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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亂反正中的三次大討論
——紀念《理論動態》創刊三十周年
作者:沈寶祥      時間:2007-07-23   來源:《理論動態》
 

  《理論動態》這個刊物,創辦于1977715,到今年的715,整整三十年了。

《理論動態》是由當時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親自創辦的。喝水不忘掘井人。在這個時刻,我們深切緬懷這位卓越的領導人。

我從一開始就在胡耀邦同志的具體指導下,參與《理論動態》的創辦和編撰工作,以后一直干到我退休,整整干了十五年。在《理論動態》創刊三十周年的時候,引起我的許多思念和聯想。

197610月粉碎“四人幫”以后,有一個撥亂反正時期。這個時期雖然短暫,卻很重要。

撥亂反正,這是新中國歷史和建國以來中共黨史特殊的一頁。有了撥亂反正,才有歷史的偉大轉折,才開始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理論動態》這個刊物就是適應撥亂反正的需要而創辦的。

什么叫撥亂反正?用胡耀邦1977年的話說,就是把被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用鄧小平1980年的話說: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0頁)在我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是非顛倒多年,十年“文革”達到荒謬之極、駭人聽聞的地步。這種是非顛倒,不是在某一方面、某一領域,而是全面的,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把這種顛倒了的是非再顛倒過來,不但要破除長期盛行的個人迷信,破除傳統觀念和習慣,而且,同許多人的切身利益相關。因此,撥亂反正必然是一場尖銳復雜激烈的較量。

撥亂反正,從粉碎“四人幫”就開始了,真到1981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歷史問題決議》,標志著黨的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基本完成,其他方面的撥亂反正則繼續進行。

撥亂反正是全面的,而要以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領先。在思想理論的撥亂反正中,胡耀邦以《理論動態》這個刊物為陣地,發動和組織了三次大的討論,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三次討論同今天的現實仍然息息相關。本人是這三次討論的親歷者和參與者。為了紀念《理論動態》創刊三十周年,更為了幫助年青同志了解新時期的歷史,為了有助于對現實問題的思考,本文簡要回顧這三次討論。

第一次討論: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這次大討論從19785月開始,到19816月基本結束,歷時三年多。

這次討論是由《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并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而引發的。

這個討論,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后的關鍵時刻發生的,有歷史的必然性。

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國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是:是糾正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重新開辟前進道路,還是堅持所謂“繼續革命”,走原來的老路。

全國廣大人民和全黨大多數人迫切要求擺脫十年“文革”的災難,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開辟一條能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新路。

197727,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用《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兩報一刊”的名義,發表一篇社論,題目是《學好文件抓住綱》。以“兩報一刊”的名義發社論,這是在“文革”中常用的一種方式,表示其權威性,是代表中央的。在這篇權威文章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句話中有兩個“凡是”,以后人們就稱之為“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實際上是一個總方針。對于這個總方針,胡耀邦曾用兩句話揭示其實質,就是“過去的一切不能動,今后的一切都照搬”。除了粉碎“四人幫”,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不能糾正,“文革”不能否定,一切都照舊。

當時廣大人民和干部迫切要求解決的兩個重大問題,一個是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平反,一個是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但是,按照“兩個凡是”,這兩問題一個也不能解決,因為這兩件事都是毛澤東定的。

針對“兩個凡是”,鄧小平在1977410給黨中央寫信,提出“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應鄧小平的要求,黨中央于53向全黨轉發了他的這封信。鄧小平的這封信對大家很有啟發。但是,“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還沒有正面觸及毛澤東的錯誤。

歷史在前進,大家的思考在深入。

1977109,中央黨校隆重舉行復校以來的第一次開學典禮。葉劍英在講話中提出,中央黨校要總結“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經驗,實際上就是總結十年“文革”。

1977122上午,胡耀邦召開中央黨校黨委會,審議黨史教研室和黨建教研室提出的,總結“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經驗”的教學方案。他們的方案以肯定“文革”為前提,著重揭露林彪、“四人幫”破壞“文革”的罪行。胡耀邦在會上說,你們的方案不能用。他提出: 

“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能根據哪個文件、哪個同志講話……還要看實踐嘛。”

“因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確的,這是什么論啊!”

“以哪個講話、哪個文件為根據,不是科學態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你們的整個體系都是抄來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過實踐來檢驗分析。”

胡耀邦的這幾句話很有勇氣,很有份量,也很重要。一是他否定了以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哪個同志講話”,首先是、主要是毛澤東的講話。在“文革”中,毛澤東的話被奉為“最高指示”,實際上就是判斷是非的最高標準,也是唯一標準。胡耀邦卻說,這些不能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從而否定了以思想、理論作為判斷真理的標準。二是明確提出了實踐標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分析。

胡耀邦組織了一個班子,起草供學員學習討論的指導文件。這個文件提出了三條指導原則。其中第二條是:“應當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這一條強調“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由路線斗爭的實際總結果來檢驗。”這里又進了一步,不但講真理,而且提出了路線是非問題。所謂路線,就是指十年“文革”的路線,就是要以實踐為標準,檢驗總結十年“文革”。

胡耀邦將這個文件發給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八百學員討論。這些高中級領導干部和黨的理論骨干,大多數同意實踐標準,但也有人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澤東思想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種思想和認識在那時具有代表性。針對這些疑惑,才明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強調“唯一標準”,并決定撰寫文章,進一步闡明這個問題。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理來說,“唯一標準”四個字并沒有增添新的內涵,但“唯一”二字突出了實踐標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具有更強的現實針對性。

