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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夫:發展經濟永遠居首位 ——學習胡耀邦《抓規劃,抓管理,組織推動生產高潮》
作者:黃文夫      時間:2019-03-01   來源:
 

胡耀邦在1979年《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中,把尊重客觀經濟規律,作為我們經濟工作的第二條最主要的教訓,對經濟規律問題做了較為系統的闡述。認為按照經濟規律辦事,首先是按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辦事,真正弄清楚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抓規劃,抓管理,組織推動生產高潮》(1963年3月4日)一文,是胡耀邦在中共湖南省湘潭地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

(一)湘潭講話的時代背景。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工作會議,即7000人大會,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糾正“五風”錯誤,號召各級領導干部深入基層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與廣大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充分發動群眾,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爭取盡快恢復(到1957年農業生產水平)和發展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5月,中央書記處決定從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抽調一批領導干部帶職下放到主要產糧區。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工作重點放在湘潭。

胡耀邦到湘潭的時候,正是我國處在“大躍進”、“大饑荒”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時期。雖然中央調整了一系列政策,生產開始好轉,但是困難尚未過去,糧食嚴重不足。糧食產量還沒有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群眾口糧人均在400斤左右,還有相當數量的群眾溫飽問題未解決。

當時湘潭地區有 10 個縣(北有臨湘、湘陰、岳陽、平江、湘潭;南有瀏陽、醴陵、攸縣、茶陵、酃縣)。縣、區、社三級干部在整風整社反“五風”中,由于受到“左”的思想路線干擾,不少同志挨了整,甚至連地委負責人也未能幸免。雖然經過中央和省委及時糾正,但干部還普遍存有“怨氣、泄氣、不服氣”情緒;而群眾因前幾年“五風”嚴重,加上當時部分干部有貪污挪用、多吃多占等腐敗現象,意見很多,情緒低落,生產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如何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提高干部群眾的積極性,解放生產力,成為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最棘手的問題。

胡耀邦到湘潭后,沒有坐在機關里聽匯報,而是在省委副書記兼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等人的陪同下,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從北到南深入各縣和社隊進行廣泛的調查。每到一地,他最關心的是農業生產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通過調查研究,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針對當時三年經濟困難恢復時期存在的問題,及時召開地委常委會議,作出“四個大抓”(即大抓糧食生產、大抓畜牧業發展、大抓經濟作物種植、大抓封山育林)的決策。

胡耀邦通過深入調查研究,抓兩頭帶中間,調動干部群眾的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經濟發展。1963年,湘潭地區在遭受特大干旱的情況下,農業生產仍然獲得了好收成,糧食總產32億6千萬斤,比上年增產2.1%;生豬存欄123萬頭,比上年增加45%;棉花增產1.18倍;其他農、林、牧、副、漁都有發展。1964年湘潭地區的農業生產大為好轉,糧食產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經濟作物和工業生產也都獲得全面豐收。

(二) 湘潭講話的主要觀點。

這篇講話的核心思想,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經濟,推動生產高潮。

1、要抓生產規劃。

生產規劃是預先擬定在某特定時間內完成多少產量的目標和過程。胡耀邦認為“規劃”就是“打算”。他說,群眾可能聽不懂“生產規劃”這個名詞,但群眾一定希望今年生產有個好打算。群眾不是不關心甚至害怕生產規劃,群眾害怕的是我們的瞎指揮,相反的倒是歡迎我們同他們一道想增產的主意。

生產規劃的總要求,是在以千方百計增產糧食為主的同時,盡可能發展多種經營。一是積極增產糧食,二是因地制宜地積極地發展一些經濟作物,三是認真抓好副業,四是大力發展生豬,五是為明年、后年大力經營山林創造條件。

生產規劃要掌握兩條原則,一是為了推動生產、促進生產,二是充分走群眾路線。

生產規劃的重點是生產隊。當時我國農村經營體制是人民公社、統一經營。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以生產隊為基本生產經濟單位,即以生產隊為組織生產、核算、分配單位。耀邦同志認為,生產隊是基礎,只要把生產隊的生產規劃和經營管理抓好了,大隊的、公社的就好辦了。

生產規劃管理是生產管理的首要環節。它為規劃期規定生產活動的目標和任務,包括規劃期產量和時間進度,以指導生產工作按照經營目標的要求進行。耀邦同志十分重視規劃工作。在湘潭發動群眾大力興修水利時,強調縣、區、社都要有個規劃。后來在主持中國科學院工作時,為制訂一個好的規劃,他于1975年8月邀請各部委負責人開科技規劃座談會,同時進行調查研究,對規劃提出了一些初步設想。其中包括組織鋼鐵和糧食兩個科技大會戰,加強基礎科學的理論研究等。在隊伍、經費、基建、實驗裝備、科技情報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措施。這個初步設想為后來制訂八年科技規劃打下了基礎。

