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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與有關“傷痕文學”的爭論
作者:      時間:2007-02-12   來源:中華讀書報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學創作,被冠以傷痕文學而總其成。這些作品所講述的悲情故事,觸及了被長時間的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所摧殘的人間親情,喚醒了已經厭倦了緊張的斗爭的中國人內心感情中久遭壓抑的一面,成為此時關于思想解放和藝術民主的第一次文學嘗試。但是,由于傷痕文學 政治意義大于文學意義,自其問世后即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從倡導民主的、自由的創作氣氛的角度出發,一直關注著這場爭論。浙江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壇撥亂反正實錄》(徐慶全著)一書中披露了其中的詳情,摘編如下:

  在關于傷痕文學的爭論方興未艾之際,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長。胡耀邦關注著這場爭論,并把這場爭論提高到總結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促進文藝創作的繁榮的高度來認識。

  抱著對文藝創作應該怎樣寫大家可以討論的態度,胡耀邦接受了陳荒煤的建議,批準發表1961年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說:《文藝報》的同志送來周恩來總理1961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很好,可以先在《文藝報》上發表,發表前后,可以在文化、文藝部門組織座談,這對于我們文藝界的撥亂反正,發展和繁榮文藝創作都有好處。周總理的這次講話,是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一個發展,現在總理的講話已發表了18年,我們在學習討論中要總結這18年的正反面經驗,應該又有所前進,又有所發展。他還說,應當以學習周總理的講話為契機,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和促進文藝戰線的撥亂反正。

  隨后,根據胡耀邦的意見,《文藝報》與有關刊物和上海的同志一起連續舉行了學習周總理 1961年重要講話的座談會。《文藝報》編輯部還在19793月舉行了文學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在這些座談會上,文藝界的領導與作家、藝術家、評論家一起,共同探討了如何總結建國30年來文藝戰線上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如何按照藝術規律辦事,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如何正確開展文藝理論的批評與評論。許多同志都指出,文藝界既要徹底清除四人幫的影響與流毒,也要正確認識建國17年來文藝界遭受右的和的干擾,特別是的干擾。

  在推動上述討論的同時,胡耀邦一直在著力倡導一種健康的文藝批評。這從關于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中可以得到印證。

  作為對傷痕文學爭論的延續,19794月,廣東文藝界開展了關于文藝向前看還是向后看的大討論。有人把新時期產生的描寫傷痕的作品稱之為向后看的文藝,認為應該提出向前看的口號,提倡向前看的文藝。這場討論雖然主要在廣東文藝界進行,但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全國的注意。也引起了在河北石家莊軍營里的青年作家李劍的注意。

  此時,李劍還是個未到不惑之年的小伙子。身為文藝界人士,對林彪、四人幫在文藝界的專制自然有同感,但是,對黨的樸素的階級感情,在黨尚未對文化大革命反右作出結論之前,就這樣以傷痕文學的形式來表現歷次的政治運動,這種做法是否符合于黨的利益?會不會矯枉過正?年輕的李劍顯然是做了思考的。而且,在這一年的3月,鄧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后,一些人以為中央的方針變了,要了。李劍在思考時顯然也受到了這種想法的影響。既然有思考就要說話,何況他是個筆桿子很好的兵秀才

  1979 6月出版的《河北文藝》,在顯著的位置上,推出了李劍的文章:《歌德與缺德》。文章對傷痕文學作了顯然是不合時宜的批判,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流韻的影響,這種批判還明顯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文章首先認為,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歌德”———歌頌黨、國家和社會主義,而不是缺德” ———專門揭露陰暗面。從這個觀點出發,文章把寫傷痕、把揭露社會主義時期生活中的陰暗面的作品斥責為缺德,嘲笑文藝界一些人沒有歌德之嫌,卻有缺德之行,并進而狹隘地主張社會主義文學只能是歌德。此文規定創作的主要任務是為無產階級樹碑立傳,為四化英雄們撰寫新篇,誰這樣做,就是歌德,就有黨性,就受表揚,誰不這樣做,就是缺德,就成修正主義,就被辱罵。作者之所以要歌德,是因為現代的中國人并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杖行兇,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漢輕輕扣門。河水渙渙,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艷陽高照。如果不按著這種調子來粉飾生活,而在創作中認真批評落后的東西,鞭撻黑暗的東西,那就是缺德昧著良心詛咒紅日,就是懷著階級的偏見對社會主義制度惡毒攻擊”……。像開展覽會一樣,把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所盛行的詞兒,又拿出來展示一遍。不能不說,這種風氣是很不好的。

