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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與十一屆三中全會
作者:      時間:2018-12-20   來源:
 

中央工作會議

1977年8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耀邦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十一大”政治報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狀態不可能馬上得以改觀,導致各項工作在前進中遇到了嚴重的阻礙。然而從中央到地方,越來越多的人要求全面展開撥亂反正,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把社會主義事業引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鄧小平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提出了全黨工作著重點如何不失時機地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中央決定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

為了準備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共中央決定于1978年11月10日開始,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為了開好會議,參與會議籌備工作的胡耀邦認為確定哪些人參加十分重要。由于此時已有不少老一輩革命家次第恢復工作,擔任中央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職務,胡耀邦向中央建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可以開得大些。這個意見得到了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的支持,決定通知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參加。胡耀邦為確定中央工作會議參加者名單,提出了很多建議,諸如提名思想理論、新聞出版、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部門也要有人參加。這就使得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與會人員的組成上,與前幾次的中央工作會議有很大的不同。

胡耀邦為出席中央工作會議,作了一些重要的準備。他讓中央組織部加緊寫出了“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整理了已經著手復查、清理的重大冤假錯案,其中包括彭德懷案;也讓中央黨校寫出了康生問題的材料。他將這些材料帶到了中央工作會議,報送給中央常委,也分送給出席會議的陳云等人。這些材料,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

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舉行。11月10日的開幕會上,華國鋒宣布會議的議題是:一、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二、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華國鋒接著說,在討論上面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參加者分成六個大組,在重點轉移這一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胡耀邦參加西北組,是西北組四個召集人之一(另三人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汪鋒、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霍士廉、蘭州軍區第一政委蕭華)。在分組會上,大家討論了如何端正實現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指導思想問題,也就是要結束“兩個凡是”的“左”的指導方針,撥亂反正,確立新的指導方針。

13日上午,胡耀邦在西北組發言說,我贊成把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但也要把該解決的問題解決好。要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決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林彪、陳伯達、“四人幫”,還有康生,欺騙、蒙蔽毛主席,搞了許多假東西。這些大是大非問題的解決,關系到安定團結,關系到實事求是的作風,關系到教育子孫后代,關系到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赫魯曉夫的歷史教訓,我們一定要吸取。

他在發言中著重講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問題。他說,我們有1700萬脫產干部,在歷次運動中有17%的人受到種種“審查”,人數達200萬之多;下面還有不脫產的基層干部被“審查”,也有200萬。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現在還不知道,總之是不在少數。對受冤屈的人應按照徹底唯物主義的精神,有錯必糾,有錯必改。否則,危害安定團結的因素消除不了,著重點的轉移也難順利。這件事情應當在1979年慶祝建國三十年前基本完成,有些事可以“一風吹”。接著他說:“六十一個人”的問題,毛主席在世時,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就提出,定他們叛徒是不公道的。他也談到了彭德懷問題、陶鑄問題、王鶴壽問題等,主張堅決平反昭雪。

胡耀邦還談到康生的問題,說:我對他的歷史情況不了解。他在1942年搶救運動中,犯了那么大的錯誤,從不作一句自我批評。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做了大量壞事,民憤極大。據中央黨校統計,被他點名戴上叛徒、國(民黨)特(務)、死不改悔走資派帽子的,就有600多人。把朱委員長、葉副主席都放到“有嚴重問題”里面。在這方面,他超過了林彪、陳伯達。他指使南開大學搞所謂“南方叛徒集團”,反周總理。“六十一個叛徒”也是他點的名。胡耀邦認為,康生在“文革”中也是罪魁禍首。

胡耀邦在發言中,進一步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要總結一下。為什么林彪、“四人幫”能在臺上10年之久?根本教訓是什么問題?他認為我們黨內生活長期不正常,存在“黨內有黨,法外有法”的現象。他介紹鄧小平說的一句話:黨內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問題、敢于說話、敢于處理問題的干部。他主張要揭露黨的生活中的矛盾。

胡耀邦的這次發言,在西北組引起熱烈反響,其他組的與會者紛紛打聽,很多人表示贊同。

譚震林、陳云、胡耀邦的發言,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革”前的“左”傾錯誤,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會上會下議論紛紛。

