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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想起胡耀邦大刀闊斧開辟農村改革局面的事情
作者:李錦      時間:2019-02-21   來源:
 

寫在前面  今天,是胡耀邦同志逝世19周年的日子。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候,我想起追隨胡耀邦調查與報道農村改革的日子。40年前,我新華社記者已經3年了。我搞農村基層搞調查,是按照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做的。時任黨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發揮媒體在改革中的先鋒作用,樹立我為全國宣傳新聞戰線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典型。這篇文章是我的親身經歷,以第一手材料披露胡耀邦對農村改革的特殊貢獻,介紹很多人所未知的細節。我認為胡耀邦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元勛,是中國改革源頭的偉大的發動者與領導者,有沒有胡耀邦,中國農村改革會是兩個樣子。胡耀邦對新聞記者,給予極大的信任,讓年青記者了解這段歷史,是我這個老記者的責任。中國的新聞記者永遠懷念耀邦同志。

在胡耀邦胡耀邦同志逝世19周年的時候,想起胡耀邦大刀闊斧開辟農村改革初期局面,心情很難平靜,他實際上是直接的指揮者與推動者,冒了極大風險,天下安危系于他一人之身,很多細節人們并不了解。我是當事人,這篇文章是對30多年前的回憶,特此發表,紀念敬愛的耀邦同志。

我先后四次見過胡耀邦同志,這多是發生在農村改革初期的事情。在他擔任黨中央主席的時候,我因為宣傳農村改革得到他表揚并被當作宣傳戰線的典型公開表彰。這件事,在我人生命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胡耀邦同志發揮媒體在改革中的先鋒作用,是相當充分的。因此在內心深處始終對耀邦同志懷有崇敬愛戴的感情。

我在家中曾三次為恩人祭奠過,第一次祭奠的便是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在胡耀邦逝世時,我在家中桌子上供上他老人家的象,就是報紙刊發的那張面龐消瘦的正面象,點上蠟燭,擺上幾樣水果,再點上香,三鞠躬后,默默的坐著,追念領袖的恩德。另外兩次是為至親至愛的母親和尊敬的領導、恩師穆青。母親為我帶來生命與知識,穆青教導我如何工作、如何做人,而胡耀邦為我帶來機遇與成就。胡耀邦作為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象征,在我們生命歷程中刻下深深的烙印。

這些年,紀念胡耀邦同志的文章已經很多了,而農村改革這一段還沒有見人專門寫過。我謹以農村記者的眼光,回憶改革最初我所知道的那段歷史,追念胡耀邦同志的功績,以紀念耀邦同志。于眾于已,我都該做這件事。

一、耀邦同志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最高指揮官

中國的改革,最初是在兩個層面上展開的。一個是發生在上層,以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為支持,以胡耀邦為執行者的撥亂反正工作在三個方面鋪開,從政治路線上完成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從組織措施上平反冤假錯案與老干部復出,從思想戰線上展開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推翻極左思想路線的統治。這便是后來人們說的胡耀邦的"三把火"。一個發生在下層,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的農村改革。前一項工作從1978年開始,到1980年基本完成,后一項工作從1979年開始,1982年基本解決問題。這兩件事互相穿插,互為關系,前一件事為后一件事展示了方向,從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創造了條件,后一件事是前一件事的繼續,是黨的政治思想路線轉移在農村實踐中的展開。農村改革把中國引向整整25年改革與發展,創造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輝煌時期"。

在我印象中,中國農村改革在領導層是事先沒有人知道的,也不是誰提出來的,完全是農民的自覺行動,是一場自下而上的農民革命,后來被中央領導層所了解、所肯定,變為一場上下聯動的大革命。

