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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耀邦平反冤假錯案
作者:任小彬      時間:2019-01-03   來源:
 


主講嘉賓:任小彬(原中組部青干局副局長,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蘋秘書) 201647日(下午)

編者按:平反“冤假錯案”無疑是胡耀邦同志一生中最光輝的篇章之一。在他的領導和組織下,共為50多萬“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甄別平反110多萬的歷史案件,解放干部300多萬名,47萬人黨籍得到恢復,上千萬的受株連者得到解脫。平反“冤假錯案”不僅是一場人身解放運動,也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它徹底否定了極“左”路線下的反智、反民主、反理性的思想對社會的控制,宣揚了正義、民主、自由、進步這些美好價值必勝的信念。有人把平反“冤假錯案”與林肯的解放黑奴相提比論,解放黑奴只是解放了美國的部分勞動力,而平反“冤假錯案”則是對中國社會各個群體的一次大解放,它對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這個說法并不為過。

 

 任小彬: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錯案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件特別大的事情。對于這個事情,多少年來有很多同志、很多學者專家都發表了各種各樣的文章,其實已經說的很充分了。戴煌同志專門寫過一本《胡耀邦同志與平反冤假錯案》的著作,前兩天也看到劉濟生同志專門就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錯案寫了很長的非常精采的文章。

 我是19783月份到中組部去工作的,去后直接參加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之前,19778月耀邦同志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時,為被康生和中央文革打成“反動組織”的黨校群眾組織“紅戰團”平反,我是被平反者之一。而這個平反案件,是日后耀邦同志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第一案,是起點,是開端。所以,在耀邦同志掀起的這樣一個大的政治運動中,我是全過程的參與者。下面我從一個參與者的角度提供一些情況,和大家共同交流、探討。

 第一,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不是到中組部才開始的。

 應該把時間線稍微往前移一下,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錯案不是到中組部才開始的。實際上是從剛剛粉碎“四人幫”以后,沒幾天,他就跟葉帥提出來了新“隆中三策”,其中第二策就是“冤獄一理,人心大喜”,講到理冤獄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平反冤假錯案。他在19773月剛恢復工作,到中央黨校擔任副校長,當時華國鋒是校長,汪東興是第一副校長,他實際在主持工作,立刻把這個事情提到議事日程,開始著手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

 現在我想介紹一下具體情況,沈寶祥同志也直接參與了這個事情,您也可以糾正、補充。耀邦同志到中央黨校后,在原來康生建立的班子沒有進行徹底調整的情況下,采取了變通的做法,召開了黨的骨干分子整風會議。這個整風會議吸收了已經靠邊站的、被剝奪了領導崗位的老同志參加,還有各支部的一些骨干分子也參加,這就立刻取得了領導優勢,這是在197756月份。這時,我們幾個(宋揚之、蘇承德、柳可白和我)曾到黨校去反映情況,耀邦同志親切接見了我們。

 耀邦同志說,落實政策要加速,要解決黨校“紅戰團”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問題。要求下面整理,提供給整風會議討論。這時大家都有顧慮,因為“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把持著黨校,很多冤假錯案都是他造成的,康生那時候還被評價為“偉大馬克思主義者,光榮的反修戰士”。在這種情況下耀邦同志說,要實事求是,不管什么人說的,只要不符合黨的政策,不符合事實就要推倒。應該說這是第一次開始了“兩不管”的提法,就是不管你康生是什么地位,只要不符合事實就不行。

 “紅戰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黨校成立的一個幾百人的群眾組織,里面有人反對康生,還有人給中央寫信、寫大字報,揭露康生是陰謀家、兩面派,這個組織當時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在67年初掀起了第一次反對康生的潮流,立刻遭到了殘酷鎮壓。19671月,中央文革小組江青、陳伯達、康生宣布,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紅戰團是反動組織,把紅戰團的頭頭和骨干抓進監獄,當時黨校青訓班的宋揚之、蘇承德、任小彬、王東曉等我們幾個反康生骨干的年輕人打成“反動分子”,開除了黨籍,還有人被抓到監獄里去了。(沈寶祥:是陳伯達到黨校宣布的。)那個時候在全國被定性為“反動組織”的還不多,這是很突出的一件事情。

