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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添:胡耀邦對歸僑韋梓凱案件批示內幕
作者:陳金添      時間:2019-05-24   來源:
 

編者按: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胡耀邦生前對福建的改革開放、落實地下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支持。今天,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本刊發表福建省委辦公廳退休干部陳金添撰寫的親歷胡耀邦對福建的幾次批示的一些情況,既是對他的緬懷,也是對歷史的最好紀念。

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這是黨的一貫政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中央到各地都更加重視知識分子工作,不少地方還出臺了引進人才的優惠政策。但是,也有的單位受“左”的思想影響,對知識分子有偏見,個別領導甚至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一部分權力,刁難和壓制知識分子。改革開放初期,莆田仙游就出現過此類事。

毫無怨言的歸僑

那是1983年春,我一位在廈門大學外文系任教的同學馮壽農告訴我,縣林科所歸僑、助理工程師韋梓凱因晉升工程師和上報科研成果等合理要求,受到縣林業局個別領導的刁難和壓制,一直得不到解決,感到很寒心,提出了出國要求。當時我聽到這種情況后,心里不是個滋味,覺得四化建設需要人才,黨中央三令五申要重視人才,我們放著人才不用,還讓人才倒流出國,這還談得上什么從國外引進人才?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便先后找了韋梓凱、縣林業局和科委等有關單位了解情況。

43歲的韋梓凱是福建林學院森工系63年的本科畢業生。夫妻都出生在印度尼西亞,1954年后,韋梓凱同三個姐妹和未婚妻,先后回到祖國。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下,他們5人都上了大學。韋梓凱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在仙游縣木材公司工作。他在工作中了解到這個縣木材較緊張,一年要用4000多立方米的木材去加工包裝箱,感到很可惜,便產生了利用當地豐富的資源甘蔗渣制作纖維板的念頭。他先后找原農林部設計院、南京林學院、省林業廳等有關單位聯系,花了幾年時間收集到大量的資料。1976年,他又同另外幾位同志一起到上海建設人造板廠學習,在有關單位的支持下,試驗成功用甘蔗渣制作纖維板。可是,由于當地財力困難,他的成果未得到推廣應用。1977年至1981年,韋梓凱在母校老師的支持下,先后為仙游縣東溪水庫和雙溪口水庫架設了林業集材索道,首次把林業集材索道推廣應用到水利工程上去,在水利工程上發揮了其他工程機械所不能發揮的作用。1982年3月,他經縣林業局領導批準,受聘到莆田東圳水庫,又設計和安裝了林業索道,為該單位的加固工程節約投資費用12萬多元,節省木材120立方米,少花3萬多個工日,縮短兩個多月工期。福建林學院已將他在3個水庫工程運用林業集材索道的效果,寫進大學講義里。韋梓凱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早在1960年就入了團。1970年后,他又多次申請入黨,但一直未能解決。大學畢業20年來,與他一同入學的,有的已經提了兩級工資,而他的工資一級也沒提,現在仍只有56.5元,他一家五口人住在城關鎮東風街34號一間又矮又破的小屋里,門口就是廁所和豬圈,但他沒有怨言。母親和親人從國外回來,沒有地方住,他把床鋪讓給親人,自己睡在地板上。他不但沒有向組織上提出安排住房的要求,還耐心地向海外的親人解釋,消除了他們的顧慮。1982年初,縣科委副主任王金春發現他的住房條件很差,便同林業局主要領導進行商量,才給他在苗圃安排一套住房。

“發現和解決具體問題”

1982年4月,縣職稱評定委員會經過研究,認為韋梓凱具有較高的業務能力和技術水平,能獨立解決本專業中較復雜的技術問題,并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績,已具備晉升工程師的條件,便請林業局給予上報。可是,林業局拿到他的晉升職稱呈報表后,遲遲不上報。4個多月后,評委會主任傅啟慶親自到該單位催辦,才勉強上報。后因表格沒填好被退還,此后未再上報。1982年12月初,縣科委決定把“林業集材索道在水利工程的運用”作為推廣應用科技成果上報到省里。莆田東圳水庫管理局、仙游縣水電局和科委等單位,都在“推廣應用科技成果登記表”上蓋章簽署了上報的意見。可是,縣林業局卻不同意蓋章上報。我走訪了仙游縣科委、縣職稱評定委員會、縣林業局等有關單位及韋梓凱在福建林學院森工系的老師,不少人對韋梓凱的遭遇表示同情,對縣林業局個別領導的刁難感到氣憤。