對于"包產到戶",中央高層領導人開始公開支持的比較少。在為"包產到戶"激烈爭論之時,胡耀邦在大庭廣眾之下說出了"要吃米,找萬里"。1980年1月,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1月31日向中央政治局匯報,華國鋒持反對態度,在他講話后鄧小平也講了話。鄧小平說,對于"包產到戶"這樣的大問題,事先沒有通氣,思想無準備,不好回答。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表態了。他在與胡耀邦、姚依林、萬里等書記處書記談話時,在談到當前的農村政策的時候,肯定了鳳陽縣包產到戶的做法,他說:"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鄧小平在關鍵時刻的講話,推動了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從那時起,胡耀邦與趙紫陽、萬里等就這個問題不斷交換意見。

當時華國鋒是主席,中宣部與國家農委不能不聽華國鋒的意見。家庭聯產承包被視作資本主義象征,而受到壓制和批判。然而,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新聞界從1980年秋天報紙已開始推開"包產到戶"的報道。我們當時發往北京的報道寫的是"包產到戶"或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但到編輯手里都改成農業生產責任制,把家庭聯產承包這幾個字都抹掉了。盡管本來應當"合法"的報道被迫以"不合法"的形式進行,"包產到戶"猶如地下熱火在沖壓著,在一線的少數新聞記者亦如"地下黨"般在冒著危險進行工作。然而這些報道還是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震動。一方面得到廣大干部和農民的熱烈歡迎;一方面也受到很多領導同志的反對和指責。我本人就因為報道魯西北包產到戶受到社會指責,被來信中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吹鼓手。

當時新聞單位負責人多次直接向耀邦同志請示,他對新聞界的宣傳首先是肯定、是鼓勵。他說,三中全會的兩個農業文件是試行草案,既然是"試行",又是"草案",理所當然的應該在"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的原則下,容許有所突破、有所創新。

由于受到來自上層的強大壓力,《人民日報》在1979年的3月15日刊登了反對包產到戶的"張浩來信",受到全國各地數千封來信的強烈反對。耀邦同志要求趕快補救,于是在這月底刊登了安徽省農委的來信,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人民日報》在1979年的3月15日刊登了反對包產到戶的"張浩來信"。

我最早見到耀邦同志是1981年5月3日,在濟南南郊賓館俱樂部。這一年4月26日到5月4日,胡耀邦到臨沂和泰安地區視察工作。回到濟南發表講話,他強調,搞農業第一要靠政策,第二要靠科學,他把科學技術強調到一個比較突出的地位。白如冰、蘇毅然在他的兩邊,耀邦同志說著便站起來了。因為要拍照,當時沒有長焦鏡頭,要靠得很近才能拍特寫鏡頭。

我接近胡耀邦后,發現他說話有時有些口吃,但一作報告,那生動活潑的語言,那催人奮進的思想,把所有人都牢牢吸引住。我聽到耀邦同志那鏗鏘有力、有時激奮得聲音有點發顫的聲調,看到他不斷站起來揮著拳頭、說話的氣勢,感覺到這位革命家胸膛里源源噴發出的思想熱力,在召喚著、組織著人們前進。

二、農村改革難點多是胡耀邦批示后化解的

在最初的農村改革過程中,耀邦同志是我們聽到指示最多的領導人,是對新華社報道批示最多的領導人。我總是在想,為什么耀邦同志總是思潮如涌,思想是那樣新鮮活潑,總是那樣敢作敢為而且能站在農村改革的前列、站在農民的一邊呢?

從歷史淵源看,胡耀邦同志出身貧苦農家,對農民有深切的了解,直到他去世前,他哥哥仍是普通農民。胡耀邦與農村聯系最有影響的是1961年的安徽調查。在連續三年饑荒期間,許多地方出現吃樹皮草根,甚至吃"觀音土"的情形。三年中最低估計是餓死了上千萬人。發現事態嚴重后,毛澤東派出工作組到各省訪查。胡耀邦去安徽后寫了一個報告,承認安徽一地餓死三百萬人,這就是有名的"安徽報告"。這個報告對毛澤東是有影響的。