1977810號,耀邦同志主持召開整風會議全體會議,通過關于紅戰團平反的決定。我們當時雖已畢業離開了黨校,但耀邦仍請我們幾個受迫害的同志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決定,“文革期間,黨校群眾組織紅戰團,被陳伯達、江青等定為反動組織,現于徹底平反,當時被拘押的,一律恢復名譽,開除黨籍的,預備黨員取消資格的,一律恢復黨籍,檔案里有紅戰團文件的一律銷毀。”

耀邦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主要精神就是平反紅戰團著眼點,不是一個群眾組織的問題,“落實黨的各項政策,是全黨的一件大事。”從具體問題講到宏觀問題,從黨校問題講到全黨問題,這就是紅戰團平反的意義所在。

 我們的體會是,耀邦同志的講話很超前,1977810日平反時,小平同志剛出來工作,而且是管科技宣教方面的工作,因此,對黨校平反冤假錯案還沒有具體的指示。812日,黨的“十一大”召開,報告里也沒有提到平反冤假錯案。

耀邦同志在中央黨校平反紅戰團和他的講話,是冒著風險、率先突破禁區,意義非常重大。這是耀邦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起點,這個用咱們沈寶祥教授的話:“紅戰團”平反可以說是“文革”后平反冤假錯案的第一案。隨后耀邦同志在黨校又組織了兩篇落實政策的文章,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這時就揭開了全國性的落實干部政策的序幕。所以耀邦同志在黨校的時間雖然不長,等于是從77年的3月到了黨校,到年底的時候到了中組部,但是實際上他在黨校就已經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所以我說他不是從到中組部開始的,我們現在有一些文章,比如說像戴煌同志的著作,都是說從胡耀邦同志到了中央組織部,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我在這糾正一點,耀邦同志的思路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就提出了關于平冤獄的思想,到了中央黨校就開始著手這樣一個工作。應當是從他主持黨校這個局部工作的時候就開始了著眼于全國的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是起點,是序幕。

我還要強調,這并不是一個普通的職務行為,而是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出于深思熟慮后的行動。當時換任何一個人都是很難做到的!

第二,對于揭露康生,耀邦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

揭露康生為什么很關鍵呢?阻礙平反冤假錯案的一座大山就是康生,我們知道,康生在“文革”中一直負責組織和宣傳工作,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當時主管組織部,大量冤假錯案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如果康生的所做作為是正確的話,那平反冤假錯案就無從談起,這個時候耀邦同志怎么處理?我簡單介紹一下。

 嚴格說起來,康生的垮臺也不是一天就垮掉的,現在說是漸進式塌陷。實際上對他的沖擊,就是從我在黨校經歷過的,“文革”中就有兩次,一次是黨校紅戰團,一次是黨校校委委員李廣文,都是貼大字報揭露康生,被打成反動組織和反革命分子。

耀邦到黨校以后,對康生問題的沖擊大致有這么三次。

 第一次是平反“紅戰團”的冤假錯案。耀邦當時曾私下里跟我們說,平反文件里說的是“陳伯達、江青等人”的作為,耀邦說這個“等”包括康生,因為當時不好點康生的明名,這個“等”已經把他等進去了,因為是反康生的案子,不把他等進去,這個案子平不了。也就是通過平反紅戰團,撬動了康生這座專門迫害人的“大山”。

 第二次是197793日中央黨校整風會議上,老干部組的支部代表王長富,發言中首次提出康生和曹軼歐的事情,做了系統的揭發。耀邦同志當場表態,說黨員在黨的會議上反映這個問題應當給予支持。當時對康生的公開反對是石破天驚的。他并沒有說你不能說,違反黨的組織紀律,反而明確表示態:黨員在黨的會議上,向中央的領導提意見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會后還專門讓人把他的發言整理了以后正式上報。這些行動都已經表明了耀邦同志的基本態度,盡管當時康生還頂著“偉大”、“光榮”的帽子。1977128日,又有人公開貼出了小字報,據說他們事先還是惴惴不安的,又找耀邦同志身邊的梁秘書,也得到了實際上的默許。