  現今重讀這篇文章,給人一種不寒而栗的感覺。首先是那種人們熟知的大批判的語言,那種給人戴政治帽子的語言。至于文章中關于歌德缺德的論述,則既不是前無古人,也不是后無來者,只不過現今是以正面負面來替代而已。但是,在當年極路線確實需要清算、傷痕文學如日中天的時候,時代的變化,人們審美心理與文學觀念的轉變使這種論調早已失去了市場,這篇文章顯然要惹起一場風波。

  爭論是分兩派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等大報刊,很快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對李劍的文章進行了批駁。《紅旗》雜志發表的署名文章指出:

  這些觀點,同粉碎四人幫以來我國文藝界的斗爭實踐和創作現狀很不相符,同黨的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背道而馳,因而是片面的、錯誤的。正如報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風。在這股冷風的后面,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文藝界極左思潮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對此,有必要引起重視,開展討論,明辨是非,統一認識,以利于社會主義文藝的進一步繁榮。

  但是,另一種聲音,也就是為李劍文章叫好的,在大報刊上也時常能見到:有人認為李劍的文章是正確的,文藝界的思想解放已經引起了思想混亂,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藝路線的道路,搞得不好,會出現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種狀況;甚至指責文藝界的領導同志大都是歐洲18世紀文學的染缸里染過的

  現今看來,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來說,這場爭論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當年,以李劍為代表的不同程度的的觀點,說明仍有市場,也說明對于文藝領域正在進行的撥亂反正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正確的認識。

  大約在8月底,胡耀邦通過一封反映情況的信,對這場爭論的大致狀況有了了解。經和中宣部其他領導商量,決定召開一次小型座談會,統一思想認識。參加座談會的有:河北省委宣傳部、省文聯的負責人及河北省的著名詩人、作家田間、梁斌和李劍等11人。還有全國文聯、作協的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林默涵、陳荒煤、馮牧、李季和中宣部有關部門及文藝局的同志等共20余人。會議由中宣部副部長廖井丹主持。從94日至6日共開了3天。胡耀邦6日參加會議和與會同志座談,并作了循循善誘的講話。

  胡耀邦說,《歌德與缺德》一文的出現和圍繞這篇文章引起的爭論,是粉碎四人幫將近3年來文壇上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我們召開這個會,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靜氣的方法交談討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這種方法,根本區別于林彪、四人幫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區別于文化大革命前有時曾經采取過的簡單、粗暴的方法。我們這樣做,是總結了一二十年的歷史經驗。如果再遇到類似問題(當然不希望再發生),我們就推廣這種方法。使文藝上的爭論,納入到一種健康的軌道上來。這是毛主席教育我們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解決思想問題唯一正確的方法。人民內部思想上的爭論,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是長期存在的。躲開矛盾繞開矛盾是不對的。我們必須采取平等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來解決。