當時,鄧小平正在新加坡、泰國、緬甸等國訪問(11月5日至14日),華國鋒同胡耀邦商量會議的進展將突破原來設想的議題時贊同胡耀邦的意見。后來,中央常委會決定,會議就這么開起來,大家有什么講什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暢所欲言,批評和自我批評都是指名道姓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中央軍委副主席聶榮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王首道、全國政協副主席康克清等許多人在此后幾天的討論中先后都說,要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平反。解放軍后勤學院院長陳漫遠、鐵道兵政委呂正操、軍事學院院長蕭克等許多人在發言中揭發批判了康生的問題。許多人在發言中又相繼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并對一些中央領導人阻撓解決歷史問題的錯誤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對于大家發言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和研究。

十一屆三中全會

由于中央工作會議已經做了充分準備,十一屆三中全會從12月18日至22日只開了5天。胡耀邦等169名中央委員和112名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了會議,黃克誠等9人列席了會議。

全會的第一天,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講了三中全會的主要任務,“就是討論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建議。同時審議通過關于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和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討論人事問題和選舉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為了實現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大家在討論中認為,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要充分發揚民主、統一認識、增強團結,要加強群眾監督和中央委員的監督,加強法制建設,等等。大家在討論中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

三中全會的一項重要議程是“討論人事問題和選舉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對于人事問題,由于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后期已經有了廣泛而充分的醞釀,所以各組在討論時意見都比較一致。全會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以后提請黨的十二大追認。

恢復建立在“文革”中被取消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新的歷史時期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步驟。中央政治局在幾個月前討論三中全會的議程時,就將選舉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作為一項重要的準備工作,交給胡耀邦負責進行。胡耀邦領導中央組織部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在全國范圍考察、提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成員的候選人名單,1978年10月25日、12月2日、12月16日三次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方案。在16日向中央的報告中說:

“一、上屆中央監委委員共60人。現在提出的中央紀委候選人名單(草案)是99人。其中,書記、副書記15人,常委23人,委員61人。按我們黨的狀況,同時考慮到目前還有一批老干部能工作而沒有分配實職工作,我們認為,中紀委候選人的總名額99人是適宜的。

二、我們黨已經多年沒有設立紀律檢查機構,林彪、‘四人幫’又把黨的紀律廢弛得不像樣子,中央一旦恢復紀委,全黨都注意是由哪些同志在這方面擔負起撥亂反正的責任。所以這次挑選的中紀委候選人,一般都是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中表現好的,政治歷史上沒有什么大問題的同志;同時也注意了黨性、組織紀律性較強,能堅持原則,作風正派,辦事公道,看問題比較全面,黨內信得過的同志。

三、提名的中紀委候選人,大多數是黨齡較長、年齡較大而能工作的同志,也提了20多名年富力強、有實踐經驗的中年同志。名單中包括同林彪、‘四人幫’作過堅決斗爭的,以及各條戰線和有關部門的同志。還包括蒙古、藏、壯、苗、回、朝鮮、維吾爾等7個少數民族的同志。女同志有12人。

四、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以兼職委員占多數組成,還是專職委員占多數組成?我們反復考慮,鑒于過去監委兼職委員太多,心思不在監委工作上,甚至開起會來都很困難;同時考慮到目前還有一批能工作而沒有分配實職工作的老干部,因此,這屆中紀委多配了一些專職委員,占到委員總數的一半以上。

中央組織部在報告的后面附上了中紀委候選人名單,包括各人的簡歷。

由于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泛征求意見,并不斷修改補充,所以全會在醞釀討論中都表示滿意。在22日的正式選舉中,所有候選人全部當選:第一書記陳云,第二書記鄧穎超,第三書記胡耀邦,常務書記黃克誠,副書記王鶴壽等11人,常委帥孟奇等24人,委員朱穆之等61人。

三中全會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試行草案)》,原則同意《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對于全會的《公報》,全會亦決定原則通過。

