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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政:親身感受胡耀邦同志的精神風采
作者:晏政      時間:2019-05-14   來源:
 

4月15 ,在《人民報》上讀到溫家寶總理寫的文章:《再回興義憶耀邦》,教育很大,感觸頗深。我是一個年過八旬的普通共產黨員。八十歲的光陰,當然見過很多人,經歷過很多事,但最令我感到幸運的是,我這個遠離北京的普通黨員干部,也曾經有過幾次機會近距離接觸胡耀邦同志,觀察他的言談舉止,體會他的熠熠風采,感受他的過人魅力。

說我和我所熟識的許多人會時常想到耀邦同志,絕非夸大虛妄之詞。因為我和我的一些老戰友、老同學、老同事大都退休了,常常會和這幾個或者那幾個,當然也包括一些比較年輕的同志在一起閑聊。我們這一代共產黨員、知識分子,大多數人不認為“理想主義”是個壞東西,所以常常會指點江山、憂國憂民,也就免不了常常會念叨。19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那種蓬蓬勃勃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昂揚勢頭,自然也就免不了會想到當時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左膀右臂之一的耀邦同志那種敢于沖決一切羅網的改革激情和他風塵仆仆在全國各地奔忙的身影。因此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嘆:繼承好傳統,發揚好作風,展現共產黨人應有的愛民、為民、親民的情懷,而又各具特色的人格魅力,真的不容易啊!耀邦風采,無可復制;耀邦那一代真正的共產黨人對追求建立一個富強、民主、文明、人民普遍幸福、社會公平和諧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的理想和因此而發的一往無前的改革精神,則是應當而且可以繼承的。溫總理的回憶文章之所以引起如此廣泛關注,其緣由之一恐怕也在這里。

以一個普通干部和普通黨員的身份能夠近距離接觸胡耀邦這樣的我黨高級干部和黨中央的最高層領導人,當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我們同耀邦同志的所謂近距離接觸,不可能像溫總理等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同志那樣朝夕相處,耳濡目染,而大都是集體會面,我們認識他、熟悉他,但他對我們中的多數人姓甚名誰,恐怕都是不太清楚或者一時記不得的。然而我們對他的言談舉止、聲音笑貌卻深深的烙印在自己的心中了。也正是從這幾次近距離接觸中,從自己的親歷親見的細節中,我個人更深切感受到了他的風采和人格魅力,盡管時間過去了幾十年,這種情思歷久彌新,永志難忘。

一、坐位的故事

1953年冬天,團中央宣傳部在北京舉辦各省市團報團刊負責人學習班,我作為江西省團刊《學習建設》主持工作的編委而得以參加。學習期限一個月,結業時,主事者請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和大家“見見面”,“講講話”。會場是在東交民巷團中央的舊辦公樓一間大約四五十平米的會議室。室內僅長條桌一張,桌子兩旁擺著二十來張木質椅子,后面靠墻處也擺著同樣格式的十來張木椅,環顧四壁,沒有任何裝飾,也沒有標語。這樣的會議室,即使在我近年到過的一些貧困縣鄉鎮機關也很難看到了。

由于是第一次要同這么老資格的“大干部”面對面地坐在一起,又聽說耀邦同志常常把座談會當做了解下情的機會,喜歡向與會者提出各種問題,詢問有關情況,我們都免不了有點心情緊張。加上那時還沒有在座位前標寫姓名的做法,大家估計進門處長桌一頭那張空著的椅子是為耀邦準備的座位,便都往桌子的這頭擠,以便離他遠一點,避免他提問時因緊張而造成一時語塞的窘境。我到會場時走在前面,“捷足先登”,在沒擺椅子的長桌這頭找了一個位子坐了下來。等了大概不到十分鐘吧,沒有人引路,耀邦悄然而至。進得門來,他站在長條桌的那端,笑了一笑,說:“同志們都到齊了啊,我來晚了一點…”因為是第一次見到團中央第一書記,大家自發地齊刷刷地鼓起掌來。耀邦同志仍然站著,對大家擺了擺手。然后彎下身來,自個兒端起那把為他準備的椅子,徑直往人們擠在一起的桌子這一頭走了過來,放下椅子,坐下,然后逐個詢問下面來的同志來自何方,多大年紀,學歷如何,然后提高聲調說:“喲,都是二十來歲的毛頭小伙哦,難怪人家說,青年團干部年輕漂亮有文化啊!有文化是好的,可是翹不得尾巴咧!”在笑聲中,大家欣然接受了他的“戒勉”。然后他開始正式講話……55年過去了,此情此景,至今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中,多么平易隨和的同志關系,多么親切和藹的長者風范啊!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對被稱為同志的部下,難道不應該是這個樣子么?