  《歌德與缺德》這篇文章,確有缺點毛病,毛病錯誤就是同毛主席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相違背。特別是黨中央一再聲明要在一切戰線,包括文藝戰線撥亂反正,把林彪、四人幫歪曲了的東西端正過來,把搞亂了的加以澄清。要保護各條戰線上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針不合拍。李劍同志的調子不合時宜。青年人犯點錯誤沒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誠誠懇懇幫助他,這是我們黨的歷史傳統。對《歌德與缺德》文章的批評是對的。但是王若望同志的批評文章說理不夠,火氣也大了些。對王若望這樣文壇上的老同志,應提出嚴格要求。當然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主要責任在李劍同志。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文章產生的歷史原因和環境。今年春天,恰恰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不久。三中全會跨的步子較大。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鍵,一些人容易轉向,對新的東西接受不了。所以我們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列寧說過,氣候變了,衣服也要換一換。毛主席也常說這個道理。這個問題必須在思想上、理論上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就一個鄭重的黨對自己的錯誤應取的態度講了四句話,其中就講要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所以說李劍同志的文章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一定環境中產生的。離開歷史條件、歷史環境去解決問題,要犯錯誤。因此,我們不過分地追究個人的責任,也不要過分地追究河北省文聯有關同志的責任。要團結起來向前看,開創河北省文學藝術工作的新局面,把河北省的文學藝術活躍起來,繁榮起來。你們回去以后,不要再爭論、算賬,這個賬已經算清了。李劍同志回去檢討幾句我們歡迎,但主要是商量幾條措施;調兵遣將,調動千軍萬馬,放開手腳,鼓勵和組織大家大膽創作,使我們的文藝更好地滿足人民的需要,滿足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我們黨的歷史上有許多重要事情出在河北省。李大釗在河北,可以寫電影、戲劇嘛!二七大罷工,長辛店斗爭激烈;梁斌同志寫過保定二師的學潮;還有高蠡暴動、冀中暴動等等。舊民主主義革命和封建時代,河北省也出過許多英雄豪杰。7世紀有個竇建德,他是農民領袖,幾百年后,直到明朝還有人寫文章紀念他,毛主席曾表揚過他。曲陽縣還保留著紀念他的竇王殿。河北省有建趙州橋的李春,有科學家祖沖之,有高陽的名醫扁鵲,比華陀還早。劉六、劉七兩位農民暴動領袖,率領隊伍一直打到江蘇。最早還出過趙武靈王、荊軻這樣著名的歷史人物。幾千年的文化,100多年舊民主主義革命,60年新民主主義革命,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有多少文藝題材待我們發掘!?河北省的文藝形式也是豐富多彩的。河北梆子、皮影、絲弦、北昆等等,要我們整理提高,創作的路子寬廣得很。要大力組織、鼓勵創作,要創作富有河北地方特點的文學藝術作品。一句話,要萬紫千紅,美不勝收。還有電影怎么搞,農村文化怎么搞,請你們具體化并作出規劃。

  胡耀邦的這番講話,使這場爭論趨于平息,作者李劍也作了自我批評,并進而擺脫了被追究責任的局面。河北省委宣傳部及文聯表示,要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準備以《河北文藝》的名義,寫一篇由于《歌德與缺德》所引起的爭論而吸取教訓的文章。

  在撰寫本章的時候,我曾幾次想采訪現任中國鐵路文工團團長的李劍,但是,李劍在答應后又拒絕了。在我們的電話交談中,關于當年寫這篇文章的思考,他不愿意提,后來,在我的一再要求、并保證不寫到文章的前提下,他講了一些情況———因為已答應李劍,所以這里只好割愛。談到這次座談會的情況,李劍則興致很高,他說:開座談會時,我恰好坐在胡耀邦的側面,胡耀邦講李劍同志是個好青年那段話,是指著我說的。李劍的興奮之情,雖然在電話里,我也能感受到。

  至于在座談會的發言,李劍只作了簡略的回憶。他說:我在發言中說,要抓緊學習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從這次錯誤中吸取教訓。當時,并沒有逼著我作上綱上線的檢討。

  在這場爭論的兩年多后,河北省作協理事會和改版后的《河北文藝》編輯部,在回顧、總結幾年的工作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河北省前負責人思想指導中的左傾錯誤,給作協和刊物工作帶來了很大困難。

  寥寥數語,為我們提供了李劍發難文章在該刊面世的某些重要的政治背景信息。對于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正確路線,在當時個別地方和部門負責人中,是有抵制態度的,有的人甚至把三中全會路線稱之為逆風千里,要出來頂風。李劍文章的面世,也提供了一個頂風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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