦調動。我打電話向羅征啟老師辭行,沒想到他給我一個意外的驚喜:“你的事實際上已經解決了,是胡耀邦總書記批的,你回去等通知吧。”羅老師還告訴我批示的大致內容,說人才難得,要錄取,還說要登報宣傳。但他認為直接登大報不妥,還是先在內參刊登為宜,并寫信陳述自己的意見。清華黨委和北航黨委也各自打報告提出同樣的建議。

太不可思議了!真不敢相信總書記會親自批示兩個“污點”青年的就學問題。但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對我那封信的批示嗎?那為什么沒有直接通知我呢?后來漸漸了解到詳情,原來都直接、間接與井崗山相關,其中包括一個又一個巧合。

 

五、 井崗山和他的“劉叔”

井崗山,革命干部出身,文革中是“北航紅旗戰斗隊”的二把手,一把手就是“五大領袖”之一的韓愛晶。

老井祖籍山東,父親井田在東平師范讀書時跟隨老師萬里參加革命,后來被派到東北抗聯,擔任共產國際,也就是蘇聯的情報員。日本投降后井田擔任合江省(當時東北分9個省)省會佳木斯的副市長,省委書記是政治局委員張聞天。后來他又被派到鶴立中心縣任縣長,縣委書記正是延安來的劉仲甫。兩位戰友親密合作,安民剿匪生死與共,兩個家庭也結下親密友誼。1946年井田喜得貴子,劉仲甫等革命同志就勢給起名井崗山。革命征途路漫漫,兩位戰友以后漸漸失去了聯系。后來井田轉為辦農場,最后任克山農場場長,正值盛年在任上去世。

井崗山的經歷也很坎坷。1970年夏天,在拖期一年以后被“改行分配”(即脫離航空系統)到吉林市汽車修配廠。19715月因“清查5.16”被抓回北航辦“學習班”。所謂“5.16反革命陰謀集團”本來就子虛烏有,拖到197211月學校只好放他回廠,但不給做政治結論,因此只能在車間當工人。1978年抓捕“五大領袖”時,廠里還策略地保了他。1979年夏天北航終于給出“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按當時政策不影響報考研究生,相比韓愛晶被逮捕法辦判刑15年,算是不幸之中的萬幸了。

井崗山依照一位校友的建議報考哈工大的經營管理專業。他抓住每一刻寶貴的業余時間補課、復習,不辭辛苦放手一搏,終于考出很好的成績,遠遠超過研究生錄取分數線,最擔心的俄語也考了51分,剛好達標,似乎同樣有上天的眷顧。

井崗山當然也知道政審是一大關,于是讓媽媽到哈爾濱找找老戰友,設法疏通一下。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當井崗山滿心焦慮的時候,他的“劉叔”劉仲甫恰好在哈工大擔任副校長、副書記,主持常務工作。井媽媽很快與闊別30多年的老戰友見面了。當劉仲甫在常委會上投下唯一的贊成票時,井媽媽正住在他家里。

在強調黨內民主的當年,主持工作的劉仲甫顯然不能獨斷專行,但他可以采取迂回策略。劉仲甫首先說服校黨委書記、省文教辦主任李瑞,于721日以學校黨委的名義給主管文教的省委副書記李劍白匯報,強調校內有不同意見,請示是否可以錄取。據說,省委常委依然意見不一,表決結果是:4票贊成、5票反對。省委書記楊易辰(其時在北京開人大)也拿不定主意,還說過:哈工大不錄取,換成師范學院行不行?鑒于事關重大政策問題,省委決定由哈工大派員調查了解情況,到北京向中央有關部門請示匯報,征求能否錄取的意見。“劉叔”的努力初見成效。

 

六、 總書記批示

827日校人事處處長金光、研究生科科長王舜受命出發,按計劃第一站去吉林,然后又到北京。在清華,羅征啟羅向他們出示了自己那封信的底稿,還把修改之處的原委解釋給他們聽。清華黨委明確贊同錄取。對井崗山,吉林工廠支持錄取,但北航黨委則持反對態度。原因很可理解:“北航紅旗”一把手抓起來了,二把手本來就是漏網之魚,怎能上研究生?