從指導思想上看,耀邦同志在那一階段是自覺把農村改革當作中心工作,當作頭等大事來抓。他談過,"大躍進"以來,特別是十年內亂,我國受損失最重的是農業,受傷害最深的是農村,犧牲最大的是農民,因而在我們這個農業大國,在整個國民經濟瀕于全面崩潰百業待興的時候,首先要抓的就是農業。所以他在解決政治、組織和思想路線以后,一個時期內就集中精力解決農業問題。

從政治實踐上看,從1979年到1982年分為兩個階段。胡耀邦是1979年1月擔任中央秘書長的,1980年2月擔任總書記。1982年6月前,華國鋒仍是黨中央主席,他對包產到戶是持否定態度的。這就決定胡耀邦前期是以撥亂反正為主要任務,而在后期胡耀邦則是名正言順地為包產到戶"上了戶口"。中央五個一號文件都是在耀邦主持下制定的,農村改革的所有問題幾乎都是在耀邦同志指示后源源不斷傳到我們新聞記者中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兩個農業文件、四中全會上關于農業問題的決議、1980年的75號文件和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制定的,這四個文件像四個里程碑,一個比一個思想解放。

胡耀邦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指揮者,在中央最高層,是胡耀邦同志直接指揮了農村改革。當然還有從四川、安徽上來的領導,然而耀邦同志處于總書記位置上,一系列重大問題都是耀邦同志決策拍板的,鄧小平、陳云等領導的思想也是到耀邦同志這里得到實施的。在那個轉折時期,胡耀邦同志的主帥作用是極為明顯的。從1980年2月胡耀邦擔任書記處總書記后,他就把思想解放的鋒芒投到經濟工作特別是農村改革上來了。他主要是通過制定農村改革文件和對難點問題的表態來領導農村工作的。

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就多次得到他的批示,就我知道的,家庭聯產承包、農民買拖拉機、雇工、專業戶、農民長途運銷和精神文明這些事都是耀邦同志批示后得到肯定的,而后在全國大規模推廣的。后來從耀邦同志對新聞害地加以反映。……因為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勢,這就要加強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密切聯系群眾,密切聯系干部。前些時,我對新華社內參清樣很注意。"顯然,耀邦同志是有意運用新華社內參來指導工作的。當時形勢很怪,對農村改革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反對聲音。新聞報道從下面發起,從一個一個口子突破,最終形成洶涌澎湃的大潮。耀邦同志始終站在農村改革潮頭前面,哪里難點集中就打通哪里。

農民購買農業機械這件事便是在耀邦同志批示后得到推動發展起來的。反對農業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人,有個重要的理由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破壞了農業機械化,生產力水平下降,社會主義優越性被破壞乃至被扼殺。

1979年出現個人買拖拉機的,干部們全部持反對態度,認為私人購買大型農具,是違反原則的。貴州、湖南、浙江、福建等省有些部門與地縣發了文件命令禁止個人購買拖拉機。我在菏澤縣發現不少農民買拖拉機的事,當時縣里也不同意報道。我來到黃河北的商河縣張坊公社劉安邦大隊找到3戶社員聯合買拖拉機種責任田的線索,在婦女用手撫摸拖拉機時按下快門,開始編輯也不肯發稿。后來見到新華社安徽分社寫的內參材料,胡耀邦總書記作了批示,肯定了安徽農民買拖拉機的舉動。《人民日報》在1981年1月18日的頭版就用"三戶社員聯合買拖拉機種責任田"的標題,發表了這條圖片新聞。這是全國較早反映農民購買拖拉機的公開報道。耀邦同志在內參上一批示,公開報道就發表了。

