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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遠:大歷史看胡耀邦的貢獻和歷史地位
作者:王明遠      時間:2018-12-28   來源:
 

紀念改革四十年的宣傳中,對胡耀邦的敘述是不足的,有刻意回避的成分,對于胡耀邦主持和參與的重大改革事件,往往采用只敘其事情、不言其人的做法,這是對歷史的不嚴肅的行為。

親身經歷了改革復雜歷程的原人民日報副總編周瑞金曾經說:“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么,胡耀邦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改革開放總工程師。為了把中國從瀕臨崩潰的邊緣用改革的力量拉回來,他殫精竭慮、鞠躬盡瘁”。這個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為什么談起改革開放的歷史胡耀邦不可回避呢?一方面,因為胡耀邦是啟動改革開放的關鍵人物之一;另一方面,胡耀邦并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歷史人物,中國改革雖然走過四十年的路程,胡耀邦在80年代所努力推動的中國制度和思想現代化轉型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胡耀邦的精神遺產對于未來的改革還具有啟發性。胡耀邦并不是過去時,是現在時,也是將來時。所以,今天我們紀念改革四十周年,還要談胡耀邦。

對于推動歷史轉折的貢獻

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胡耀邦組織和發起這場討論并不是受命于某個人,而是完全出于他的責任和良心,是自發的行為。早在1977年8月“十一大”閉幕后,胡耀邦就在中央黨校布置安排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提出了實踐是檢驗毛澤東思想的標準的論斷,還安排了800名高級干部學員就此討論,其中包括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他在1978年3月又指示吳江、孫長江等人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題目寫一篇大的理論文章,準備發表出來。

所以,電視劇《鄧小平》里面一段鄧小平指示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發動真理標準討論的鏡頭,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鄧小平本人在1979年8月曾經講:“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開始我并沒有過問,而是《光明日報》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多的反應,說是砍旗,這倒引起我的興趣”。這說明鄧事先并不知情。鄧小平還說“我就在6月2日的講話里支持了一下”,說明鄧小平本人也是很謙虛的,支持力度到底多大也可以窺知大概。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它具有兩個意義:一是打破了中國人們頭上的意識形態神學枷鎖,以前的意識形態是只可以信仰不可以質疑的神學,從此之后人民可以質疑、證偽思想意識形態,有了批判反思的自由,才有了80年代的思想黃金年代和今天思想的繁榮,是中國版的”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始。

第二,它委實是一場”理論政變“,胡耀邦發起的這場理論狙擊戰,打地”凡是派“措手不及,毫無反擊之力,從根本上否定了“凡是派”執政的地位合法性,從此之后,“凡是派”在政治上節節敗退,不到兩年就退出政治舞臺。

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解放的干部和知識分子有300多萬,群眾上億,讓他們擺脫各種政治壓迫或歧視,恢復公民權利,是20世紀最大規模的”政治賤民“解放運動。雖然粉碎“四人幫”后,平反冤案勢在必行,但是問題堆積如山,全國需要重新審查的政治案件有140多萬宗,如果沒有胡耀邦,絕對不可能做到這么迅速,不可能做的這么徹底。

比如,黨內當時普遍一個潛意識,就是只平反“文革”中的冤案,“文革”之前的毛主席定的案子不平反,這樣的話”劉志丹反黨小說案”就不會被平反,事實也是這樣的。1977年中央又為此案主要人員賈拓夫、劉景范做了結論,維持他們“反黨”的定性不變,習仲勛寫信給中央要求恢復工作也如石牛入海,數月不見回音。當時如果胡耀邦不堅持重新審查“劉志丹反黨小說案”,習仲勛同志不可能在1978年初就出來恢復工作的。

對于“右派摘帽”,很多高層也認為反右當年有合理性,并不主張給予全部平反,應該給多少右派分子平反,中組部、統戰部和公安部等部門爭論了長達數月。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鄧小平同志參與的,這更是一個棘手問題,考驗主持者的勇氣。在胡耀邦的努力下,到最后除了因政治原因不予改正的96人外,其余55萬多名右派全部平反。

