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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黨建思想探析
作者:王學宏 黃從慶      時間:2008-04-17   來源:寧波黨校學報
 

  摘要:胡耀邦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宣傳家,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作為中共重要領導人,他積極參與制定和貫徹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并積極的思考歷史轉型時期黨的建設問題,堅持推動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形成了豐富、獨特的黨建思想理論。他的相關思想構成了鄧小平黨建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胡耀邦;鄧小平;黨建思想;理論貢獻;現實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作為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清醒地意識到抓好黨的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他懷著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政治使命感,對黨的建設進行了積極的、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豐富、獨特的黨建思想,構成了鄧小平黨建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胡耀邦的黨建思想,對于當前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不斷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使中共始終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針對“兩個凡是”的理論方針,針鋒相對地提出“兩個不管”;大力倡導“四不主義”,努力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所謂“兩個不管”,即“判斷對干部的定性和處理是否正確,根本的依據是事實。經過對實際情況的調查核實,分析研究,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這是針對當時不可一世的“兩個凡是”的理論和做法,勇敢地針鋒相對的提出來的。
     胡耀邦認為,“兩個凡是”方針在理論上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實質上是維護新的個人崇拜,提倡現代迷信,束縛人們的思想,否定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踐第一的思想。[1](p179)1978年9月,他主持全國信訪工作會議,認為這是動員平反冤假錯案的好時機,有人說反對“兩個凡是”就是“砍旗”,針對這種說法,他義無反顧地說:如何正確對待毛澤東,我們與堅持“兩個凡是”的人是有原則區別的。用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的工作,一定要遵循不變;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絕不能延續不變,否則就是對黨和人民不負責任。[1](p232)“兩個不管”的提法受到當時“左”傾思想的領導人的反對,并對耀邦進行了批評、指責。有人問他:“如果毛澤東批的、定的怎么辦?”他說:“我相信,毛澤東他老人家如果健在,也會恢復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他生前說過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所以,對他老人家過去批的、定的,但被事實證明是冤假錯案的,我們都應該平反糾正。”[1](p233)胡耀邦把全面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提高到中興黨和國家的地步,并認為只有如此才能把人民心頭的大小石頭搬掉,才能把白白失掉的時間補回來,才能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生機勃勃的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粉碎“四人幫”后,中央政治局決定正式恢復中共中央黨校,胡耀邦在歷史的轉折時期臨危受命,擔任常務副校長,實際主持日常工作。面對“文革”浩劫后的中國,他敏銳的認識到:當前中國的首要問題是打破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兩個枷鎖,其一是精神枷鎖,從理論上擊敗“兩個凡是”,將人們的思想從極左路線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其二是組織枷鎖,平反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將社會各界從專制主義的迫害下解放出來。要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是非顛倒過來,任務艱巨,這需要從思想上、理論上,到工作實踐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胡耀邦以大無畏的革命氣概以身作則,堅決貫徹中央決定,決心把這所培訓全黨高、中級干部的中央黨校,建成“理論上撥亂反正”的重要陣地。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相結合,提高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達到改變全黨精神面貌的目的。為此,他主張教學和其他一切工作都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討論問題時要暢所欲言、講真心話;要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要顧慮重重,不要講違心之言;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增強黨性。為了這種目的,它確立了自學為主,適當授課和輔導的教學方法;規定了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和不裝袋子(不進檔案)的“四不主義”學風。
     “兩個不管”的提出,以及后來發動的關于真深遠影響,充分體現了胡耀邦敢于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的精神。
   
  二、主張廢除主席制、建立總書記制,確保黨的集體領導和團結統一

     1980年2月23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重新成立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的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耀邦同志在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書記處的成立,使中共中央形成了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三個層次的集體領導體制,體現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原則,這樣既可以解決接班人問題,又可以有利于政局穩定。鄧小平也指出:成立中央書記處,是改革中央領導體制的第一步。幾個月后,出于多方面的考慮,鄧小平提議由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對此耀邦認為:黨和國家正處于關鍵的歷史轉折時期,非常需要有鄧小平這樣無論在資歷、威望還是在才能上都非常卓越的老革命家掌舵,自己不適合擔任如此重要的職務。但是耀邦有強烈的黨的組織觀念,黨和國家的利益就是共產黨人的最高利益,經過十幾次的拒絕最后還是服從了黨的紀律。雖然接受了這一職務,但他有一個條件:“這個主席,只能當到十二大召開,作為一種過渡。如果要繼續干下去,要改主席制為總書記制,以確保黨的集體領導和團結統一。”[1](p245)就這樣,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9月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同時廢除了主席制。
     其實,廢除主席制的思想并不是他的心血來潮和一時沖動,是他長期思考的黨建思想的一部分。作為“文革”的受害者之一,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如何能避免這一浩劫的重演呢?1980年4月,他和意共總書記貝林格談話時,就涉及到這一問題,他強調指出,“要防止‘文革’這樣的災難,必須從黨和國家的制度上想辦法、要發展和健全民主。”“……舊社會的痕跡在中國是長期存在的,問題是怎樣防止野心家和個人主義者改變黨的方向,這就要從我們黨和國家的制度上想辦法。使和國家的制度沒有漏洞,減少漏洞,盡可能堵塞漏洞。”[2]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執政黨,就要把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適合執政黨的黨規黨法,要集體領導,少數人掌握國家大權效果不好。胡耀邦這一談話的思想和同年8月鄧小平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重要講話精神是完全相通的。主張廢除主席制,建立總書記制以確保黨的集體領導就是這種長期思考黨建的結果。
   