《人民日報》在1981年1月18日的頭版用"三戶社員聯合買拖拉機種責任田"的標題,發表了我的圖片新聞。

這些報道,推動農民購買拖拉機形成了熱潮。1981年初全國私人拖拉機達3.8萬臺,1982年達到38.4萬臺,增長9.l倍。

再一個大問題是農民走進流通問題。當時各級政府對農民走進流通領域普遍持反對態度。采訪中,我了解到商河縣張坊公社白集大隊農民走進流通領域,在市場與農民間搭起橋梁,一年向市場提供100萬公斤新鮮羊肉,其中運銷北京市的就達75萬公斤,闖出一條發展商品經濟的新路。他們是通過發展養羊到形成收購加工、運輸和銷售羊肉一條龍的經營方式,闖開商品經濟禁區的。

這件事在縣里阻力很大,縣里不肯評白集大隊為先進單位。白集農民心里很有意見,他們向我反映不少問題,希望上面能有個答復。一是發展道路對不對,二是體制對不對,三是經銷范圍能不能擴大。帶著這些問題,我寫了調查報告。在新華社內部刊物發出,胡耀邦同志在12月24日作出批示:"啟立同志看后,轉萬里、潤生、劉毅同志。這是一個極生動、極有說服力的例子。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山東省政府很快以文件形式,將胡耀邦的批示精神與調查報告轉發全省各縣,要求各地學習白集農民經銷羊肉的經驗,引導農民搞好流通,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

《人民日報》農村部編輯肖俊熙很快打電話來,要我立即把調查改寫成一條消息。l月20日《人民日報》第二版頭條刊用了,很醒目,加了編者按,配了圖片,僅僅標題便用了61個字。編者按指出:白集大隊一年向市場提供100萬公斤新鮮羊肉,說明農村有很大的經濟活力,只要按照商品生產的規律辦事,打開思路,疏通渠道,就可取得顯著的經濟效益。白集羊肉入城進京,是一個很生動、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值得農業、商業、交通運輸業等部門領導認真思考。這些話便是根據耀邦同志批示精神寫的。當時,人民日報不少編者按便是根據胡耀邦同志批示改寫的。

當時,我和南振中議論,胡耀邦同志作為黨中央領導人對一個大隊的材料作出批示,可見農村流通問題的重要。而且他批給的是中央書記處、國務院負責同志及國家農村政策研究部門、商業部門的負責同志。使人值得琢磨的是胡耀邦認為"許多問題值得思考"這句話。

三、五個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是耀邦同志主持制定的

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是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于每年1月l日(或2日)發布、指導農村工作的五個文件,這些文件都是胡耀邦同志主持制定的。

在這五個一號文件中,影響最大的是1982年的"一號文件"。1981年l l月離開高唐王莊時,王本躍母親的一席話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她拉著我的手問:"你能不能找鄧副主席和胡總書記說一說,定個不變的政策。"大娘講的是實話,使人覺察到農民怕變的心理。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怕變?恐怕主要是幾個原因促成的。

一是農村政策在前二十多年,變來變去,朝令夕改,群眾總是被折騰,使他們難以相信。有人說:"問題來了定政策,形勢好了變政策,運動來了批政策。"二是上面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不同看法,影響形勢的穩定。群眾議論為"上頭神仙吵架,下面凡人遭殃"。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文件認為"在一般地區,不要搞'包產到戶'",這是一部分人敢于繼續公開反對"包產到戶"的根本原因。

1980年秋到1981年底的一年,"雙包到戶"責任制仍然是在沒有得到足夠支持的情況下搞的,在政治上是冒風險的,在實踐中是有起伏的,困難仍然不少。我們的一些報道,受到社會的責難與反對,也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正在這時候,1982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發表了,黨中央站出來正面為"雙包到戶"落下"戶口",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此列入社會主義的正冊,為使其成為中國農村的基本經濟體制打下堅實的基礎。

1號文件的內容是豐富的,有5個部分,25條。我記住了印象最深的是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社會主義性質,這是最重要的,是文件的綱,綱舉目張,其他話都是在這個基礎上講的。文件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這就為"雙包到戶"正了名,這一長期被視為大逆不道的"異端"終于取得正式戶口,也為"雙包到戶"姓"社"不是姓"資"的大辯論畫上了句號。第二句話是"不論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第三句話是講了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后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問題,提出探索的方向。