金、王二位老師沒有氣餒,繼續走訪了北京市委、教育部、組織部等。有人指點他們,涉及重大的政策問題該如何掌握,應該去問中紀委。功夫不負有心人,幾經周折終于見到中紀委第二辦公室副主任閻草。

據金光王舜二位老師的“外調報告”記載:

94日向中紀委二辦請示匯報;

96日中紀委二辦副主任閻草同志說:王鶴壽書記向中央書記處匯報了,耀邦同志表了態,不但要錄取,還要見報,寫消息和評論。鶴壽同志把耀邦同志的指示向中紀委幾位書記傳達了,幾位書記研究后讓迅速組織一個調查組,核實二人材料;

98日二辦召集在京的有關單位開了座談會(有新華社記者參加),并組織了調查組又去了吉林、海拉爾了解情況,最后到哈爾濱向省委匯報。

這個簡短的報告讓人們驚嘆當年胡耀邦主持下書記處和中紀委的工作效率。據此推斷,總書記的批示應該在94日或5日。

王舜老師曾多次向我講述他的所見所聞,頗有故事性,令人感慨不已。

金、王二位老師向閻草匯報了有關情況,交上材料,還特別要求:學校已經開學,希望盡快處理。閻草即刻報告了中紀委常務副書記王鶴壽。王鶴壽認為事關重大,因為這代表了一批人”,遂馬上作為“急件”批給教育部長蔣南翔。急件要求一天內必須批復,但蔣南翔正好去參加五屆人大會議,還沒看到材料。恰好此時中央書記處開會,王鶴壽匯報了這件事,耀邦問:材料呢?答:批給教育部了。耀邦即刻下令:這牽涉到重大政策問題,蔣南翔處理不了,把材料拿回來。材料馬上被取回,胡耀邦總書記看了,隨即揮筆作了批示:

人才難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時見人民日報。

這個重要批示至今未見于公開的資料,學校檔案里也沒有。井崗山的兩位“戰友”戴維堤、尹聚平夫婦曾在他們的“閻叔”即閻草家看到,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我相信他們的記憶是準確的,因為與學校檔案的記載相符,和羅老師當年對我的陳述幾乎完全一致。

中央書記處聞風而動,立即組成有中紀委、教育部、新華社加上哈工大兩位老師參加的調查組,閻草親自任組長。98日就召集在京有關單位開會,傳達總書記指示。會后調查組一分為二馬上出發,閻草和金光等人去吉林,王舜和新華社記者唐梅等去海拉爾,了解我倆的現實表現和基層意見。

調查組到海拉爾時我還在北京。王舜老師告訴我,電機廠上下對我的評價非常高,唐梅聽了都十分感動。人說:落難見真情。我在海拉爾的12年恰是落難之年,而得到的感悟卻是:天下好人居多,在關鍵時刻每每有人伸出援手,而落井下石為他們所不齒。他們對我的傾力幫助,不僅是對弱者的同情,是對我個人品行和工作的肯定,更是基于對文革、對“階級斗爭”觀念的樸素思考和批判。

調查組馬不停蹄,912日前就匯合在哈爾濱,由金光王舜寫出完整的外調報告”,提交哈工大,并向省委匯報。

外調報告的具體內容如下:

1)二人錯誤事實、處理經過和現實表現;

2)有關單位及當地黨委對錄取二人的意見:二人的工作單位、北京市教育局、清華大學等均同意錄取,北航表示是否錄取井崗山請哈工大根據黨的政策決定,他們沒有意見;

3)外調人員建議錄取二人。

此后就是走行文程序:

1980913日哈工大黨委以文件 “關于錄取孫毓星、井崗山二人為研究生的報告”(黨字45號)上報省委,并請批示。該文后附金光等人的外調報告。 

925日上午省委召開常委會討論了哈工大孫毓星、井岡山的研究生問題,一致同意錄取,當天發出給王鶴壽同志并胡耀邦同志及中央書記處的信

還需等待書記處對省委報告做出批復,走完全部程序,哈工大才發出錄取通知。當我帶著工友們送的禮物——紅色新行李箱到學校報到,并第一次與井崗山握手時,已是10月中旬。我和孫錚終于在哈爾濱團聚,新的生活開始了。