講坐位的故事,還有兩件事的細節,也是我至今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1979年夏天,共青團江西省委準備編一本紅軍時代少共國際師的革命回憶錄。我當時在江西大學中文系任教,由于文革前長時間在團省委工作,對江西青年運動史有過一些了解,團省委領導便邀請我擔任這本書的主要撰稿人。參加這項工作的,開始還有團省委的魏久明、胡國挺、舒國華三位同志。我們知道,耀邦同志在蘇區時代,曾在少共中央工作,情況應該是比較熟悉的。就想請他給予指示,談談編寫這本書的意見。現在想來,這樣做實在是有點唐突的。因為當時耀邦同志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不久,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剛剛啟動,百廢待興,萬事待舉,他的工作繁忙程度是可以想見的。然而我們沒有想到這一點。到北京后。我們給耀邦同志寫了一封短信請他撥冗接見,信是托中國青年雜志總編轉呈的。其實,我們對耀邦能否接見,也并不抱太大希望。出乎意料的是,這封信送上去的第三天就收到了回音,約我們次日上午十時準時到達位于西單的中央組織部部長辦公室。

部長辦公室由一個套間組成。外面是秘書室,里面一間面積不會超過四十平米。一張半舊不新的桌子和一張半舊不新的皮椅。書公桌對面是一排書柜,右邊靠墻處擺著一對簡樸的沙發,左邊靠窗處則放著幾張椅子。更令我們感動的是,當我們走進部長辦公室時,緊靠辦公桌前方的一張長方形木桌上已經擺好幾杯熱氣騰騰的清茶。耀邦同志當時還在批閱一批文件,見我們來了,抬起頭來,微微欠身。笑著說:“你們來了,隨便坐吧”。很快,他放下手中的筆,詢問了他所認識的文革前江西團省委幾位同志的近況和江西目前的一些情況,我們的領隊一一作了回答。隨后,他針對我們的來意,開門見山地說:“少共國際師的事值得寫,宣揚紅軍和江西人民的革命事跡,對現在的青少年很有教育意義。但是,在江西蘇區,我只是少共中央兒童局的一名干部,對少共國際師的組建和戰斗經歷不清楚。這個,你們可以找馮文彬、張愛萍、蕭華這些同志。”他還介紹說:“當時,馮文彬同志是少共中央負責人,張愛萍是中華全國少年先鋒總隊總隊長。蕭華當過少共國際師的政委,少共國際師可能就是在他們手里搞起來的。”講完這些,他話鋒一轉,談了一個多鐘頭關于新時期如何加強和改善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和辦好青年報刊的問題。當時正褥署,室內又沒有空調,耀邦在他的辦公室只穿一件圓領的汗衫和一條長便褲,他的座位離我們只隔著一張辦公桌,講到興起處,他圍著辦公室走動,有時甚至站到我們的坐椅后邊,扶著椅背娓娓而談。如此平易近人,如此親切隨和,沒有一點官腔官調,沒有絲毫官場作派,而完全像是家人朋友之間的平常對話,因而不能不使人產生一種“如坐春風”的感覺。這種感覺,30年來一直縈回于我的腦際。