1982年的中央1號文件有雙重意義,首先是為姓"社"姓"資"問題的爭論畫了句號,為沿海地區可以不可以搞"雙包到戶"作出回答。其次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己經由大規模的群眾自發運動成為上面有組織地推廣的運動,從以民間為主進入到以官方為主推行的新階段。

后來了解到,中央一號文件出臺是胡耀邦同志起了決定作用,這是他擔任中央主要領導職務后干的第一件大事。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黨中央主席,新的領導班子緊接著便開始加緊進行農村改革。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期新華社內參給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萬里:"我考慮今年九十月再產生個農業問題指示,題目可叫關于搞好明年農業生產的幾個問題,請考慮是否叫農口同志先醞釀一下,如杜(指杜潤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談一次。"隨后,胡耀邦于8月4日找杜潤生談話,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他特別提出了文件要寫政策放寬問題,并要求提交中央擬召開的工作會議討論。

1981年10月12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胡耀邦在接見代表時指出:有一個問題文件要講清楚,這就是:農村改革、"包產到戶"并未動搖農村集體經濟;可是有些干部、群眾總是用習慣語言,把改革說成是"分田單干",這是不正確的,責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說明不是"單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堅持土地公有,只有"包"給農民,就不是"分田",這應向干部和群眾進行宣傳解釋,說明我國農業堅持土地公有制是長期不變的,建立生產責任制也是長期不變的。最后,文件草稿由各省帶回去討論,再根據各省意見進行了修改定稿,中央政治局于12月21日討論通過,定名為《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當這個文件在政治局通過后,杜潤生當場找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人,建議將這個文件能夠安排在新年的元旦發出,成為新年的第1號文件,以便引起全黨、全國重視。他們當即表示贊同,胡耀邦隨后簽發了這個文件。這樣,第一個中央1號文件便產生了。

1號文件發表后,在基層干部和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一個突出的說法,便是農民吃上"定心丸"了。魯西北有名的萬元戶"王三萬"王本躍到縣城專門給我打了個長途電話,說如今能睡個安穩覺了。

第二個中央一號文件也是胡耀邦同志建議并主持制定的。胡耀邦于9月15日批示農研室準備"年底召開一個各省的農業書記會議";10月9日再次批示要農研室準備"今后一年搞一個農村工作的座談紀要"(即中央的一號文件)。

1983年7月16日,胡耀邦在赴燕北視察臨行前詢問了開專題座談會的情況,叮囑必須搞好明年的"中央一號文件"。9月7日,胡耀邦同萬里、趙紫陽交換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要解決什么問題的意見后,親自參與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通知的擬定。這就是第三個"一號文件"。

總之,五個"中央一號文件",都是在耀邦同志提議或主持下制定的。這些文件基本上突破了原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模式,創造出了一個有中國自己特色的模式:家庭聯產承包,土地集體所有。

三、胡耀邦扭轉農村變局,也改變了我的命運

胡耀邦極為重視新聞工作,特別是耀邦同志在擔任黨中央主席前,他運用新聞工具為農村改革大造輿論已達到相當成功的地步。我們這些在農村搞調查研究的人在相當程度上就是本著為胡耀邦總書記寫內參的。在調查時就總想著這是寫給總書記看的,是為總書記來調查的。