全會的《公報》,歷來是表述全會成果的重要文件,中央常委會十分重視。先是,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幾次同胡耀邦談及《公報》的起草事宜,說要胡耀邦關注此事,并布置中辦研究室著手起草。胡耀邦認為這是一個既要體現三中全會還要包括中央工作會議的巨大成果的重要文件,乃推薦擅長起草文件的胡喬木主持。華國鋒同意,即于12月10日親自向胡喬木作了布置。12月14日,胡耀邦與胡喬木等人商量《公報》起草問題,對中辦研究室寫出的稿本進行了討論,大家提出很多建議。胡耀邦為《公報》設計了大的框架,說:“除了開頭、結尾外,搞四個部分:經濟,政治,思想,組織,都是圍繞工作重點轉移。”這就使得起草工作有了綱目。18日,全會開始。當晚,胡耀邦與胡喬木等看了起草小組改出的第二稿后,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20日上午,胡耀邦看了胡喬木的修改稿后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晚上還去人民大會堂與華國鋒等共同商量修改方案,讓胡喬木再加修改。2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公報草案,胡喬木根據討論意見再次加以修改,于22日清晨印發出席全會的全體人員審議。這是全會的最后一天,各組集中討論了公報草案,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見。在當晚的全會閉幕會上,全會決定原則通過,根據各組討論意見再加修改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審定發表。

在三中全會閉幕后于12月25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決定人事問題。會議討論了新增選的4位政治局委員的分工,決定陳云分管中央紀委和公檢法、民政等政法部門,鄧穎超分管工、青、婦等群眾團體,胡耀邦分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傳工作,王震仍分管國防工業部門。

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時根據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許多人的意見,決定設立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協助中央領導同志處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胡喬木為中央副秘書長兼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姚依林為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除此之外,還宣布了其他人事任免。華國鋒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但經過這次全會,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決定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決策的實際作用看,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這些人事任免變動的決定,使黨中央機構得以新的面貌出現,為貫徹和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組織保證。

健全各級領導班子

領導班子問題關系國家長治久安。早在1977年,尚未正式復出的鄧小平就提出: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要從廣大干部中找積極分子,對有錯誤的班子要堅決改組,對有問題的人一個也不留,要把各級領導班子搞得更年輕一些。1979年夏,鄧小平到安徽、上海、山東、天津等地視察,把領導班子建設問題放到突出的地位。他提出:“現在最迫切的是班子問題,是找接班人的問題。”

胡耀邦在工作中,大力推動各級領導班子的調整和健全。這項工作為推動落實干部政策,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

鑒于“文革”之后各級組織嚴重不純的狀況并未改變,胡耀邦提出了“三位一體”調整領導班子的方針。這就是:一、把參與“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骨干分子以及反對黨中央路線和有各種嚴重違法亂紀行為的人,從領導班子中清理出去;二、對犯有嚴重錯誤和不稱職的干部進行調整;三、選拔充實一批德才兼備的優秀中青年干部。他在中央組織部工作期間,一方面積極恢復和安排老干部的工作,使他們重返工作崗位,發揮骨干作用;另一方面推動各地充分認識選拔中青年干部是個戰略問題,要走群眾路線放手進行。他與各省市區黨委主管組織工作的負責人共同研究,充分討論,草擬了《關于調整領導班子的幾點意見》,明確提出了“調上”“調下”“調開”“交流”四種調整辦法。

胡耀邦強調要從知識分子中選拔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這是黨的干部工作中富有創見而意義深遠的重大舉措。他通過《組工通訊》發表有關言論,反復闡明建設四個現代化需要知識分子干部這個觀點。他告誡組織部門的干部,必須把選拔人才的思想搞對頭,弄清楚什么樣的人是四化建設需要的干部,要破除“左”的思想,特別是輕視知識分子的偏見,跳出只從黨政干部中尋找人才的圈子,擴大視野,放眼于廣大知識分子,把大批優秀的人才發現出來,選拔上來,以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胡耀邦還多次指出,僅僅靠翻檔案,憑死材料辦事,或者只聽少數人的匯報,偏聽偏信,都不可能把人選準選好,越是充分走群眾路線,選拔干部的工作就會做得越好。