與此同時,新華社記者唐梅(即唐賢美,秦基偉將軍的夫人,國內部負責人)寫了報道,刊登在19809月或10月的大內參上。1981年初我到中央黨校拜訪羅老師,他給我看了影印件。記憶中篇幅很長,占大半版面,通欄標題的大意是:哈工大落實黨的政策錄取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的紅衛兵。可惜原文沒能保留下來,而新華社一直“封存”,不能提供。

19801024日《哈工大報》以“我校今年共錄取64名研究生 孫毓星、井崗山已來校報到上課”為題做了報道。

故事的結果似乎是圓滿的。我們至今對胡耀邦總書記懷有深切的感謝和無盡的思念之情。

 

七、 巧合與必然

這件事情只刊登在內參,除清華和北航以外,沒有在社會上引起更大反響。在全國眾多造反派大學生中,考研時因“政審”被刷下的事例不少,他們都沒有這樣好的命運。所以井崗山說:我倆運氣太好了,好比接連中了幾個百萬大獎。

老井此言不謬,巧合確實一個接一個。讀者可以看出,老井巧遇他的的“劉叔”就足以令人稱奇。劉叔是第一位關鍵人物,沒有他的堅持就沒有后來的一切。劉叔當然將錄取老井放到第一位,但學校職能部門建議錄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是我的考試成績,所以上報材料中我的名字總寫在前面。這樣的巧妙搭配真是天作之合。至于其后各級各個部門都沒有否決,包括材料送到教育部又立馬取回,轉到在書記處開會的胡耀邦手里,其間似乎充滿了“巧合”。然而我想,從羅征啟到清華和哈工大,從黑龍江省到中紀委的領導干部,他們的態度和作為都順應了當時的社會潮流和人心向背。

胡耀邦在賦閑期間一直堅持思考、讀書、反思,對當下國家的迫切問題和的長遠命運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認識。所以他才能在粉碎“四人幫”幾天后就提出新“隆中三策”,而且身體力行,全力推進平反冤假錯案,全面落實各項政策,因此對哈工大的請示報告迅速做出批示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

這就是巧合中蘊含的必然。這種必然來自全國上下對文革的深入反思,來自人們團結一致向前看、往前走的樸素愿望,來自以耀邦同志為代表的一大批領導干部高瞻遠矚、全力以赴撥亂反正的意志。

 

八、 故事沒有結束

一個疑問很長時間縈繞在心頭:耀邦同志批得這么果斷,似乎已有所知,到底看沒看過我的信呢?此外,老井告訴我,劉仲甫也說寫過信,因為他們與胡耀邦熟悉,早在延安時期兩位夫人就在同一窯洞住過。萬潤南則說:這件事能驚動到書記處,應該是李昌的作用,因為你們給他遞了信,而他同耀邦很熟,同時他也向中央推薦了羅征啟如此等等還有其他一些猜測。

其實,看過沒看過我的信并不重要。耀邦同志一貫對青年人給予特別的關懷。他秉承古圣賢的教導,不僅“愛無差等”(夷子,墨家)“有教無類”(孔子,儒家),而且擴展到上學無類,平反無類,落實政策無類。1979年初胡耀邦看到吳法憲之女吳仲秋的來信,做出批示:此件請研究。老子是大壞蛋,對他們的子女也害怕。弄得遠遠的。我看是對我們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這種心理狀態不糾正,黨的政策根本貫徹不了。這個問題遠遠沒有解決。請從解決幾個典型著手,并在組工通訊發表一篇文章 

不僅如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或黃、吳、李、邱的子女,還有許多帶“政治污點”的平民子弟的上學和工作問題,不分貴賤親疏一視同仁,都得到耀邦同志的親自幫助,體現出“兼愛”、或者說普世平等的思想。

如何對待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的年輕人呢?這是一個更為敏感的問題,也是胡耀邦特別重視的問題。

1979年,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針對黃帥上大學的爭議,表態說:小孩子犯錯誤,能讓她自己負責嗎?有的同志就沒有大眼光。......一個人有正反兩方面經驗,就很了不起。 