當我在縣林科所找到韋梓凱時,只見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含著眼淚說:“我父親在世時,曾多次對我說過,梓凱啊,在國外哪怕是有魚有肉吃,但還是不如家鄉的咸菜香、蘿卜甜。我為什么給你起一個這樣的名字?就是希望你能夠凱旋回到自己的家鄉。可是,想不到30年后的今天,我卻違背了父親的遺愿,又要出國了。人總是有感情的,不是我對祖國沒感情想出國,30年來,祖國把我培養成人,送我到大學里深造,我也想為祖國的四化建設作點貢獻,報答黨和人民的關懷。我對組織上并沒有什么苛刻的要求,只要求把我當一個普通的公民看待。可是,有的人有偏見,連合理的要求也要刁難。現實的處境逼得我不得不走出國這條路了。但有一點可以放心的是:我出國后決不會干任何一件不利于祖國的事。”我除了將韋梓凱的遭遇向縣委主要領導作了匯報后,又執筆寫了《歸僑知識分子韋梓凱為什么要求出國》一文。1983年3月7日,福建日報的《福建內參》增刊第11期刊登了這篇文章。6月13日的光明日報《群眾來信摘編》和9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主辦的《群眾反映》第204期也先后轉載了這篇文章。9月8日,胡耀邦總書記看后作了批示:“請中組部、勞動人事部再深入查查這兩個案子,然后再考慮適當處理。你們兩個部要指定專人管這方面的事,至少抓三年,使這方面的工作走上軌道。我現在是到處呼吁:大力加強檢查督促,發現和解決具體問題,不作不太解決問題的一般號召、通知和規定。”胡耀邦總書記所指的兩個案子,另一個是遼寧省錦州市水利局工程師龐爵華、姜朝麗夫婦被逼離職去港問題。

為了落實胡耀邦總書記的批示精神,1983年10月下旬,勞動人事部和福建省人事局、林業廳、莆田地區以及仙游縣有關部門聯合組成調查組,到韋梓凱所在單位及相關部門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調查,確認我所反映的情況屬實,韋梓凱確實受到歧視和壓制。他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調查組在向莆田地委、仙游縣委、縣政府領導匯報調查情況時建議:1.縣委應將韋梓凱同志有關問題的處理意見,盡速向勞動人事部、省、地有關部門寫出報告,同時,還應引以為戒,進一步對全縣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情況進行普遍檢查,發現問題,及時妥善解決。2.韋梓凱同志業務技術職稱的評定,以及科技成果的認定,請有關部門繼續按規定辦齊手續,待評定職稱工作整頓后,予以辦理晉升。3.在處理韋梓凱同志問題上,仙游縣林業局副局長陳××利用手中的職權,對本單位應該辦的事推拖敷衍頂著不辦是錯誤的,應責成作出檢查。如何處理,由縣委研究決定。4.由于無辜受審,以及長期借用在水庫工作,致使韋梓凱同志現有工資比同年畢業的科技人員低了一級,建議作為特殊情況處理,給予晉升一級工資。5.為了調動韋梓凱同志的工作積極性,進一步發揮他的專長,對他的工作適當調整,請地縣先作研究。如無法對口妥善安排,征求本人意見后報省胡耀邦總書記上報人事局,由省負責調整。

一波三折

調查組走了之后,縣委、縣政府責成縣林業局補辦給韋梓凱晉升工程師和上報科研成果的手續,并根據韋梓凱的表現和能力,于11月1日任命他為縣科委副主任,同時根據他在科技上的貢獻,決定給予獎勵晉升一級工資。縣委書記陳瑞祺等領導還主動找韋梓凱談心,挽留他不要出國。韋梓凱感謝黨組織的關心,打消了要求出國的念頭,決心為祖國四化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原想,這件事到此可以結束了,便寫了一篇消息《在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下仙游縣糾正一起壓制知識分子的錯誤》。福建日報于1983年11月21日頭版頭條發表,并配發了《少說空話%多做實事》的評論。我試圖通過這篇文章從正面肯定縣委和縣政府在處理韋梓凱受壓制的問題上所做的工作,實際上也是想給縣委、縣政府一個體面的臺階下。