   三、反對搞政治運動和階級斗爭,運用民主法制的辦法解決復雜社會矛盾
   
  胡耀邦作為總書記,有強烈的民主意識、民主作風,他堅決擁護民主集中制,希望重建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他本人始終保持著一個普通黨員的本色,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職位提升了,就盛氣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長制,處處突出個人,甚至凌駕于黨組織之上。他不僅倡導“四不主義”動員人說話、讓人敢說話,而且自己身體力行。經過“文革”的胡耀邦,深深體會到民主的重要性,他念念不忘“文革”的教訓,時常告誡自己、也告誡別人: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聽取各種不同意見,要把黨內的政治生活正常化;再也不要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運動。他主張“寬容、寬厚、寬松”的“三寬”政策,希望能形成民主活躍的社會氣氛,堅決反對再搞階級斗爭。
     處于新的歷史時期,處于復雜的歷史環境下,各種矛盾會不斷出現,用什么方法處理復雜的社會矛盾呢?對于這個問題,胡耀邦堅決主張用民主法制的辦法解決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主張是非要分清,原則要堅持,不贊成動不動就上綱上線,不贊成用過去搞階級斗爭、搞政治運動的方式解決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要堅決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領域里的問題。要按思想認識的規律,要講道理,以理服人,“對于在意識形態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別要注意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動不動把人家的意見、創作言論一下子砍掉,否定掉。”對于犯錯誤的同志應宜粗不宜細,從寬處理,不要整人。熟悉歷史又經歷歷次政治運動的耀邦,形成了在處理人事問題上謹慎的思想和作風,這和他本人的經歷也是分不開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這個人,在處理人的問題上雖然也犯過錯誤,但一般來說,凡是隨便整人的時候我都不積極。”“我在1933年,17歲的時候,有人懷疑我是‘AB團’,搞了我半年。那時可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從小就有了這么一種實踐,這么一種親身感受,以后就曉得在人的處理問題上,應當謹慎一些了。”[1](p249)
   
  四、堅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大力推進干部年輕化
   
  1980年11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胡耀邦作了《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報告,他從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上級的指示、對待自己、對待國家大事、對待群眾和對待黨的領導五個方面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對于如何對待黨的領導,他說:“中共是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這一點不能動搖”,“黨執政后的危險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就會蛻化變質”,“解決這個問題,防止黨蛻化變質,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認真地改善黨的領導,加強民主集中制,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的終身制。”[3](p529-530)在他看來,廢除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終身制,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解決好的問題,這是一件關系黨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改革,牽涉到能否安定團結的大事。領導職務的終身制是產生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重要原因;它使黨和國家的干部隊伍難以注入新生力量,難以保持生機和活力,阻礙改革開放的步伐。“我們黨的許多事情,都壞在干部終身制上”,“‘文革’最后搞成那個樣子,也是終身制造成的”。[1](p384)
     由于這些思想認識,由于懷著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為國為民的崇高情懷,耀邦同志堅決主張廢除終身制。他本人希望自己能成為廢除終身制的實踐者,為黨做出最后貢獻。
     廢除職務終身制就要建立相應的離退休制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此他堅決實行退休、離休制度,他說:“人趁著頭腦還清楚的時候,退出領導職務和決策層是明智的。對個人、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1](p384)他從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出發,從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積極號召老干部退下,選拔和支持一大批年輕的干部上臺,認為“這是一件對黨和國家最有歷史意義的事情,一大貢獻!一大光榮!老干部晚年搞好這件事情是為黨服務的最好所在,最有意義所在,是鼓舞后代的一個最大的精神力量。”[1](p383)
     實行干部退休與實行選拔年輕干部、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大力推進干部年輕化是密不可分的。胡耀邦以極大的政治熱情,培養和選拔年輕干部,他十分注意年輕優秀且有專業知識的干部選拔到重要崗位上來,認為這是一個戰略問題,可以確保中共改革開放事業后繼有人,興旺發達。他堅持黨的干部隊伍“四化”方針,大力推進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為此,他創造性的提出了“第三梯隊”的概念。明確指出:“為了使國家能夠長治久安,使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有連續性和繼承性,必須從現在開始搞好第三梯隊的建設。”[1](p377)正是由于這些措施的實施,八十年代的中國領導層開始逐步走向年輕化,而這正是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動下實現的。
   