在三中全會后,耀邦同志有一段話給我們很深的印象。從三中全會到務虛會第一段,一些人對報紙和新聞界責難很多。耀邦同志回答是:"粉碎'四人幫'后,報紙、新聞起了根本變化。撥亂反正,起了很好的作用,對扭轉局面有巨大貢獻。我們的《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臺,特別是《人民日報》,站在斗爭前面,站在扭轉乾坤前面,這個要肯定。這是個大賬。""從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有些同志對我們報紙有些意見,突出的是認為在某些問題上不夠慎重。報刊、雜志、新聞、廣播做了大量工作,成績要充分肯定。"耀邦同志強調:"應著重發揮新聞戰線同志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1979年3月18日在全國新聞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正當一些人如瀉如注地譴責新聞媒體時,耀邦同志的充分肯定,而且主動承擔責任的話,令新聞工作者感到無比的溫暖、慰藉和鼓舞。耀邦同志實際上是在新聞界發出了解放思想的動員令,新聞記者的膽更壯了。

當時,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表達當時受耀邦同志講話鼓舞的感受。我寫道:"三中全會精神在農村的巨大勝利是多么廣闊的報道天地啊!再過五十年后當我們翻開這頁歷史時是無言的愧對,還是自豪的回憶?宣傳責任制帶來的大變化就是宣傳、捍衛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場戰斗。作為歷史大變革中的新聞記者就應該站在它的前頭,敏銳地抓住那些本質的變化,哪怕是萌芽狀態,哪怕是萬中之一,也要竭盡全力去大喊大叫,以事實去論證真理,激發億萬人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參見新華出版社1982.4《新聞論叢》第三輯)正是這種精神狀態下,僅1981年我就下鄉315天,我相繼跑了800多個村莊,發出大批歌頌"包產到戶"的文章和照片。

1981年12月至1982年7月,新華社黨組發出"關于表彰和學習李錦同志的決定",組織多次座談會,全國各報刊發表數十篇學習李錦的文章,穆青同志題寫了"莊戶人家的好記者",使得"莊戶人家好記者"這一評價在新華社和全國宣傳戰績廣為流傳。這場學習活動與耀邦同志的表揚有直接關系。

最早是由魯西北茌平縣博平公社楊莊農民一封表揚信引起的。1980年,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由于新聞輿論上還沒有形成強有力的統一局面,理論上也缺深入的總結與引導,思想上比較混亂,不少新聞報道一發出去就在社會上議論紛紛,甚至受到指責。1980年10月,我在茌平縣博平公社楊莊了解到農民楊成海承包棉田獲得2206元獎金的事。在分配兌現會上,楊成海領獎時情態比較好,我就發稿了。圖片說明中有一個"包"字,便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短短幾天收到13封讀者來信。

我的稿件中有一個"包"字,便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

短短幾天收到13封讀者來信。南京軍區某部有一封來信,署了11個人的名,提出的問題很尖銳。信是這么寫的:我們認為這是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報道,牽涉到社會主義方向問題,不能不說話。顯然認為新華社的報道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應該及時進行糾正,總社攝影部編輯在收到這些來信后,來信到茌平縣委調查。當時,在聊城一帶農村傳說,"搞包產到戶的李記者犯錯誤了"。茌平縣也摸不清底細,非常緊張,做了緊急設防,做好"不認賬"的思想準備。我則陷入一種無奈,做好受批判的思想準備。

整個局面發生了變化后,楊莊村黨支部覺得我宣傳包產到戶為老百姓著了難,受了罪,他們給新華社寫了材料,稱贊我是"莊戶人家的好記者",在困難時候為莊戶人講了話。我因為在魯西北農村報道時間長,發稿量大,在農民群眾中留下較好影響。在這階段,魯西北地區有5個縣寫信給新華社、山東省委和黨中央,贊揚我深入農村調查和艱苦奮斗的作風。

1982年1月7日,時任黨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在《中直內部情況》看到高唐縣委寫的"千里單騎采訪,留下一路新風"的材料,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與新華社,"請考察核實后,看是不是能公開表彰和在你們這一行中作為先進工作者典型介紹。"

中宣部和新華社領導非常重視,朱穆之、趙守一、曾濤、穆青等分別作了批示,派了調查組在包產到戶的村莊核實。1982年4月3日,新華通訊社黨組發出《關于表彰和學習李錦同志的決定》,新華社藉此掀起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高潮。