對于“文化大革命”中提拔上來的大批中青年干部,當時有些人主張統統撤下去,“大換班”,有的說至少要把他們放到基層去鍛煉考驗幾年。胡耀邦則主張:在分清思想政治是非的基礎上“多換思想少換人”。他在一次會議上強調要作具體分析,分別對待。他說,對他們一般不要講“雙突”(突擊入黨、突擊提干),那樣容易傷感情。提得恰當的,應當保留;好的很優秀的,就要很好地加以愛護;提得不夠理想的,要區別對待:思想品質作風都好、能力不夠、群眾不贊成下去的,也可保留;思想品質不好,在路線斗爭中又犯錯誤,群眾不贊成的,應調下去。他在另一次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是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幾十個陰謀家、野心家所利用這個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一場政治斗爭。在這場政治斗爭中,許許多多干部、黨員、非黨人士受到了傷害,有些人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犯了錯誤,對此要有歷史唯物論的分析和認識。對于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和若干成員所犯下的罪行,必須予以法律懲處外,對于為數眾多的其他有牽連的人,必須以政治斗爭的辦法來處理。我們不能從局部角度、暫時觀點來認識和處理他們,而要以黨的最高利益和全局的長遠利益來考慮和認識他們。重要的是要實事求是。要從歷史的特定條件出發,作出具體的全面的分析。

對各級領導班子的調整和配備,胡耀邦加以精心指導,指出領導班子要調整好,主要是把一二把手配好。絕大多數地方不必大換班。重要的是班子配好后,要經常檢查他們的工作,要有一套好的制度和辦法。由于指導思想對頭,政策把握穩妥,各級領導班子的調整和配備,進展相當順利,沒有引起大的波動。這就為進一步撥亂反正,貫徹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推動工作重點的轉移,提供了組織保證。

努力推進新老交替

不僅是中央領導機構,就是在全黨,都有一個干部隊伍新老交替的重要任務。站在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的戰略高度,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前,1978年2月,鄧小平在聽取四川工作匯報時就明確指出,總的政策是,過去“四人幫”要打倒的一批老家伙,現在還得請他們回來。老家伙的任務,首先是找接班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把這項工作作為重要議事日程之一,胡耀邦為此堅持不懈地進行了大量工作。

干部隊伍老化,是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之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大黨,在20世紀80年代初,擁有許多開國元勛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及富有革命經歷的各級領導干部。然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進入了老年階段,體力上、精力上都難以勝任繁重工作和繼續領導現代化建設的艱巨重任。大量選拔年富力強的年輕干部,做好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工作,一時顯得十分緊迫。為此,鄧小平提出了設立顧問委員會的設想,并提出“這樣,就可以讓一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同時,也便于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實現年輕化”。胡耀邦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做好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關系到提高工作效率、搞好現代化建設、全黨安定團結、黨的事業后繼有人、國家長治久安。如果新老結合不好、交替不好,我們黨不是不可能再有動亂的。即使政治路線正確,如果組織路線不正確,同樣會有問題。反過來說,如果處理得好,我們的天下,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預見到未來的20年、30年,肯定會興旺發達。

1978年胡耀邦在中央組織部工作時,把選拔中青年干部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提到社會主義事業后繼有人的戰略高度來抓。他曾分三批召開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匯報會加以推動。他在1978年8月19日的7省市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匯報會上說,現在我們干部隊伍青黃不接,選拔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是一個戰略問題,必須走群眾路線才能搞好。他強調從現在起,就應當放手讓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在一定的領導崗位上經受鍛煉,增長才干,請老干部對他們進行傳幫帶,使他們成為各級領導班子強大的后備力量,以便可以從中挑選領導干部。這樣,黨和人民的事業才能后繼有人,興旺發達。他特別要求組織部門的干部,思想和工作必須跟上形勢,努力發現人才,培養人才,把這項具有戰略意義的工作做好。同時要求把過去行之有效的領導干部后備名單制度逐步恢復建立起來。胡耀邦的這一舉措,受到葉劍英等人的贊賞。葉劍英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著重提出全黨要重視培養和選拔接班人,要求“老干部、老同志要用心發現、積極培養、無私支持年輕一些的同志來挑擔子”。

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講了很多重要意見。他要求老同志做好這項工作,說這是老同志最主要的、第一位的任務,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路線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我們見不了馬克思。

1982年1月11日、1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機構精簡問題,鄧小平進一步強調解決干部新老交替的重要性,指出:“這次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干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他還說:“選人要選好,要選賢任能。”“出要解決好,更重要的是解決進。”鄧小平的講話,成為其后中央和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指導思想。

原文詳見《胡耀邦(191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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