19805月,中組部召開“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談會”,胡耀講話說:最近,我接連收到群眾來信,說的都是涉及公安部門對文化革命初期犯嚴重錯誤的紅衛兵應如何正確處理的問題。因為我感到這是一個涉及到我們黨的政策而又沒有解決好的大問題,...我們的同志應當了解這一點,應當有這個覺悟,顧全大局。在這個問題上胸懷要寬廣一些,要歷史地看問題,真正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幫”身上。我們要理解他們,諒解他們,并且要抓緊教育,使他們在痛苦的經驗中接受教訓,為四化立功補過 在《關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批語》中他又特別指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要認真抓一批正反兩方面的典型,并且反復核實,嚴格實事求是,充分說理,予以大張旗鼓地報道,向全國干部和群眾進行教育

可以看出,耀邦同志對我們批示的短短四句話,正好概括了他理解、諒解、教育的理念,以及抓典型、反復核實、大張旗鼓報道的工作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些指示中(當然遠不止這些),耀邦同志一再教育我們的同志 應當有這個覺悟,要信心、有大眼光,要糾正心態,使胸懷寬廣一些。這既是對干部們殷切的期望,更是胡耀邦作為總書記考核干部、選拔干部、進行組織建設的重要原則。他多次提到要抓“典型”,當然不只是落實政策的典型(如我們),更期望在干部中樹立胸懷寬廣、識大體顧大局的典型。

恰在此時,胡耀邦注意到了清華大學的羅征啟,并選中他出任團中央書記。

羅征啟,1934年出生,清華大學建筑系畢業,文革前任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有清華第一筆桿子之稱。前已述及文革頭兩年群眾運動時期他(以及全家)的不幸遭遇。這時羅老師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立思考,認定文革的“極左”本質。所以在遲群謝靜宜主政的8年中,他寧可繼續被冷落,仍堅持不為所用。在清華,有才能的聰明人很多,但既聰明又有品格有擔當的人卻不多。所以文革后羅征啟的威望如日中天,黨員們用選票表達了自己的意愿。19796月羅征啟成為清華最年輕的黨委副書記,仍兼任宣傳部部長。

這期間羅征啟做了兩件影響很大的事。其一,1979年某位高干子弟X同學在清華讀研期間走后門搶公派出國名額,在清華和教育部鬧得沸沸揚揚。羅征啟作為宣傳部長出于維護老干部的威信,寫信給其父,請他干預一下,這一批不要讓他出國。...以后有其它機會再安排”。 X同學發牢騷說:我們父輩打下了江山,想不到我出國這點小事還這么麻煩?”便很快轉學到社科院辦理出國了。此后羅征啟的工作安排就一再出現周折。

第二,1979年秋到1980年夏,羅征啟老師“以直報怨”,說服全家寬恕我和王慶章同學,并全力支持我考研。在致省委和哈工大信的末尾表述了自己對國是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間產生不少隔閡,甚至結下怨仇。我想,今天我們的國家在前進,許多歷史積案陸續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逐漸清楚了,現在是化怨解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時候了。羅老師說得多么好啊,不正是胡耀邦所尋找到的胸懷寬廣、識大體顧大局的干部嗎?

19809月,羅征啟到中央黨校的“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訓班”學習。羅老師與尉建行在一個班,任支部書記兼班長,另一個班的副書記是田紀云。

羅征啟回憶,開學沒幾天,胡啟立特意從天津來找他談話,明確告訴他,出任團中央書記“是耀邦點的名”。我認為,之所以選中羅征啟出任團中央書記,許多老同志如胡啟立、李昌等人的引薦固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羅征啟的所言所行與胡耀邦總書記的理念十分契合。當年王舜老師也跟我說過:總書記說要登人民日報,重點是宣傳干部要“正確對待(傷害過自己的人)”。羅征啟正是胡耀邦“要認真抓一批正反兩方面的典型”中的一個正面典型。只不過他們奉行的理念和所作所為突破了我黨的傳統習俗,含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讓維護既得利益的有權有勢者無法容忍。

1981年寒假,我回京到黨校看望羅老師。他告訴我,中組部已正式找他談過話,準備去團中央上任了,還談到他對青年工作的設想。按中組部的安排,羅征啟與田紀云二人將提前畢業去新崗位任職。