 第三次是,1977年底耀邦同志調到中組部工作以后,馬上利用中組部的力量,來整理“文革”時候的檔案材料。我印象中是讓當時組織部的局級干部張志杰、賈素平做的。當時陳文斌同志是在黨校工作,也給耀邦同志當了一個月左右的秘書,耀邦同志也讓陳文斌整理了康生在黨校點名批判一些人的名單。(沈寶祥:中組部的信息也匯集到一起了) 中組部的名單和黨校的名單放在一起,大概有800多人,都是康生、曹軼歐點名誣陷的,這個名單對于以后平反冤假錯案非常重要,尤其是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盛平同志知道,耀邦本來是準備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文件形式提出來,當時沒有得到允許,耀邦同志就把這個文件帶到了他在京西賓館的住處,放在了他的辦公桌上,參會的領導誰到他那個屋,都會把個名單翻一翻,那上面說的很清楚,某某某什么罪名,康生對其點名說過什么樣的話。很多老同志聽說耀邦同志有這么一個名單,這一下就傳開了,紛紛到他住處看名單。康生當年起了這么壞的作用,誣陷了這么多人,上至中央領導,下至一般群眾。這個名單在中央工作會上引起了轟動。后來陳云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了幾條,其中一條康生的問題應該進行審查,各個小組討論會上,大家都表示支持。

 可以說,在揭露康生的問題上,耀邦同志始終是站在第一線的,應該說是摧垮這個黨內大奸大惡的第一人。此外沒有人提供這么豐富的材料。批康生阻力很大,因為康生的秘書李鑫很得汪東興賞識,康生的問題一直還是個禁區呢。耀邦同志扳倒康生,等于掃清了干部落實政策的一個大的障礙。這是我補充的第二個情況,也是自己親身的經歷。

第三,耀邦同志到中組部以后是如何恢復組織部的形象的。

 組織部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康生直接領導下,形象非常不好。當時是郭玉峰(康生點名調去的)做部長,耀邦同志去了以后,只換了一個郭玉峰,其他人都沒換。班子不換,你組織機構的形象怎么改變?耀邦同志采取了非常出人意料的做法,先甩開原來組織部機構系統,成立一個接談組,大量接待來申訴的老同志。

 中組部原來有一個專門負責審干的叫調查組(后來的干部審查局),這個調查組的組長是屈清華,這個人原來是大慶一個鉆井隊隊長,是個和王鐵人齊名的勞動模范,郭玉峰讓他專門負責干部審查工作,他根本不了解情況,非常荒唐!在這個情況下老同志怎么可能找屈清華去訴說問題呢?耀邦同志成立了接談組,由“文革”前的老副部長陳野蘋牽頭,用一批老同志,專門來接待當時上訪的老干部。我去中組部后就直接參加了接談組的工作。

 而且耀邦同志專門有具體的指示,要接談組的接待室設在組織部大門口,這樣上訪者進門不需要經過重重的詢問,而且要擺上沙發,準備好茶水,因為老同志受了幾十年的冤屈,說不完,容易口干舌燥,要喝茶,得坐的舒舒服服的。而且要求接待組的人,接待老同志時必須通報自己的姓名,讓他下一次再找你好找。以前找人談話都是代表組織,你下次再找就找組織了,跟我沒關系,但是耀邦同志讓接談組的人通報姓名,你得負責到底,不能沒有下文了,這都是對接談組非常具體的指示。

 就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耀邦同志把組織部從過去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變成了黨員干部的家。來到這就是到家了,你有什么冤屈都可以到家里傾訴,盡量營造出家的氛圍。很多同志說,我們十年多來都是遭受冷眼、批斗,一到這兒來感受到了熱情,真的有回到家的感覺。那時候老同志奔走相告,說組織部的大門又向我們打開了。我親自接待了很多老同志,很多都是流著淚說的,說過去都不敢來,現在終于有地方伸冤了。 

 再簡單說一下《胡耀邦文選》中耀邦同志對平反冤假錯案的批示,耀邦同志有很多批示,每個批示都對工作起了指導和促進作用。《文選》只不過選了很少的批示。

我舉個例子來說明耀邦同志對一封信做的多次批示,對落實干部政策來說是很大的促進。

這是在我的筆記本里記載一個事情:

1978310日胡耀邦同志在達銳為其父申訴信上的批示:

“請張居平同志(在接談組工作)盡快找她談談,并仿效上次辦法將所談材料由我簽送轉尤太忠同志處理。”

317 張居平同志約談達銳

323 張擬稿將材料送陳野蘋同志,野蘋同志讓人再次修改

41 報耀邦同志

45 耀邦同志批示:

“這事,你們處理的太遲了,我已經直接解決了。望一切工作要盡量提高速效。”

看來,從310日耀邦同志批了以后,下面公文處理,你來我往,到41日經過了整整22天,才送到耀邦這兒。耀邦很不滿意。這件事反映耀邦同志落實干部政策的急切心情,不能四平八穩,這么耽誤事是不行的,要有救人于水火的高效率!

(胡德平:達銳我知道,她家保存了一部手抄本的《紅樓夢》,她母親是載濤的女兒。這個歷史聯系起來很有意思,就是達銳的父親叫達理札雅,是內蒙古自治區的副主席,在“文革”中死了。紅四方面軍長征有兩個方向,一個是新疆,一個是內蒙,內蒙方面是阿拉善定遠營,達理札雅是是阿拉善的王爺。達銳媽媽是內蒙古的婦聯主席,是很有修養、教養的一個人。)

 第四,這次落實政策和過去落實政策的不同。

 有幾個特點。第一個,時間跨度涉及的非常長。時間跨度很大,不光是“文化大革命”,是幾十年的跨度,包括49年以前,甚至紅軍時期的歷史問題。第二個,涉及的范圍非常廣,上至中央領導,下至一般干部,還包括工人,農民問題、學生中的冤假錯案問題,地富反壞右的摘帽、平反等,所有受冤屈的人都要平反。第三個特點就是復雜問題簡單化處理,面對如山的積案,我們直接做工作的人看到的很多問題都很復雜,具體問題千差萬別。耀邦同志說,你都把人家冤屈了幾十年了,我們還在這些問題上這么繁瑣?錯了就是錯了,徹底解決。包括很多省里說歷史問題是不是要劃幾個杠杠啊,耀邦同志說不能劃,簡單化處理,該恢復就恢復,該平反就平反,該一風吹的就一風吹。第四個特點就是,這次平反冤假錯案,全黨范圍,中央、省、地、縣四級辦案,說起來等于是搞了一次運動,因為冤假錯案就是在運動中形成的。如果不是搞運動式的平反冤假錯案也不可能成功。

 最后反思幾個問題。耀邦同志胸懷寬廣,對于以前“文革”時期的人除了個別人進行了調整,多數人都沒動,主張“換思想,不換人”。后來受到了詬病,說不換人不行,耀邦同志順利的時候還可以,一旦不順利的時候這些人很多都翻臉不認人。現在看起來,其實也不關思想的問題,也不關人的問題,其實是有關制度的問題。因為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一個不產生冤假錯案的制度,沒有鏟除產生冤假錯案的土壤,不客氣的說,現在每時每日每天還在大量產生冤假錯案,這是制度土壤的問題。

 第二就是沒有形成糾正冤假錯案的機制,出了冤假錯案怎么糾正?沒有輿論監督,沒有獨立的司法,那你怎么糾正冤假錯案?不幸的是耀邦同志平反了這么多冤假錯案,他最終是以冤假錯案告終,自己成了冤假錯案的受害者。他臨去世之前說,希望組織能給我一個公道的評價。結果是“公道在人心”!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

 我用幾句話總結一下今天的發言。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其實也是一場政治解放運動。不僅是對文革十年的糾正,也是對黨的幾十年歷史上所犯錯誤的一次總清算。它一舉掃蕩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形成的各種帽子和包袱,在實際工作中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同時,也是在耀邦同志主持下展開的“真理標準討論”,為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全會進行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沒有這兩個準備,中央工作會議不可能順利召開,三中全會不可能實現政治路線徹底的改變。我就說這么多,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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