2、要抓集體生產的經營管理。

耀邦同志認為,集體生產經營管理問題是一門很復雜的學問,必須切實解決經營管理上社員最關心的問題。一是勞動力剩余問題,二是忽視工夫質量問題,三是財務公開問題。

關于勞動力剩余,有的地方解決的辦法是限制出工。比如瀏陽全縣當時有勞動力29萬多個,110萬畝田土,作一畝田以25個勞動日計算,一年約剩余400萬個左右勞動日。耀邦同志認為可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如指導生產隊提倡精耕細作,擴大經營范圍。瀏陽是個大縣,有5000平方公里,750萬畝的面積,現開發的耕地只占總面積的17%,可開墾的荒山荒坡還有130多萬畝。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們要向大自然去索取財富。

關于忽視工夫質量的原因,耀邦同志歸納了6個方面,包括定額不合理;定額合理但執行的不好,得不到應得的報酬;干部沒有大公無私的精神;干部只帶頭生產,對某些工夫質量不好的社員遷就,不教育,不批評;沒有必要的分工,什么事都一窩蜂;分工不當,分的太細,力量太小,不利于在耕作技術上互相協作,互相幫助等。他強調嚴格實行定額管理,注意等價交換,堅持按勞分配。他還在湘潭推行責任制,提出“統分結合”的做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認為應當堅持協作和分工的統一,堅持統一領導下的集體或個人的責任制。指出勞動管理是個很復雜的問題,建議每個縣解剖三個隊的“麻雀”(案例),進行深入研究。

財務公開是群眾最關心得問題,因為許多群眾并不吝惜多流點兒汗,痛心的是流了許多汗卻少得了報酬。耀邦同志指出,必須用各種辦法,死抓民主理財這一環,努力做到生產隊按月公布賬目。一切賬目公開,包括工分賬、實物賬、現金賬等。每三個月,以公社為單位將會計培訓一次。

耀邦同志1980年12月在湖南零陵地區考察時說,農業經營管理,我們歷史上搞了幾十年,才弄清楚8個大字:專業承包、聯產計酬。

3、改進領導經濟的工作作風。

干部存在不健康的工作作風主要表現在群眾路線、實事求是和革命朝氣三個問題上。耀邦同志認為,無論抓什么工作,都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1962年11月-1964年6月,胡耀邦深入基層,跑遍了湘潭地區的10個縣,瀏陽當時有65個公社,胡耀邦走了近60個,就連只有步行幾十里才能去的山田、秀山等公社,他都去了。耀邦同志經過廣泛調查研究,并同地委同志統一了認識后,著手制定各項工作措施。他強調,不要過分迷信數字和匯報,這種過分迷信,往往妨礙了我們對真實情況的了解,使我們聽不到群眾特別是基本群眾的呼聲,也使某些干部感覺沒有約束而敢于放肆。1958年以來,這方面的教訓是及其深刻的,什么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畝產萬斤、幾萬斤等。

耀邦同志在幫助瀏陽縣委改進領導工作時指出,黨委工作要有中心,不要什么都抓,什么都插手,沒有主次,要采取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記。他還指出:本著一手抓生產,一手抓運動的精神,旱情特別嚴重的地方,可暫不開展,集中精力抗旱。

談到生產規劃如何體現總路線精神,耀邦同志強調,凡是經過努力今年可以辦到的事情,就一定要集中主要力量,把它辦起來;凡是對今后長遠發展有重要意義,但是今年還不能用較多的力量去辦的事情,就要認真說服群眾,拿出一定的力量為它創造條件;凡是經過同群眾反復商量,群眾堅決反對而又實在辦不到的事情,就一定不要硬著頭皮去辦。

耀邦同志關于改進領導經濟的工作作風思想,在后來主政陜西時有了新發展。1965 月12日,他在安康地區視察的講話中,針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方法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領導經濟的工作方法,認為經濟工作面要放寬,不要拘泥于只抓農業,還要抓副業和多種經營,并且提出以“生產好不好,是檢驗各項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 的標志” 作為評判標準。

(三)湘潭講話的現實意義。

如果說胡耀邦經濟思想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抓規劃,抓管理,組織推動生產高潮》一文,則是胡耀邦早期經濟思想中,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其中的核心觀點,對當今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始終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主政川北時,胡耀邦就提出,恢復和發展生產永遠是第一位的。他當時兼任川北行署財經委員會主任, 非常重視恢復和發展生產,注意抓好經濟建設,正確處理民主改革和發展生產的關系。他常說:革命的最終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也只有發展生產才能保證土地改革任務的最終完成。他及時提出了“有計劃、有預見地領導農業生產的發展”的方針,擬定了發展農業的四大措施:大量發展蠶絲棉麻;大力提高糧食生產;大規模地植樹造林,多種桐樹,多種果木;大量繁殖畜牧,多喂豬,多養牛羊,多喂雞鴨。這些措施,由于切合農民群眾的愿望,得到了熱烈響應。可以說,雖然川北工作時間不長,但新中國早期的建設實踐,為胡耀邦經濟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正如耀邦同志后來評價自己進步最大的,是在川北的兩年半。