另一件事是,大約是1984年仲春時節(具體時間記不準了),我在江西省文化廳工作,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會議快結束時,文化部通知,胡耀邦總書記準備同大家見面座談,地點在中南海懷仁堂一間會議廳。耀邦同志和主持會議的中宣部、文化部領導坐在前面一張簡樸的長條桌邊,大約也還有其他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坐在那兒,由于沒有一一介紹,也由于那時還不作興在座位前標注姓名,所以沒有記住他們的名字。令人感動的一幕是,因為那次會議著重討論劇團體制改革和電影、戲劇的創作等問題,年逾八旬的文藝界老前輩夏衍同志也坐著輪椅被邀請與會。夏公開始也面對主席臺,坐在我們的前側,耀邦同志進入會場后,一眼看到夏公,沒有坐下,就讓工作人員推著夏公的輪椅到主席臺前,他自己又走上前去,握住夏公的手俯首問候,并把輪椅擺正,讓夏公和他并列而坐。他在講話過程中,還不時側身垂詢夏公,向他請教。這一幕,讓我和一些同志感慨不已。尊老敬賢,以同志式的態度平等待人,有虛懷若谷之心,無居高臨下之勢,這也是耀邦風格中最為感人的一面。

二、講話的風采

胡耀邦同志的學歷據說只讀過初中一年級,但由于他刻苦自學,博覽群書,敏于鉆研,善于思考,加上革命戰爭年代長期從事部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歷練,他的講話談吐總是那么新鮮生動,令人傾倒,可以說是一位天才的演說家。我有幸親耳聆聽過他作的幾次報告,除了1958年冬天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上作的報告,他是依照文本宣讀的以外,其余的幾次都不見事先起草的稿子,而是桌上放著一張小紙片,列出幾條,滔滔說來,出口成章。我根據領導要求,記錄整理過他在1953年地方團報團刊負責學習班上的講話,以及1955年、1956年兩次到江西視察青年工作時對省直機關團員、青年的講話。在整理這三次講話稿的過程中,我只是在語言的連貫性上做了點技術性的處理,對文字不敢作任何修飾加工(也毋需做這樣徒費心思的修飾加工),整理出來,自然成文。不僅思想深刻。邏輯嚴密,文采斐然,風趣幽默,而且其現場講話過程中鼓動性、感染力也躍然紙上。作為長期從事文字工作的記錄整理者,我從心底折服,閱讀過這幾篇記錄稿的同志也對他感到由衷敬佩。記得1954年初,當時的江西團省委書記吳清明同志從北京開團中央全會回來,他拿著耀邦同志在會上的講話稿對我說:“這個講話除了工作內容有所增加外,在章節安排、文字邏輯上同你上次帶回來的記錄稿(指耀邦1953年冬在地方團報團刊負責學習班上的講話。耀邦在那次講話時曾經說過,要我們好好記一記,他在即將召開的團中央全會上要講的話也會是這樣一些內容)基本上相差不多呢!”這就說明,耀邦同志的許多講話,看似隨意,但卻是他經過深思熟慮而后出口成章的。像他這樣思想水平高、表達能力強、記憶力又超常的高級領導干部在我們黨內有不少,耀邦無疑是最為出類拔萃的那群人中的一位。

胡耀邦同志講話,有很強的說服力、吸引力又刻印著他個人獨具的風格與魅力。從我為數不多的幾次聽他講話,我個人感受到有這么幾個特點:

一是平易近人,視群眾為朋友,不是口頭上的而是實實在在的貼近群眾。第一次1953年在團中央聽他講話的情況已如上述。第二次是1955年他到江西視察團的工作,應邀對省直機關的團員青年作報告。上得臺來,他開頭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湖南人打官話。我這個湖南人講的官話,不曉得你們這些江西老表能不能聽清楚。其實,我們好多湖南人都是從江西遷居過去的,所以我們叫江西人‘老表‘江西老表’是湖南人的創造發明。我今天就是以老表的身份對江西的青年老表講話。”臺下頓時引發掌聲一片。接著他又說:“這次到江西來,一路上好些人說我是老革命,其實我算不上老革命。”這時他站起身來,笑著指了指坐在他身旁的邵式平同志說:“要講老革命,你們的邵省長才是真正的老革命。土地革命時期,他和方志敏同志一起領導開辟了贛東北革命根據地。不是有一句話說:‘南有朱毛,北有方邵’么?他對革命是有大功的啊!他當軍長的時候,我還是個兒童團長哩(胡耀邦在江西蘇維埃時代曾任少共中央兒童局秘書長),所以在他們面前,我沒有資格叫老革命。”邵式平省長在江西人民和青年中享有很高的聲望,耀邦這一番熱情而又謙遜的話語,說得大家心里暖洋洋的。盡管會場里絕大多數人都是初識耀邦,但他的話把報告人和受眾的心拉近了,大家都覺得這是一位可親、可近、可愛的領導人。另一次是在1984年深秋,耀邦同志時任黨中央總書記,從湖北轉到江西視察工作,在我省7個縣進行調查以后,在南昌停留了兩三天,同省委領導交換意見并對省直機關主要負責人作了個報告。期間,他還應江西8位“老團干”的請求,接見了我們,并座談了約兩個小時。那天下午,約摸三點鐘吧,我們在大廳迎候,他從門外快步走了進來,同大家一一握手,過去認識的,他直呼其名:“喲,你是萬紹芬”、“你是王顯文”、“你是王天德”,不認識的,他則親切地詢問姓名。當我們正準備各就各位時,他突然轉過身來問了一聲:“哎,周胖子呢?”周胖子是文革前的江西團省委書記周振遠,因為身材魁偉,比較胖,在瑞金種植“七省百縣林”期間,耀邦跟著別人親昵地稱他為“胖子”。歲月滄桑,20多年過去了,他還沒有忘記這位跟隨他在鄱陽湖畔踏勘共青社、在瑞金栽植“七省百縣林”的老部下。當他聽說周振遠當時抱病住院,隨即囑咐工作人員代他去問候看望。我們黨的主要領導人身上展現的這種濃濃的人情味,實在感人至深啊。在這樣的領導者面前,怎么會不使人感到分外親切,并把他視為朋友和親人,愿意向他敞開自己的心扉!那次座談,就是在這樣一種毫無拘謹的同志+親人的氣氛中進行的。

第二個特點是,“陳言務去”,別開生面,富有創意,絕少老話、套話、空話。他在文革前兩次到江西調研團的工作,兩次都應邀對省直機關團員青年作報告,其內容都是演講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分析指導青年團的工作。由于我是這兩次講話稿的記錄整理者,盡管文稿在文革中已燒毀不存,但即使在文革中關禁閉、蹲牛棚時也常會默默念及,所以對其中一些內容的記憶仍然比較清晰。兩次講話由于形勢的變化,內容不一樣,提法也不一樣。第一次的提法是“五個怎么樣”,即當今的世界形勢怎么樣,我們國家的形勢怎么樣,“委員長”的形勢怎么樣,江西的形勢怎么樣,共青團工作的形勢怎么樣。特別講到“委員長”的形勢怎么樣時,語出驚人(那時誰敢叫蔣介石為“委員長”?),風趣幽默鞭辟里,引來滿堂活躍的笑聲和掌聲。第二次,還是講的形勢,共分五節,前幾節的小標題以“好”字結尾,大意是國際形勢總的來看是好的。朝著有利于我們的方向發展;國內形勢好,一派興旺景象;江西形勢好,江西人民發揚革命傳統,一路高歌猛進;江西青年工作的發展勢頭好,和全國一樣,生氣勃勃,前景光明。講了幾個“好”以后,人們以為他講第五個問題,還會以“好”字落腳,可是出人意料。他講的是一個“干”字。最后,他把五個字歸納在一起,即“好、好、好、好、干”,作為對江西青年的希望提了出來。勉勵江西的和全國的青年與青年團員們,在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努力奮斗。這5個字,我記住了,聽過報告的許多同志也記住了。后來我們當中一些同志在不同的崗位擔負了一定的領導工作后,我們也以耀邦同志的這5個字勉勵比我們年輕的同志們。“好好好好干”,成為我和許多同志一生的座右銘。