胡耀邦做這兩件事的時候,他剛剛被解放出來,1977年3月開始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12月又擔任中組部部長。對于一般人,獲得了這兩個“要職”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先把位子坐穩、不出事,然后官職再上一個臺階。胡耀邦一上來就敢于觸碰敏感問題,表現出不計個人得失、但問蒼生禍福的高尚人格,這在政治家中是非常稀有的。

胡耀邦組織和領導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是十一屆三中全召開的基礎,沒有胡耀邦在1978年大刀闊斧的兩項行動,只靠官僚政治下的按程序逐步推進,撥亂反正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也就不可能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在全會公報的第三、四兩部分高度評價了這兩個政治舉動,構成公報的主要內容之一。胡耀邦此前僅僅是一個中央委員,卻起到扭轉國家政治乾坤的作用,可謂“四兩撥千斤”。

改革開放中的全面貢獻

胡耀邦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全方位的貢獻,他對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甚至是環保等都有系統性和開創性的貢獻,絕大多數改革政治家的貢獻局限某一兩個領域,胡耀邦是極少數有全方位貢獻的政治家,這一點上,可以說在80年代的改革中,只有鄧小平和胡耀邦發揮了總攬全局的作用。

八十年代四項最重要的綜合體制改革頂層規劃,其中三項是胡耀邦制訂的,即1984年10月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年3月的《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和1985年5月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

胡耀邦在1986年起開始著手制訂第四項體制改革的規劃,即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定。因為他在1987年的離職,這樣工作剩余部分交給了繼任者,并且在”十三大“上提出了政治改革方案。但這離不開胡耀邦事先所做的充分鋪墊。“十三大”政治報告對政治改革的設想,沒有超越胡耀邦1986年所規劃的范圍。胡耀邦提出政改的五個領域是黨和政府、人大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黨和政府同人民的關系,以及人大、民主黨派定位問題,“十三大”報告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都是這些范疇之內的。

這些體制改革的綜合規劃,全面開啟了經濟、科技和教育領域的改革,讓這些領域迸發出巨大的活力。教育和科技體制改革決定一針見血地都提出了確保高效和科研單位自主權的問題,在教育改革精神的鼓勵下,80年代我國涌現出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上海交大和深圳大學等學術氣氛活躍、教學模式不斷創新的典型,出現了劉道玉、朱九思、羅征啟等著名的教育家。80年代被公認為是20世紀另一個教育家治校的另一個黃金時期。聯想等高科技企業也是在科技體制改革精神鼓舞下的產物。

雖然80年代沒有全面啟動政治改革,但是在胡耀邦的支持和允許下,還是做了不少政治改革的探索。比如他積極支持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行使自己的權利,認為“這些團體愿意選誰就選誰,宣傳部門組織部門不要干涉,選的不理想,他們自己負責任”。1984年召開的中國作協“四大”,代表們按照自己的意愿選舉出領導機構,夏衍先生稱之為“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在當時寬松氣氛下,一些地方也紛紛開展基層民主的探索,如1980年北京海淀等地方選民直選基層人大代表,袁庚在深圳蛇口工業區推行的群眾選舉管委會領導的試驗,浙江溫嶺等地方的預算民主試驗。 這些政治改革的探索極大豐富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容,讓人們看到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搞好實現好自己的民主。

還有一些胡耀邦的非常重要的貢獻是往往被忽略了。比如,胡耀邦是新時期民族和宗教工作的奠基人。1980年2月胡耀邦當選總書記后主持召開的第一次書記處會議就是討論西藏問題,這個決議是西藏進入新時期的標志(胡錦濤語),胡耀邦也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到西藏的中央領導人。新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化、經濟、教育和宗教等基本政策是胡耀邦制訂的,《民族區域自治法》也是他推動通過的。并且這些政策符合人類的普世價值和歷史潮流,得到國際社會的好評,是我國民族和宗教治理的正面資產。