此次主政湘潭,他又在湘潭推廣了四大措施,同樣收到很好的效果。四大措施在這里概括為“四個大抓”一是大抓糧食生產,并作為一個長期的方針。二是大抓牲豬養殖,大力發展畜牧業。他指出,養豬能三變,即變糧、變錢、變富。號召農戶以私養為主,公私并舉。縣、區、社要確定專人抓養豬。三是大抓經濟作物,擴大棉花、苧麻、辣椒等多種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達到穩產、高產,解決好農民的穿衣和零花錢等問題。四是大抓封山育林,有計劃地開展一個群眾性的荒山荒坡造林運動。

正當胡耀邦集中全力在湘潭地區進行“四個大抓”的時候, 1963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重點討論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和城市“五反”問題。會上,毛澤東介紹了湖南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河北保定地區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四清”)的經驗,提出“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督促各地注意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根據這一精神,胡耀邦認為,既然叫教育,方法上就要穩妥,立足于幫助教育,要認認真真地“幫”。于是,他和地委領導同志商量,先在瀏陽縣搞試點,開展“四查四幫”,待試點結束后,再向全地區各縣推開。“四查四幫”是:一查貧下中農發動情況,幫助大隊、生產隊把階級隊伍組織好;二查干部放包袱的情況,幫助基層干部密切同群眾關系;三查生活安排情況,幫助基層對困難隊、困難戶糧食供銷安排落實;四查生產情況,幫助下面搞規劃,抓管理,解決當前生產上急需解決的問題。

胡耀邦的注意力始終沒有放在階級斗爭上。為不影響生產,他提出兩手抓的方針,即一手抓生產,一手抓教育;白天抓生產,晚上抓教育;教育為了生產,生產不忘教育。

1964 年11 月至1965 年6月,胡耀邦主持陜西工作期間,繼續提出大力發展生產,調整領導方式與方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寬政策和搞活經濟的一系列措施,為恢復因“社教運動”而千瘡百孔的陜西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指出,“一切都要圍繞把生產搞好,爭取大豐收”,“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產搞好,這是前提、根本!”還說,“社會主義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落實到生產上去”。“革命就是為了發展生產”。“全黨最重要的任務是搞好生產”。

主政陜西是胡耀邦繼主政川北、湘潭之后又一次全面主持地方工作,為三中全會后,胡耀邦領導我國經濟改革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979年10月,胡耀邦在中共省、市、區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的發言中,談到20多年來在經濟問題上吃苦頭,最主要的三條教訓第一條,就是我們沒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經濟。毛澤東同志雖然在50年代就提出來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實際上我們是不斷地搞階級斗爭,偏離了要集中主要精力搞經濟建設這個方向。

2、正確處理以糧為綱與多種經營的關系。

胡耀邦早在川北發展經濟的四大措施中,已涉及到糧食生產和多種經營的問題。在湘潭明確提出以糧食為主,發展多種經營。湖南是個“七山一水兩分田”的農業大省,湘潭地區必須從山多田少的實際情況出發,不能只搞“以糧為綱”單打一的經濟發展思路,必須進行綜合經濟開發、利用和管理。山區要以山養山;江湖區靠水吃水;有田的種好田,能搞副業的搞副業,做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綜合開發利用。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作出并實施了恢復發展農業的若干重大決策。比如為了發展以糧為主的多種經營,胡耀邦當時制訂了一條極其重要的政策,就是穩定和刺激糧食生產,把糧食征購任務固定下來,3年不變,3年后再穩定5年不變。這一政策的貫徹執行,解除了許多農民多產多征購的后顧之憂,大大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耀邦同志在陜西也曾明確提出農業的增產方針是:“兩手抓,雙豐收。”“即一手抓糧食,一手抓多種經營。安康地區是靠山吃山養山——積極開發潛在的經濟資源。

1983 年,耀邦同志視察甘肅、青海時,針對西北、北方干旱地區提出“種草種樹第一”的思想。種草種樹,發展牧業,由此增加肥料,增產糧食。他認為草、林搞上去,畜牧業就上去了,肥料就上去了,糧食也就一定能夠搞上去。多種經營上去了,糧食生產也就搞上去了,這是辯證法,也叫‘反彈琵琶'。”

