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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龔育之》
作者:      時間:2010-04-16   來源:
 

著者:本書編輯組 編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定價:48.00
出版日期:2010年1月第1版
開本:16開

  他是黨的高級干部,更是學者、思想者、讀書人。一百人的親歷親見,鮮為人知的珍貴材料,帶領人們走進這位大家的內心世界。

內容提要
  這是一部關于著名理論家龔育之同志的、紀念文集,收入了于光遠等百人所寫九十五篇回憶文章。這些文章不僅充滿殷殷的懷念,還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寶貴資料,帶領人們走進這位大家博大深邃的內心世界。
  龔育之同志曾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央黨校副校拆等職,參與過黨的“十一大”至“十六大”報告以及中央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且在自然辯證法、科學技術論和黨的歷史與理論諸領域多有建樹,出版著作三十余部。病逝后,各界追思文章至今時見報端,其為“官,之德、為學之道,似一座豐碑、一面旗幟,永昭后世。
  所輯文章盡述親歷親見。既有校友同窗“百年知己”的滄桑文墨,也有舊雨新知“君子之交“的緬懷篇章,既有各時期、各界同事的真誠追記,也有摯愛親朋、“龔門弟子”的無盡思念 …… 這些絕大多數從未發表過的文字,提供了大量史實與感人細節,多角度、多側面地講述了龔育之獨特的人生軌跡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彰顯出這位既是黨的高級干部,更是學者、思想者、讀書人的卓然風范,為世人研究龔育之,乃至研究他所經歷的那個特殊年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龔育之關注對胡耀邦的研究和宣傳

  我作為《北京日報》的一名編輯,近年來向景仰已久的龔育之先生多次約稿,并多次向他請教過黨史和理論宣傳方面的問題,從中獲得莫大教益。
  2007年6月12日龔先生去世。作為晚輩后學,我一直想寫點東西,寄托哀思。但每每提筆,總是思緒萬千,不知從何落墨,因為關于他的學問和人生,可寫和值得寫的地方真是太多了。我腦海中常常浮現出兩年多以前我與先生約寫紀念胡耀邦稿子那一幕。為了讓我們黨這位別具親和力的領袖不被忘卻,他在去世前的兩年多里,為推動胡耀邦的研究和宣傳,做出了很多努力,給予了極大關注。

“你們的訪談稿很好”

     2005年11月,胡耀邦同志誕辰九十周年。為了組約紀念胡耀邦的稿件,我從年初就開始搜集信息,醞釀選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一篇文章中了解到:20世紀80年代,龔育之曾參加了胡耀邦主持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決議的起草工作。這個決議是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不僅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指導方針,而且成為“十三大”概括的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雛形。因此,這個決議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胡耀邦主持起草這個決議,當然也是當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
有鑒于此,我想,如果能約請龔育之寫一篇回憶起草這個決議經過的文章,這不就是一個絕好的選題嗎?這肯定很有價值。而且龔先生是我多年聯系的一位老作者,向他約稿也有一定把握。隨后,我與龔先生取得了聯系。我還清晰地記得他電話中對我說:“紀念耀邦的文章我醞釀了好幾篇。你說的題目我考慮考慮再給你回話吧。”據我的經驗,他說“考慮考慮”,實際上就意味著已答應我的約稿請求了。果然,大約三個星期后,我收到了龔先生的“伊妹兒”。這個“伊妹兒”至今還保留在我的郵箱中,內容如下一一


慶英同志:
    記不得是《北京日報》哪位同志約我寫紀念胡耀邦的文章。我寫了幾篇,都是為別的報刊寫的,已經分別給了他們。現送給你們看看。如果你們想從中摘出若干段落,另組成篇,也可以。但不要搶在別家前頭先發。《回憶》一篇是寄給《財經》雜志的,《建議》一篇是寄給《炎黃春秋》的。《之五》一篇是寄給《學習時報》的。請你處理,或轉給向我約稿而被我忘記的那位同志處理。


龔育之   
2005年10月19日

     可能是因為向龔育之約稿的人太多之故吧,他已忘記就是我給他打過約稿電話。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給我發來了一個令我驚喜的“伊妹兒”,還附有幾篇“材料”(他發給我的郵件的“主題”就是“送材料”,由此可見他謙遜的作風)。我懷著興奮的心情通讀了這些“材料”,從中進一步了解到,他參加在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竟有五次之多: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次,“十二大”報告一次,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一次,《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一次,十二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一次。這五次起草工作,他同胡耀邦都有接觸,而且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決議這一次,與胡耀邦接觸最多。
     通讀完這些“材料”后,我理出了一個編輯思路,即以訪談的形式把有關他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決議的回憶片段串起來。隨后,我擬了一個“采訪”提綱,“伊妹兒”給他。很快,他回復“可以”。幾天后,我把編輯好的訪談稿《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決議一一龔育之訪談錄》,再次“伊妹兒”給他。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修改稿。他在“伊妹兒”中寫道一一