在外交領域,胡耀邦也有很多開創性和獨特的貢獻。胡耀邦是新時期中共第一位提出要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的領導人(1981年),最先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領導人(1984年)。在實踐層面,他把中日關系推向頂峰,基于當時兩國關系的友好氛圍,中國獲得了日本大量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其中日本貸款約占我國所獲得經濟援助的三分之二以上,是我國改革能夠順利起步的一個重要因素。胡耀邦還打開中共與與西方社會黨交往的大門,1986年社會黨國際十七大上,中共被接納為“觀察員”,這是社會黨國際歷史上唯一一次接納共產黨作為本組織成員。中共與西方社會黨的關系升溫,無論對于改善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還是豐富社會主義理論都起到積極的作用。

1977年復出到1987年離職,是胡耀邦生命的最后十年,在這期間,胡耀邦以時不我待的歷史緊迫感和不計個人歷史得失的寬廣胸懷,在政治舞臺活躍的最后十年里,一刻也沒有停息,在改革中攻占一個又一個的山頭,打破一個又一個舊的制度堡壘,給經濟、政治、社會、教育、科技、外交的領域注入新的制度活力。

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胡耀邦等人推行的這些改革其實是奠定了這四十年執政合法性的基礎,他的這些變革讓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執政方式趕上了現代潮流,才不至于在八九十年代世界轉型潮流中被淘汰。到今天,還可以說享受著80年代制度變革的紅利。這也是胡耀邦雖然敏感,但是還在官方話語體系中必須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被低估的對經濟改革的貢獻

現在談起80年代經濟改革,大家往往愿意說鄧和趙的貢獻,而不認為胡耀邦在這其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如果認真梳理經濟改革歷史,就會發現胡耀邦也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如果以更長遠的眼光,胡的貢獻的意義將更明顯。

下這個結論并不是憑空拔高胡的歷史作用。美國經濟學家科斯撰寫的《變革中國》一書,提出了“邊緣革命”理論,即農村承包制、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和特區經濟這些邊緣地帶經濟力量的增長是對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吳敬璉先生則把“邊緣革命”稱為“增量改革”。這兩個理論有助于我們了解胡耀邦的貢獻。

80年代經濟管理上,本來是胡耀邦具有全面決策的權力,但是因為胡耀邦在改革問題上得罪了一些固守計劃經濟的元老,1983年被剝奪了管城市經濟的權力。這樣,后來就產生了胡趙分工的問題,即趙領導的國務院主要管理作為“存量”和“主流”的城市經濟和國有經濟,胡耀邦則負責鄉鎮企業、私營經濟這些這些“增量”、“邊緣”部分。胡耀邦并沒輕視這些“邊緣地帶”的力量,反而非常感興趣,他已經有歷史的敏銳感,認識到這些新事物是改變中國的關鍵,他當總書記期間的精力最多的一塊就是下基層推動這些“邊緣力量”的發展,他先后跑遍1800個縣,其中五赴蘇南,兩去深圳。80年代,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后來又有了民營經濟的突飛猛進,這些今天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

再說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出現的時候,黨內高層絕大多數是不支持的。不僅陳永貴這些凡是派反對,李先念、王任重這些主管農業的領導人也反對,國務院也不支持全面“分產到戶”,而是提出了“切三刀”的方案,認為只有四分之一的農戶適合“大包干”。1980年2月,萬里到北京主管農村工作后,頗受孤立,胡耀邦是唯一旗幟鮮明支持“大包干”領導人,萬里晚年曾經有言:“我1980年到書記處分管農業,當時相當為難,可以說動輒得咎。多虧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動配合……如果沒有耀邦同志,那就不好辦了。”也正是因為1981年胡耀邦當選為中央主席,萬里才能夠整頓國家農委,真正把“大包干”推廣開來。

胡耀邦還樹立了關心關注農業的典范。農業雖然只占國民經濟的一小部分,但是事關人口多數的福祉。新中國成立以來歷來就有犧牲農村,補貼城市的傳統,城鄉差距不斷擴大,農民的處境越來越艱難。胡耀邦任內一連五個中央“一號文件”都讓給農業和農村問題,他離職后,這個傳統就中斷了。2003年,受胡耀邦思想作風深刻影響的胡錦濤和溫家寶執政以后又恢復了這個傳統。