然而羅征啟最終沒能去團中央。后來中組部說,這是因為 X 不同意,X”就是這位老干部的辦公室。到1983年,經“三部一辦”同意——“一辦”仍是“X”,羅征啟出任深圳大學黨委書記、第一副校長。19851989年任深圳大學校長,現為深圳市清華苑建筑設計有限公司董事長。

羅征啟的遭遇是黨內理念沖突的一個表現。隨著黨內元老恢復工作重新掌權,觀念的差異逐漸顯現。救黨還是救民?講黨性還是講人性?講輿論一致還是講民主自由?這些根本性的裂隙越來越難以彌合。在某些元老人物看來,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培養誰作接班人是性命攸關的大事,甚至聳人聽聞地上升到會不會“挖祖墳”這樣的高度。所以他們不惜利用潛規則將羅征啟“掛起來”,成為胡耀邦出任總書記之后的第一個大挫折。耀邦同志當然清楚這一切,有時也不得不做出違心的妥協,但依然不改初衷,在荊棘叢生的道路上忍辱負重、奮勇向前。

回顧1977年初到1980年底這段歷史,胡耀邦順應歷史潮流,一馬當先突破禁忌,堅定不移地推進平反冤假錯案,得到全黨全民一致的擁護和贊揚。進而推波助瀾,抓住機會改正錯劃右派,順勢而為給地主、富農、資本家摘帽,解放了數以億計的各種“政治賤民”,完成了史上僅見的“大平反”。這個空前偉業已載入中華民族的史冊。

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重新審視胡耀邦總書記的批示有了更多的感悟。這個批示不僅解決我和井崗山讀研的問題,還要解決“一大批人”的政策落實問題,尤為重要的是培養像羅征啟老師這樣有知識、有能力、顧全大局、胸懷寬闊的青年干部。針對“造反派”這個特殊人群的批示,短短四句話,如此深刻地詮釋了耀邦同志的政策思想、組織路線和工作方法,實屬難得。回顧過往的歷史,我們不難理解它為什么被冷藏至今。我不惜篇幅講述這個故事,就是希望廣大讀者了解這段歷史,企盼歷史學家和耀邦思想研究者對這個批示——從而對耀邦的思想和作為——給予更深入的解讀。

40年前耀邦發出的聲音今天仍振聾發聵: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 

所以,故事并沒有完結,思念依然無盡。

謹以此文紀念胡耀邦總書記逝世30周年。

2019330 初稿,414日三改完稿

 

 

附錄11980826日羅征啟致黑龍江省招辦及哈工大的信

 

哈工大研究生科負責同志:

 這是我給省招辦的信,請考慮。

 羅征啟

 

黑龍江省招生辦公室負責同志,并請轉省委負責同志:

 我收到孫毓星(孫耘)同志的來信,得知他通過了哈工大的研究生考試,總分為415.75。但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打砸搶錯誤,哈工大決定不予錄取。哈工大這樣決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仍想向黨組織反映一些情況,希望有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同志重新考慮一下是否錄取孫毓星的問題。

 孫毓星在1968年初,是我的“專案組”組長,他審訊過我,搞過一些逼供信,但他本人沒有動手打過我。1968327日凌晨,我越獄逃跑。孫作為“專案組”組長,參與過追捕我的行動,并于4月初的一次抄家行動中,將我的弟弟羅征敷(第一機床廠工人)綁架毆打窒息致死。實際上,當時直接參加這類行動的(包括綁架和刑訊逼供)是校內一些工人和另外幾個學生。但孫毓星作為“組長”,在我弟弟死亡以后,就和王慶章、張建國兩個同學一起,承擔了這起人命案的責任,而且孫毓星被作為“首犯”。十二年來,孫兩次入獄,多次被隔離審查,長期被定為敵我矛盾問題,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且我認為,他是承擔了較多的責任的。