然而,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縣林業局有些人堅持認為“我們沒有壓制韋梓凱”。在呈報科研成果上對韋梓凱多方刁難的副局長,只承認自己“客觀上是起了打擊知識分子積極性的作用”;另一位副局長直到年底,還當著到仙游采訪的光明日報記者王晨和孫月沐的面說:“韋梓凱搞的究竟算不算成果,該不該由我們上報,在我腦子里至今還是個問號。”林業局個別人還矢口否認經調查組核對的事實,并繼續散布中傷韋梓凱的冷言冷語。韋梓凱的處境更加困難,向兩位光明日報記者表示,如不能調離莆田地區,他只有兩條路:一是出國,一是死。

1984年1月9日,勞動人事部向胡耀邦總書記上報了《關于韋梓凱同志受壓制情況的調查報告》(勞人科〔1984〕3號),肯定了我反映的情況屬實,同時指出仙游縣委和縣林業局某些領導人,只是迫于形勢作了檢查,并沒有從思想上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仙游縣有關領導人仍然陽奉陰違。《報告》支持《光明日報》發表一組批評性的報導和評論。

1984年1月20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記者王晨和孫月沐的報道《仙游林業局某些人壓制助理工程師韋梓凱》,并配發評論《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要繼續肅清“左”的流毒》。文章批評仙游縣林業局某些人堅持錯誤,仙游縣委亦處理不力,指出韋梓凱問題未能得到徹底解決,仙游縣委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在調查組離縣以后,縣委雖然做過一些工作,決定提拔韋梓凱為縣科委副主任,并給他獎勵晉升一級工資。但在去年3月省委統戰部負責過問此事后,負責查處此事的兩名縣委常委連韋梓凱本人都沒找過,便把事情拖了下來;在調查組離縣后的近兩個月里,仙游縣委對于林業局某些人堅持錯誤的態度也沒有提出嚴肅的批評和采取果斷的措施;縣委內部有些同志對自己的責任認識模糊,甚至有“不要抬了一個再打了一個”這樣是非不清的問題。之后,《光明日報》又連續在頭版發表了一些讀者來信和全國僑聯副主席洪絲絲和福建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高胡與《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

1月25日至29日,仙游縣委召開了4天的常委擴大會,認真學習胡耀邦總書記的重要批示和《光明日報》的有關文章,以整風的精神,聯系個人的思想實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并于1月31日再次向中組部、勞動人事部和福建省有關部門作了深刻的檢查。同時對有關責任者重新進行了處理,負有主要責任的一位林業局副局長被撤銷黨內外職務,另一位副局長受黨內警告處分,對其他有關責任者也作出了處理。1984年3月13日,《光明日報》又在頭版頭條發表消息《仙游縣委重新處理壓制打擊歸國華僑助理工程師韋梓凱事件》,并配發了評論員文章《少作一般號召,發現和解決具體問題》。在胡耀邦和各級領導的重視關心、新聞媒體的推動下,韋梓凱的問題終于得到了解決,并被調往漳州工作,其科技成果《林業索道在水利工程的利用》獲得省林業技術推廣二等獎,獎金500元。

韋梓凱受壓制的情況,雖然只是個案,但在全國卻有著普遍的教育意義。從仙游縣出現的這件事,可以看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阻力還不小,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一定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要消除對知識分子的偏見,要狠抓落實,決不能停留在一般號召上,更不能陽奉陰違,要少說空話,多做實事。胡耀邦正是從黨和國家利益的戰略高度上,對韋梓凱的問題作了批示,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83年12月20日,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統戰部按照胡耀邦的批示精神,聯合下發了《關于認真檢查一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情況的通知》,提出了6項檢查內容,要求各級黨委都要繼續抓好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在兩三年內作出成績,使知識分子工作走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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