第三個特點,旁征博引,內涵豐富,言簡意賅,富有文采。我1953年第一次聽他作報告,就驚嘆于他知識的淵博。他很少引經據典,不搞“言必稱希臘”,但會不時地恰到好處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經典名句論證自己的觀點,也會不時地引用中外古典文學名著中的一些故事和成語,來分析和說明自己想要說明的問題。那次談話他還援引了他挑燈夜讀過的當時蘇聯的一些文學作品,比如《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日日夜夜》以及共青城的故事(書名忘記了)等等。他講這些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博學,而是為了鼓勵青年要多讀點書,要讀馬列和毛澤東著作,還要讀點哲學,讀點歷史,讀點文學。正因為他好學敏求,不斷豐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識。他的講話總是那么文采斐然,生動活潑,能夠像磁石一般吸引聽眾,給人以思想的啟迪,精神的享受。記得陸定一同志說過:胡耀邦同志是我們黨內從紅小鬼自學成才的大知識分子。誠哉斯言!耀邦同志不僅善于向書本學習,也勤于向實踐學習。他風塵仆仆,“鞍馬勞頓”,走了全國1600多個地、市、縣,到過許多老、少、邊以及貧困地區,甚至還登上了西藏、青海高原。我想,如果現在我們縣以上的各級領導干部都能像胡耀邦這樣,踏遍自己管轄內的山山水水,真正地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貼近實際,那么,我們黨的作風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的現狀,就將大為改觀了。其實,耀邦同志每到一個地方,都不是游山玩水,走馬觀花,而是向基層干部求教商量,進行切合實際的調查研究,這不僅拓寬了他的視野,增強了他的語言的針對性、生動性和親和力,更重要的是對各個地方的工作有實際的幫助。這一點,溫家寶總理在《再回興義憶耀邦》一文中通過非常樸實、生動的記述作了很好的印證。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江西省直機關擔任過領導工作的同志都會記得,1984年他跑了贛西北的7個縣,每到一個縣都召開座談會,傾聽群眾呼聲,察訪民情民意,然后針對當地實際分別提出自己的指導意見。最后,在南昌召開的省直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他提出了江西應該實行“兩個更大膽”(更大膽地對內搞活、更大膽的對外開放)、“一個略高于”(即經濟發展速度力爭略高于全國水平)的方針。直到現在,這個意見對于像江西這樣的中西部欠發達的地區仍具有現實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1980年代初,耀邦同志讀到中科院科學家的建議和新華社記者的調查,就贛南發展柑桔生產的方針親筆寫了一封信給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的白棟材同志,提議以大力支持個體種植為主、集體專業承包發展種植為輔,放開手腳,鼓勵丘陵山地農民大種柑桔。省委迅即研究具體措施貫徹落實,經過近30年的努力,贛南、吉安、撫州等地區現在已是處處綠茵滿地,柑桔飄香,農民因大種柑桔而致富者不知凡幾。我前幾年到過這些地方的幾個縣,當地一些年紀較大的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每每念及此事,不能不喟然興嘆,感恩于胡耀邦同志從實際出發為農民致富提出的遠見卓識。    

一位我所認識的在胡耀邦同志身邊工作過的同志,曾經寫過一篇回憶文章,其中說到:  “耀邦同志這個人是具有很強的人格魅力的,凡是在他的領導下和接觸過他的人,包括對他有這樣那樣意見的人。都會不由自主的被他折服。”這話講的太對了,我僅有的幾次近距離感受耀邦的經歷,就是一個佐證。因此情不自禁,授筆成文,用以紀念這位“協助鄧小平開創中國歷史新紀元”的世紀偉人。

(作者系江西省文聯原黨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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