再說經濟體制改革。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方向,這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破局之作。胡耀邦是“決定”起草小組的組長,是促使”決定“產生的關鍵人物之一。整個文件起草過程中,一共八易其稿,每一次修改都是胡耀邦親自指導的,修改完后,胡耀邦又拿到書記處會議上逐字審閱的。

“決定”起草過程中,遇到的阻力非常大。中央相當一些有力量的領導人是堅持捍衛計劃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遠比農村改革的障礙多,這也是構成80年代政治激蕩的主線之一。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報告,是由胡喬木負責主持,王忍之、袁木等人執筆的,關于經濟體制的主調依然是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本來也是他們執筆的,繼續沿用了“十二大”的基調,并沒有實質進展。這個時候距離三中全會召開僅有不到3個月的時間,盡管時間已經非常倉促,胡耀邦毅然決定改組起草小組,將傾向于改革的林澗青、鄭必堅、林子力等人加入進來,才改變了局面。在稿子起草的最后階段,胡耀邦堅持加上“商品經濟”,才使得“決定”有了真正的創新突破。當然趙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沒有二人不辭辛苦地在元老、政治局成員和經濟學家等各方面聯絡溝通,很難在十二屆三中全會能做出這么巨大的轉變。

關于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的歷史意義研究經濟學和改革史的人都敘述不足,這個決議委實為中國共產黨爭取了數年的極為寶貴的改革窗口期。如果沒有胡耀邦等人極力推動,繼續抱著等等看看的態度,等到下一個三中全會就是1988年,也就是蘇東劇變的前夕,到時候恐怕想改機會也沒有了。改革提早四年,使得經濟活力和社會生產大大長進,為中國共產黨應對80年代末的危機提供了巨大回旋空間。

胡耀邦在80年代改革中的歷史地位

胡耀邦到底在80年代改革格局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認為要正確認識這個問題的前提,必須先要弄清胡耀邦的政治地位,核心是胡耀邦與鄧小平關系的問題。不少人認為,胡耀邦是鄧小平的政治代理人,甚至把胡耀邦與鄧小平的關系形容為光緒與慈禧的關系,這是一種庸俗化的理解。

80年代是黨內民主生活最健康的時期之一,無論是鄧小平,還是胡耀邦都是希望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政治權力體系,鄧與胡是同志的關系,不是主仆關系,也不是代理人關系。胡耀邦之所以被推選為總書記,并不是他俯首聽命鄧小平,而基于:第一,胡耀邦是當年60多歲的年輕力壯領導人中革命資歷最老的,他1929年就參加革命,1956年就是最年輕的八屆中央委員,本來就是毛澤東等意屬的下一代接班人之一;第二,在撥亂反正中表現出的政治勇氣和智慧獲得了黨內上下的一致推崇,鄧小平、葉劍英、陳云、李先念等都認為胡耀邦是接替華國鋒的最理想人選,不是哪一個領導人權力運作的結果。

胡耀邦素來反對搞封建王朝那一套的人身依附,鄧小平也對胡耀邦比較信任和支持,因此在80年代改革中,胡耀邦是比較獨立地行使黨中央總書記權力,有比較充分的人事權和決策權推行改革的。在人事任命上鄧小平比較尊重胡耀邦的意見,1980年以后,經胡耀邦提議,習仲勛、喬石、胡啟立、郝建秀等一大批擁護改革的領導干部進入決策層。

所以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國政治,并不是鄧決策——胡執行的模式,而是胡決策——鄧認可的模式。很多重要問題上都是胡耀邦先行一步,做成后鄧小平再發表態度。了解80年代的權力機制和鄧胡關系有助于我們準確理解胡耀邦在80年代改革所起到的作用。平心而論,改革開放初期形成的全方位齊頭并進的局面,是鄧小平與胡耀邦默契配合的結果,主持一線工作的胡耀邦殫精竭慮,擁有最高政治權威的鄧小平支持改革的信念堅定,二人缺一不可。如果密切合作,則改革事業順利;如果關系受損,則改革事業受損,這是此后的事實證明了的。因此,胡與鄧是80年代改革的最重要歷史人物,至于爭論孰高孰低是沒有意義的,他們每個人都有鮮明的個性和政治理念,需要到更長的歷史中去檢驗他們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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