慶英同志:
        你們的訪談稿很好!我的意見,文章開頭那幾段關于精神文明決議的意義的話,還是寫上為好。倒是文中我的話,可以全刪去。這樣,篇幅也不致過長。


龔育之
2005年11月4日

    大約11月初,我將這篇紀念胡耀邦的訪談稿件排上了大樣,等待在胡耀邦九十周年誕辰紀念日前夕刊出。
     然而,事情還是出現了一些波折,這篇稿子最終沒能刊出。事后,我愧疚地給龔先生打電話解釋。令我感到一絲安慰的是,先生不但沒有責怪我,反而表示理解:“既然已經接到那樣的通知,還是先擱下,看看情況再說。你們是北京市委的報紙,不要躁動為好。”就這樣,我向他組約的這篇紀念胡耀邦的訪談稿永遠地擱置下了,但組稿過程中與龔先生交往的一點一滴,卻深深地銘記在我心中。

“編輯<胡耀邦選集》,何樂而不為?”

     龔育之是黨內名副其實的理論大家,也是真正權威的黨史大家。他的這種權威,來自于他對黨的文獻資料和黨的歷史史料的熟悉和掌握,來自于他對黨的理論和歷史的系統了解、透徹觀察和深刻認識,來自于他學貫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知識結構和深厚造詣,來自于他思維縝密、治學嚴謹的學風和清新流暢、娓娓道來的文風。“文革”結束后,龔先生進入毛澤東著作編輯工作的核心層,主持或參與主持編輯了大量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可以說,他在編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文獻方面的經歷和積累的豐富經驗,一般人很難望其項背。
     這些年來,編輯、出版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的選集、文集、專題論集,研究他們的思想和生平,已成為一個慣例。但是,由于種種原因,胡耀邦同志的選集、文集一直沒有編輯出版,有關胡耀邦的研究也沒有展開。因此,龔先生曾多次在不同場合為推動胡耀邦的研究和宣傳而呼吁。
     2004年4月,龔先生在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上的會議發言,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編《胡(耀邦)選》、寫《胡(耀邦)傳》的建議。他指出:

胡耀邦從一九八○年二月被選為黨的總書記(這是有黨的主席和副主席體制下的總書記),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被選為黨的主席,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十二大上被選為黨的總書記(這是沒有黨的主席副主席體制下的總書記即黨的最高領導人),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辭去總書記,前后長達七年之久。辭去總書記后,仍任政治局常委。逝世時,仍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悼詞對他在黨的歷史上的貢獻,特別是在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中的重大貢獻,作了充分的估計。這樣一位黨史人物,在黨史研究中是不是也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呢?是不是也應該像別的許多重要領導人那樣,由正式的機構組織力量,為他編選集、寫傳記呢? 

  2005年,在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之際,龔先生再次就編《胡耀邦選集》的建議作了更加具體的申述。他在《建議編{胡(耀邦)選)》這篇文章中,申述了編輯出版《胡耀邦選集》的兩個理由:“一是合乎慣例,二是較為易出。”他還列舉了到目前為止領導人選集、文選、文集出版的不同規格和成例。根據這種成例,龔先生認為,“《胡(耀邦)選》用以上哪一種規格都可以”。
  在這篇文章中,龔先生還為編輯《胡(耀邦)選》畫出了一條明確的“編輯路線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胡耀邦發表的講話和文章,已經收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的有十一篇,一百九十六頁,已經收入《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的有九篇,一百四十頁。再加上《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比《選編》多收的六篇,五六十頁。可以說,編《胡(耀邦)選》,光是這些已經可以說是初具規模了。”編輯只需再做一些搜集工作,主要是“搜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未收入以上《文獻選(匯)編》的、公開發表過的,以及在黨內發表過的講話和文章,搜集一九七五年全面整頓期間的講話和文章,搜集在團中央工作期間發表的講話和文章”。總之,只要決定編《胡(耀邦)選》,編輯工作并不太難,那么,“何樂而不為呢?”
  從建議中可以看出,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研究和調查的,不但理由充分,而且頗具操作性,足見他對推動胡耀邦研究和宣傳的重視。

“紀念耀邦,也應該有這么一套”