 今年初,孫所在單位及海拉爾市公安局派人來京調查,向我介紹了孫的表現,據說孫在勞動中、工作中表現是較好的。

 鑒于上述情況,我想,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泛濫,許多青年人犯了錯誤,有的犯了嚴重錯誤。他們的錯誤,有主觀上的原因,但主要的不應由他們自己來承擔。第二,他們已經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代價。十二年來,他們的日子并不好過,可以說和判處十二年徒刑差不多。粉碎“四人幫”快四年了,應該盡早讓他們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第三,他們對自己的錯誤是認賬的。在海拉爾市解決了孫毓星的問題以后,他曾給我來過信,并借出差來京之便,到學校找我面談過,我以為態度是誠懇的。同時,這個青年人也表現出過人的才能,他考入清華時,成績就不錯,這次在獄中復習了功課,能考出較好成績,是不容易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間產生不少隔閡,甚至結下怨仇。我想,今天我們的國家在前進,許多歷史積案陸續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逐漸清楚了,現在是化怨解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時候了。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個很有用的人才,應該給他們一個改正錯誤,鍛煉成才的機會。因此,我懇切地希望黨組織考慮我的意見,重新研究是否錄取孫毓星的問題。

 如果從各方面考慮,目前不宜錄取,可否請組織上出面找他談談,鼓勵他繼續努力,來年再考。

 我并非對哈工大的決定有意見。他們的決定是由道理的,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反映一下我所了解的情況和意見,請考慮。

 此致

敬禮!

 

 羅征啟

 

 一九八0年八月廿六日

 

 

羅征啟同志系我支部黨員,

羅征啟同志現任我校黨委副書記,

以上意見供參考。

 

 宣傳部黨支部 [中國共產黨清華大學委員會 宣傳部]

               1980.8.27                      (章)

 

 

附錄2:《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委員會文件》黨字 45

關于錄取孫毓星、井崗山二人為研究生的報告

省文教辦并省委:

根據省委指示,我校對孫毓星、井崗山二人是否錄取為研究生的問題,曾派金光等兩名同志前往孫、井二人就讀過的清華、北航、當地黨委和現在工作單位進行調查,了解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的看法和現實表現。北京市委、吉林市委、海拉爾市委及其所在單位黨組織,根據他們對其所犯錯誤的認識和一慣表現好的事實,都主張哈工大應當按照黨的政策對這兩個研究生予以錄取。學校黨委于本月十三日上午召開常委會議,聽取了調查情況匯報。從調查結果看來,與會的全體常委一致認為:孫毓星、井崗山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極為嚴重的。但是多年來經過黨的教育和群眾的幫助,他們對所犯錯誤不僅認識深刻,且有悔改表現,并在工作上積極肯干,有所貢獻。特別是對黨的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行動上積極擁護。有鑒于此,決定錄取他們二人為我校的研究生。

另外,大家認為:他們二人的問題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在全國是具有代表性的。如果把他們錄取為研究生,給予學習深造機會,對其他犯有類似錯誤的人也是有教育意義的,可以起到促進轉化的作用,從而有利于國家安定團結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以上意見當否,請批示!

附調查報告

 

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委員會(章)

一九八零年九月十六日

 

 

附錄3清明追思——紀念胡耀邦總書記逝世20周年

孫毓星

清明節,中華民族追思故去親人的日子。近年來,清明又被賦予極富時代特色的含義。……二十年前同一個仲春,1989415日,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胡耀邦,一個金光閃閃的名字從此載入史冊,而且必將流芳百世。

我有幸親得耀邦同志關照,當然還包括諸位師長友人的幫助,得以到哈工大讀研究生,從而改變了我的后半生以及我們全家的命運。

清明節前,我和錚(糟糠之妻)專程經南昌到共青城,搭乘摩托車去拜祭胡耀邦墓。其后又冒雨轉赴瀏陽,再驅車近百里到敏溪河畔中和鎮蒼坊村瞻仰胡耀邦故居。在拜祭前的一個不眠之夜,我寫下這樣的話:

  清明將至,又逢胡耀邦總書記逝世20周年,特至耀邦同志墓前拜祭,以表敬仰與感恩之情。

  泱泱中華

朗朗乾坤

幸生耀邦

千古一人

 

心系天下

施惠于民

平反冤案

顛倒昆侖

 

“人才難得

既往不咎 (注) 

關愛我輩

將心比心

 

人格高尚

黨之“良心”

人性光輝

巋然獨存

 

注:錄自胡耀邦總書記1980年對我和井崗山讀研究生的批示

 