長期以來,農業戰線指導思想就是以糧為綱,推行單一抓糧食生產,忽視多種經營的片面性方針,導致農業生產嚴重單一化,農業內部結構比例失調,農村經濟長期停滯不前。耀邦同志深刻認識到我國農村經濟一直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只知道“以糧為綱”,而不注意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和多種經營的重要性。認為解決我國農村經濟單一發展的根本方法,就是要把“以糧為綱”和多種經營有機結合起來,要把“以糧為綱”換成“絕不放松糧食生產,積極開展多種經營”。用多種經營方式促進糧食生產,以達到搞活農村經濟的目的,這樣既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又增加了農民的收入,體現了 讓“人民富裕”的胡耀邦經濟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

3、尊重經濟規律和農民生產自主權。

在農村發展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雖然不是胡耀邦最先倡導的,但他是最早參與實踐的領導者,也是那場爭論的終結者。

作為農村生產責任制主要形式的包產到戶,自1956年在浙江省永嘉縣試行以來,曾經三起三落。它在給農民帶來實惠的同時,又因為有悖于人民公社體制而成為當時經濟領域的禁區,被當作資本主義批判。

胡耀邦對包產到戶的認識也是有一個過程的,曾說過“認識有先有后”。

1961年,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受毛澤東委派到安徽調查責任田問題。他在寫給中央的題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的報告中闡述了他對于“包產到戶”這一普遍適用于我國廣大農村并能夠解決農村基本問題的策略的態度,認為“包產到戶”所起的作用是持肯定態度的,但是僅適用于“五風”危害較嚴重的地方,是作為緩解自然災害導致糧食短缺而帶有臨時性的權益之計,并且對隨之而產生的矛盾及危險性是有所顧慮 的,認為包產到戶是“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1982年10月,擔任總書記的胡耀邦來到合肥,特地約見了原宿縣地委書記孟亦奇,原阜陽地委書記任松筠,原鳳陽縣委書記馬維民。這三個人在1961年的時候,都帶領著當地農民推廣了責任田。胡耀邦對自己當年不贊成責任田的表態,向他們表示道歉)。

然而,主政湘潭期間,胡耀邦順應人民的意志,尊重經濟規律和農民生產自主權,支持了包產到戶。當時瀏陽縣14132個生產隊,采取各種形式分田單干的有7298個,占51.6%,縣委感到壓力很大,進退失據。胡耀邦看到,那么多基層干部和社員群眾要求把田地分到各家各戶自己干,而且從實際情況看,確實是精耕細作,豐收有望。與此前在河南內黃調查中所看到的情況大同小異。認為應當實事求是,糾正單干方法要講究,步子要穩妥,不能強迫命令(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反“單干風”)。包產到戶是產量到戶,責任到人,這個辦法不要完全拒絕。據時任地委負責人回憶,后來,大約有30%的生產隊堅持了包產到戶,個別地方搞了“明集體,暗單干”,實踐證明,包產到戶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胡耀邦提出,農村集體經濟如果辦得不好就不能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那就根本沒什么優越性。此時的耀邦實際上是在闡述包產到戶對于發揮農民積極性和集體優越性的重要作用。可惜經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并最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形成的兩個農業文件,仍保留“不許包產到戶”字眼。

1979年1月11日,由胡耀邦主持,經過多次改寫的兩個文件下發試行。文件明確指出:對農業的領導,一定要從實際出發,一定要按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規定可以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責任制。雖然文件仍堅持“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但它在糾正農業戰線“左”的思想畢竟邁出了關鍵一步。

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經過胡耀邦等一些同志做工作,文件對包產到戶由“不許”改為“不要”,口氣緩和了,還允許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例外。

1980年9月,胡耀邦主持召開了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會前,按照胡耀邦的要求,農委副主任杜潤生根據當年4月2日和5月30日鄧小平兩次關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講話起草了一份文件,引用了大量調查材料,做了比較客觀的分析。會下,胡耀邦又同萬里、杜潤生一起反復商量,兩次對文件進行了修改,最終形成了會議紀要《關于進一步加強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即75號文件),對爭論近兩年的包產到戶作了初步結論: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而一般地區“已經實行包產到戶的,如果群眾不要求改變,就應允許試行”。

1983年,胡耀邦主持關于農村改革的第二個“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從理論上說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人民公社體制逐漸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長達20多年的爭論終于畫上句號。

胡耀邦在1979年《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中,把尊重客觀經濟規律,作為我們經濟工作的第二條最主要的教訓,對經濟規律問題做了較為系統的闡述。認為按照經濟規律辦事,首先是按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辦事,真正弄清楚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參考文獻:

1、《胡耀邦文選》,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2、《胡耀邦傳(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3《胡耀邦與家鄉(征求意見稿)》,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瀏陽市委黨史辦編

4、張維青《胡耀邦與中國農村改革》,《東方城鄉報》2015年11月26日

5、錢江《大饑荒年代,胡耀邦和“包產到戶”的初次接觸》,2016-04-29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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