     作為一位在黨內和學界頗負威望的黨史研究大家,龔育之對推動胡耀邦研究和宣傳的努力是持續性的。龔先生生前最后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也是關于胡耀邦的。這篇文章就是2007年4月9日在我們《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上發表的《一個讓更多讀者了解領袖歷史的方式》,恰好也是我組約的。我萬萬沒有想到,這篇文章竟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絕唱。

組約這篇文章的緣起是這樣的:

  2006年12月20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與胡耀邦研究網站聯合召開了“《思念依然無盡一一回憶父親胡耀邦》作品研討會”。《思念依然無盡》是胡耀邦的女兒滿妹寫的,從親人的視角回顧了父親胡耀邦的一生。這本書是2005年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時出版的,出版之后,廣受讀者歡迎和好評。為此,有關單位組織了這次研討會。聽北京出版社的責任編輯隋麗君老師說,那天,令她非常感動的是,剛剛出院的龔先生,身體還十分虛弱,但是仍抱著虛弱的病體,在其夫人孫小禮教授的陪同下參加了座談會,并作了長篇發言,呼吁有關部門對胡耀邦研究和宣傳給予足夠的重視。
    本來我就對未能刊出龔先生那篇訪談文章而心懷愧疚,聽到隋麗君這么一說,非常興奮,立即與主辦方聯系,拿到了龔先生在會上的發言記錄稿。發言記錄稿沒有經過他本人審閱,還不能就這樣見報。于是,我給他家里打電話,不料,就是這次會后第三天,他再次住院,而且病情相當嚴重。聽到這個消息,我十分難過。
    沒過多久,我與中央黨校韓鋼教授約稿時,無意中談到了龔先生的這個發言。他告訴我,他正在按照龔先生的囑咐,整理這篇發言記錄稿呢。我把我們想刊發的想法告訴了韓鋼教授,韓鋼教授告訴我還要請龔先生本人審定,但是他已報病危,剛剛稍有穩定,不知能否審改。大約一個星期后,韓鋼教授給我打來電話,說龔先生非常認真地看了發言記錄整理稿。因為病重,他讓孫小禮教授一段一段念給他聽,一邊聽一邊改,逐字逐句推敲,再由孫小禮教授謄抄、改定。由于身體十分虛弱,有時聽著聽著,竟昏睡過去。修改這篇不足四千字的稿件,用了三四天。他還叮囑:一定要在文末注明“由北京出版社隋麗君同志提供記錄整理稿,韓鋼同志幫助校訂”這句話。聽了這番話,電話這頭的我已淚眼迷離。龔先生毅力之堅強、治學之嚴謹,由此可見一斑。這種品格,這種精神,幾人能有?!
  隨后,韓鋼教授將龔先生改定的發言稿傳給了我。在這篇發言稿中,龔先生再次呼吁要重視胡耀邦的研究和宣傳。他提出:

  這些年來,我們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去世以后的紀念和宣傳,逐漸形成一個規矩,就是出一套選集或文集、一部傳記、一部年譜、一部畫冊,再加上一部電視片,一共是“五大件”。這成為我們國家對已逝的領導人表示懷念,表示要繼續發揚他的精神、學習他的精神的這么一套東西。在我看來,紀念耀邦也應該有這么一套。
  耀邦是一九八九年去世的,到一九九九年是十周年,到現在是十八周年了。十八周年還沒有這套東西,二十周年會怎樣,二十五周年會怎樣,三十周年怎么樣,五十周年怎么樣,我相信總會有一個時候,會按照這個黨內對已逝領導人的規矩出這“五大件”的。這樣的“五大件”是我們執政黨、領導黨予以承認的。

  從龔先生的這個發言稿中可以看出,推動胡耀邦的研究和宣傳,已成為他心中很大的一個“心結”。我將這篇稿件送給部領導審閱,他們審閱后決定:立即安排!文章見報后,立刻引來廣泛關注,人民網、新華網、光明網等數十家海內外網站紛紛全文轉載。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長久以來壓在心底的一塊石頭總算卸去了。我真誠而有些幻想地認為,這篇文章的發表定會給先生增添一份戰勝病魔的力量。然而,這只是我的一廂情愿。兩個月后,龔先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龔先生走了,理論界、學術界失去了一位大家,我們報紙失去了一位令人景仰的好作者。此時此刻,我的耳畔又回響起他那段富有哲理的座右銘:“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學,追求革命。科學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據于科學。”這是龔育之先生學問人生的真實寫照。
   (作者系《北京日報》理論部主任編輯、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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