  五、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它既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也是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運用。“歷史的嚴重曲折告訴我們,什么時候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什么時候黨內政治生活就正常,否則,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黨內政治生活是否正常,首先是黨中央和各級領導機構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確實是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問題。”[4](p49)
     胡耀邦一向注重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決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在黨內制造迷信行為、搞特權、突出宣傳個人的做法。1980年11月,他在《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報告中,嚴肅地批判了個人崇拜并指出其危害,他說:“50年代末期后,由于黨內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缺乏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央的負責同志就開始離開了自己的正確思想,犯了錯誤。多少年來,特別是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搞個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為甚。……所以,個人崇拜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必須嚴肅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搞了。”[3](p520)并認為這種封建式的個人崇拜,必然把我們的思想束縛起來,造成極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在組織生活中也就是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我們不否認杰出的個人在歷史上的重大作用,不否認黨的杰出領導人對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重大作用。但是我們同時認為我們黨必需由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德才兼備的領袖們實行集體領導,必須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5](p813)“凡屬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過黨委的集體領導,做出決定,不能個人說了算。黨委的決定,所有成員都必須遵守。各級黨委都要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每個成員對自己所承擔的工作都要認真負責,講究質量和效率。”[5](p813)
     健全黨內民主集中制,使黨內政治生活進一步正常化,一方面,必須加強黨的紀律。胡耀邦認為: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全國人民的高度信任。由他主持修訂的新《黨章》,就把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三項基本要求之一寫進黨的綱領,把“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作為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肯定下來。另一方面,要全面整頓黨風。黨風問題是關系到執政黨生死存亡的問題,為了使黨風根本好轉,必須對黨風和黨的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整頓黨風是中國共產黨治黨的一個重要步驟,也是一條基本經驗,是探索和實現黨的先進性建設長效機制的一種途徑。1982年,胡耀邦宣布用三年時間對黨的作風和組織進行一次全面的整頓。要通過整頓黨風,使黨內政治生活進一步正常化,切實糾正不正之風,大大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從而使中共變得更加堅強,更有能力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另外,胡耀邦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他說:“貪污腐敗、以權謀私能否制止,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的抓。抓這件事不能討好,不能怕得罪人,因為這對黨的事業是絕對重要的。”“‘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貪污腐敗,我們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共產黨人決不可以魚肉人民啊!”[6]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人民負責的高度的政治使命感,整頓黨風、捍衛黨性的決心和氣概。
   
   六、努力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身體力行為人民服務
   
  在慶祝中共成立六十周年的大會上,胡耀邦強調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來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立場,是我們必須永遠堅持的宗旨。我們黨為人民服務,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廣大群眾都團結到黨的周圍,通過黨的正確的方針和政策,通過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通過共產黨的模范作用,通過黨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使人民群眾認識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并團結起來為之奮斗。”[5](p809)他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是人民自己的事業,在人民中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是少數,所以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依賴人民、相信人民,吸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創造力,并且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5](p809)胡耀邦不僅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時刻銘記著人民群眾的疾苦,在任總書記期間,經常去全國“老少邊窮”的地方,去深入基層,訪貧問苦,調查研究,全國兩千多個縣,除西藏的個別地區外,他去過一千六百多個。自胡耀邦起,中央形成傳統,每逢過年過節就要到老少邊窮、經濟落后或遭遇災難、群眾還比較貧困的地方去慰問,體驗和了解民情。他還堅決反對形式主義、浮夸和空發議論,每到一個地方之前,都先抽空閱讀有關材料,查地方志,讀歷史書,把這個地方的情況、特點、優勢搞清楚;然后與當地群眾交換意見,共商發展大計。為了能與群眾直接交流,聽到群眾的真實聲音,他主張輕車簡從,特別反對出行時前呼后擁,戒備森嚴,搞成浩浩蕩蕩的車隊,認為這樣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危險行為。
     在對待人民來信上,據中央信訪部門統計,在自1979年擔任中央秘書長到1985年的六年多的時間里,共批閱了人民來信兩千多封,這是任何其他領導人無法與之相比的。而且凡經他批處的人民來信,都指定專人負責,跟蹤、了解處理結果,“查一個就解決一個,使官僚主義無法推托”[1](p350)。另外,他還要求:“每個領導干部平均每天都要看一兩封有典型意義的群眾來信,首長的秘書不能借口愛護首長而任意扣壓。”[1](p351)在當總書記的那幾年,勤政殿夜夜燈火通明,他經常加班加點批閱文件到深夜,辦公室的燈是熄得最晚的。
   
  七、結語
  
  
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創造性、系統性、求實性的胡耀邦的黨建思想,是毛澤東黨建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鄧小平黨建思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中共正在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我們應積極吸收和繼承這份寶貴的精神遺產,不斷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使黨始終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
   

參考文獻:
    [1]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2]張治宇:我聽胡耀邦談防止文革重演[J]。炎黃春秋,2006,(2):37。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胡啟立,我心中的耀邦[N]。中國青年報,2005-12-7(9-10)。

    作者簡介:

  
王學宏(1980-),男,安徽阜陽人,華中師范大學政法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主要從事中共黨史、黨的建設和黨政管理研究;
  黃從慶(1981-),女,安徽六安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室,主要從事黨史人物、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來源:《寧波黨校學報》200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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