胡耀邦墓坐落于鄱陽湖畔,背靠風景秀美的富華山。墓園規模宏大,沿石階上行,回首遙望鄱陽湖,虛幻縹緲,水天一色。路邊綠樹叢中點綴著鮮紅的茶花, 山坡綠草坪上有紫紅灌木組成的四個大字:耀邦陵園。再往上就是樸實無華的三角形墓碑,我感覺它像高山,像旗幟,更像大寫的人。陵園內設展室,在先天下之憂而憂”題下寫道: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革故鼎新時期最具變革精神、最具民主思想、最具性格魅力的領袖人物之一。胡耀邦的個性、風采以及他的品格,都閃耀著大寫的獨特的人生光輝,魅力永存。這是今天能給與耀邦同志的最高評價了然而我卻以為,胡耀邦的人格魅力,他為民請命、“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犧牲精神等等,都超越了黨派、政治的樊籬,具有普世永存的人性光輝。

  詳見 戴煌 《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例如:徐天 1980“造反派”頭頭考研記》載“中國新聞周刊” 總第659 2014519日出版

 文革開始后北京市公安局即被衛戍區軍管

 公安局軍管會辦學習班是為了落實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學員以在押的青年學生為主,包括政治問題和刑事案件中罪責較輕、認識較好的,如中央黨校“紅戰團”參與反康生的學員,北京六中“勞改所”涉及命案的中學生等。

 關于本人的文革經歷,請參見拙作《我的文革心路歷程》,載于孫怒濤著《良知的拷問》一書,以及《華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館通訊》。或《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歷程》,載于網刊《記憶》第98100

 可參見羅征啟新作 《清華文革親歷記》 2017年自印版或網絡版,以下同

 在近年發現的《一份關于清華造反派記錄在案的資料》中(載于孫怒濤主編《真話與懺悔 文革五十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 2018.4)披露一個記錄在案的表格,應是1983年清華大學(或經北京市)上報到中組部的。其中關于本人的“初步處理情況”欄目填寫的是:“清華大學建議追究刑事處分,齊齊哈爾公安局對其免于處分。”其中“齊齊哈爾”當為“海拉爾”之誤,但何以出此低級錯誤?更關鍵的是,這個說法歪曲了基本事實。

 海拉爾市公安局文件:海公發字(1992)第73“關于補發孫毓星拘留期間工資的決定”

 黃帥(1960——20171210日),1973年作為五年級的小學生被“四人幫”樹為"破師道尊嚴""反潮流英雄",后來又內定為團中央書記,所以有人叫她四人幫的"小爪牙"1979年黃帥報考北京工業大學,幾經周折終被錄取。當時大報均有報道。

 楊繼繩 《羅征啟訪談錄》 載《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評論記 香港出版

 田毅、楊寶璐、黃周穎 李光復|我演胡耀邦:第二次相遇 載《看天下》2014年第24

 井然 《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100周年 胡耀邦——我考研之路上的“貴人”》 北京老井的博客 2015-11-19

 參見注2

 20086月筆者查閱哈工大的文書檔案,因不準復制,由檔案館張雅茹老師扼要摘錄了一些內容,以楷體字標示。

 戴維堤 《逝者如斯》 自印回憶錄 戴維堤系北航紅旗負責人之一

 見注14

 萬潤南 《羅征啟——夭折的接班人》 網文及跟帖

 史義軍 文革后誰解決了李作鵬與吳法憲子女的工作? 原載 《湘潮》

 360百科 黃帥-文革著名人物

 胡耀邦 《今后兩年組織工作的幾件大事》 (講話)1980518-19

 胡耀邦 《關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批語》(19791-198212)  胡耀邦文選 2015-11-19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 人民出版社

 參見 楊繼繩 《羅征啟訪談錄》 載《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評論記 香港出版

 同注22

 例如,1981年胡耀邦到河北視察時提到邯鋼有個汲鵬,工作表現不錯,也是文化革命里的造反派,這樣表現好的人也可以用嘛。”汲鵬是清華414派一個頭頭,時任邯鋼一個分廠的副書記。

 “大平反”概括“平反冤家錯案”等一系列活動,更為全面準確。見于郭道暉在《中國胡耀邦研究會》召集的胡耀邦逝世25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筆者完全贊同。

 胡耀邦19796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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