學習活動也在山東省委、中直機關黨委和共青團系統展開。我受到胡啟立、胡錦濤等領導的接見,并被推選為共青團十一屆中央委員,出席團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青年》刊登了蔡東士寫的長篇通訊《焦點在時代浪尖上》。

1982年4月6日,新華社黨組發出《關于表彰和學習李錦同志的決定》的文件。

后來得知,就在耀邦同志對我作出批示前三個月在新聞界有一個重要講話,那是面對社會上對新聞界攻擊而講的。他說,我國新聞工作者,只要合乎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就有自由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又說:我們的新聞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一定要有獨立負責的精神"。

10月份,分社也傳達了這個講話。有人說,黨中央主席專門批示表揚記者,是黨的歷史上不多見的,這表明胡耀邦同志對新聞工作的倚重和肯定。耀邦同志在農村改革中,對新華社的工作,對新聞記者是非常重視的。我有時想,自己的成長實是得益于這個時代,這是一個風起云涌、陵谷交替的時代。是耀邦同志為我們報道創造了機遇,沒有耀邦同志的正確指揮,當時形勢也不會發展那么快,也不會有我們那些報道。如果"包產到戶"最終站不住腳,像我們這樣不要命的搖旗吶喊的人可能是另一種政治命運。因此可以說,農村改革改變了我的命運,胡耀邦的表揚促使我走上一條艱苦奮斗、調查研究的正確道路,這影響我一生的成長軌跡。

五、耀邦說"你為農民講話,農民就會表揚你"。

我要說,中國農民和記者永遠愛戴耀邦同志.

我永遠難以忘記胡耀邦同志接見我的一幕,他的話"你為農民講話,農民就會表揚你",永遠是對我的勉勵。

1982年12月24日,我正在山東商河縣農村采訪,接到新華總社電話讓我到北京參加第十一屆全國團代會。在胡耀邦同志表揚后,我被當作典型宣傳,年底被選為共青團中央委員。團代會結束時,中央領導要接見部分代表。胡錦濤同志召集我們開個會,說你們是各條戰線的優秀代表,一定要向中央領導匯報好。他還特別說,"李錦,你是耀邦表揚過的,應該向耀邦同志匯報,耀邦同志很關心農村基層情況。"中直團委書記劉勝玉當晚與我談話時說,你一定要向耀邦同志問好,聽聽他的指示,耀邦同志記憶力很強,會記得你的。

在農村改革的日日夜夜,我雖在農村,但遙念北京,按照耀邦同志指示去做,總想著還有什么事應該讓耀邦知道,他還想知道什么?

在接見時,我向耀邦同志講起"我是報道包產到戶的記者,你表揚過我"。"喔",耀邦掏出一支煙,一邊掏打火機,一邊思索,像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他回頭對我看了一眼說,"你是騎自行車跑了很多縣的那個記者,很能吃苦的,我知道。"因為在6天前耀邦同志剛剛在我寫的調查上作了批示,我就講起商河農民販賣羊肉的報道,農村有很多想不到的新事,現在都冒出來了。

耀邦同志說:"這是很生動的事例,很說明問題。"他接著說,"新事很多,都發生在下面,記者要到老百姓中才能發現新鮮生動的材料。你很能聯系群眾,你為老百姓說了話,老百姓不就表揚你了嘛。"

耀邦同志還說:"莊戶人家的好記者,是這個說法吧?新聞記者這個職業很重要,你們從老百姓那里來的,反映了真實情況,很多是中央關注的問題。"我還匯報高唐王莊一帶流傳的"糧滿倉、油滿缸、穿新衣、蓋新房,光棍娶新娘,全村一片喜洋洋"的順口溜,耀邦同志說:"很有意思。你再說一遍。"當時我還講了王莊有個"王三萬",要搭伙到北京來看你,那里人都知道好政策是你制定的。耀邦同志忙說,是小平同志,還有其他領導。他問"老百姓關心什么?"我說"就是一條,政策不能變!"耀邦同志說:"這個知道了。"

后來還發生一件事,我常去的王莊黨支部給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談對農村形勢看法,里面有我匯報的"糧滿倉、油滿缸"那段話,耀邦同志批轉給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使得幾句順口溜走向全國。

那次與耀邦同志談話是短暫的,但給我印象非常深刻。耀邦同志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一切從實際出發,關心群眾,關心農民,他善于調查研究,善于從生活中發現問題。他關心與表揚記者,不是說我個人做的有多好,而是對新聞界的表揚,是對那一階段新聞工作的肯定與鼓勵,因為記者的調查來自實踐,來自群眾。在那個時代急中央所急,想中央所想,在歷史轉折時刻發揮了前哨尖兵的作用。

在那以后的3個月,胡耀邦同志在十三陵參加植樹節勞動,我再次見到了他。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看到我,招了一下手說:"你也來啦。"當時我心里有點緊張,人家稱我是莊戶人家的好記者,怎么跑到上邊來了。很久,我心里總是不安。

1983年3月,胡耀邦同志在十三陵參加植樹節勞動,我為他拍的照片。

第四次見面是在共青團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胡耀邦同志專門到會講了話。他說老漢今年70歲,"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身體大不如前,有種悲涼情緒,使我們也受到感染。那次他強調干部年輕化,強調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我清楚記得在這次講話中,他深刻分析了當時蘇聯與一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狀況。我們知道,在1982年后,他把相當精力投入到黨風廉政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他踏進充滿荊棘的新領域。

后來,發生了許多事,大都與農村問題沒有多大關系。不過,有些人借否定胡耀邦同志否定改革開放成果。作為胡耀邦同志表揚過的人,也感受到這種政治壓力。在我生活周圍也曾出現過"胡耀邦出問題,李錦是他抓的典型,也該批了"的說法。我知道,胡耀邦如果倒了,很多人就不敢為胡耀邦講話了,更不肯為胡耀邦表揚過的典型講話了。但我內心堅信,中國農村改革,如果沒有胡耀邦做義無反顧的努力,形勢決不會變化的那么快,那么好。胡耀邦關于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思想是先見于人的,為以后的三十多年證實,是正確的。

中國歷史應該銘記:胡耀邦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元勛,是中國改革源頭的偉大的發動者與領導者,有沒有胡耀邦,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是兩個樣子。那階段,我們能夠在耀邦同志領導下工作,報道得到他的肯定,工作得到他的表揚,這是我終生的榮幸。19年前的今天,耀邦同志走了,心中涌起無限的悲痛。當時,我在家中為耀邦同志祭奠,與家人良久無言,在耀邦同志象前默默坐著。

胡耀邦對農民、對青年、對新聞記者一直懷有深厚的感情,人們永遠記得他。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耀邦同志領導開辟的農村改革局面,為中國改革開放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中國三分之一世紀輝煌業績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的。中國農民永遠感激耀邦同志,中國的新聞記者永遠懷念耀邦同志。

1978年胡耀邦同志在給郭小川家屬的信中曾經寫道:"群眾、人民、后代子孫并不記得什么鑒定和悼詞,記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實。"確實是這樣的。人民群眾對任何政治人物的評價,心里是有一本賬的。偉大的政治家是依靠自己做出的事情,依靠自己的人格,在人民心中凝結成豐碑。這個豐碑是永恒的,不會因時勢的變化而變化的。

在這座豐碑前,我謹掬心香一瓣,敬奉給胡耀邦同志的英靈。我要告訴耀邦同志,中國有一當過記者的人,在默默地奠祭你,為您獻上一朵潔白的花。

這樣的紀念,是我們這一代人從深深心底里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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