胡耀邦兩次審閱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稿,決定在《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1978510),并同意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1978511)。由此揭開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胡耀邦是這場討論的發動者和組織者。

這個討論從一開始就遭遇到堅持“兩個凡是”的勢力的壓制和阻撓。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給予有力的支持和指導。62,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進一步闡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原理,他用“照抄照轉照搬”這樣的語言,尖銳批評“兩個凡是”。這是對剛剛開始的這場討論的強有力支持。

胡耀邦頂著很大的壓力堅持推進討論。他指導理論動態組和其他有關同志撰寫了一系列有份量的文章,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在《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他將這場討論同另一件大事平反冤假錯案相聯系,以實踐標準推進平反冤假錯案,又通過平反冤假錯案使大家更好地掌握實踐標準,二者相互促進,顯出他高超的政治藝術。

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領導同志,以及各大軍區、軍兵種的主要領導同志的參與和支持,廣大理論工作者的努力,很快形成了大討論的局面。

1978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全會的公報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經過了近三十年,這個討論的歷史意義看得更清楚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北京,胡耀邦主持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全,進一步分清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的是非。另一方面,在全國范圍展開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直到19816月,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為標志,這個討論勝利結束。

這一次大討論使實事求是和實踐標準深入人心,重新確立了黨的思想路線,而且將實踐標準充實到思想路線,從而發展了思想路線,意義深遠。

第二次討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面臨的迫切問題是,要搞清楚為什么要進行現代化建設、如何進行現代化建設,就是要端正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

鄧小平坦言,近三十年來,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1979年語)。這首先是由于搞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了發展生產力。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人民生活沒有得到多大改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不端正。胡耀邦在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說:“我們的經濟有一系列問題,要從實際出發上升到理論。”他說“經濟上現在矛盾揭露了沒有?大大不夠,不大吵大鬧一下,不行。”“這是帶有很大的撥亂反正的性質,又是撥亂反正,又是開創的性質。”(197953)長期以來,在實踐上,重重工業,輕輕工業和農業,重積累,輕消費,沒有把發展生產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緊密結合起來,甚至在大搞經濟建設的時候,搞經濟建設“大躍進”的時候,人民的生活反而問題更多,更困難。出現這種情況,生產的目的不明確是癥結所在。

19794月,針對在“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下決心用三年時間認真搞調整。如果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不能擺脫“左”的束縛,調整以至整個經濟建設就很難搞好。胡耀邦對此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1979910,胡耀邦看到《人民日報》的內參《情況反映》刊登的一個批評為生產而生產的材料,他要求理論動態組撰寫一篇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文章。他明確提出,“希望四中全會前能完成,這是一篇極其重要的文章”。

這篇文章由理論動態組的經濟學家吳振坤同志承擔撰寫任務,經過胡耀邦兩次審閱,在《理論動態》第160期發表(1979930),題目是《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

這篇文章闡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是為了滿足廣大勞動者的需要,從而也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文章指出,我國多年經濟建設的實踐中,為生產而生產的傾向是相當嚴重的,是我國經濟工作中許多問題長期不得解決的癥結所在。文章列舉了為生產而生產的各種表現,并總結了經驗教訓。

1020,《人民日報》將此文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1022,《人民日報》又發表于光遠《談談“社會主義經濟目標理論”問題》一文。文章指出,研究這個問題是為了進一步明確我國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我們全部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究竟是什么,進一步明確從什么出發來計劃和安排整個社會生產,應該以什么做標準來衡量整個國民經濟的成績。

1023,《光明日報》全文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提出,立即引起經濟學界、經濟工作者和領導干部的重視。首都和上海等地召開了大型座談會,全國各地的經濟學者和經濟工作者或開座談會、研討會,或寫文章參加討論。他們指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是要肅清“左”的思想影響,端正調整經濟的指導思想,意義深遠。

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一樣,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幾乎夭折。《人民日報》雖被中止了討論,但全國范圍的討論堅持了一年半之久,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胡耀邦總結這次討論說,經過討論,在經濟界,在一些領導干部中,開竅了。他平靜地說,給我們扣上了“反大慶”的帽子,也沒有什么。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是實現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必然要求。這一討論,抓住了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一個要害問題,使大家對全黨工作重點轉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這個討論的實踐意義是,比較深入地揭露了經濟建設中“左”的錯誤,總結了經驗教訓。

這個討論,實質上就是發展觀的討論。這個討論有相當的理論深度,觸及到了社會主義基本理論。論者指出,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生產資料的主人,更好地滿足他們的生活需要,不僅是社會主義再生產所要求的,而且是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所決定的。經濟工作如果離開了為全體人民謀福利,就會喪失其社會主義性質。這些,實際上就是以人為本,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問題。

第三次討論:清理“左”的思想討論

這個討論從19813月開始,有著深刻的背景。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的社會主義航船就向左傾斜,十年“文革”惡性發展到極左。中國深受“左”的危害,幾乎葬送社會主義。在我們黨內,“左”根深蒂固。

可是,“文革”結束,卻提出反對極右,實際是繼承“左”的一套。

在撥亂反正中,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實際上堅持反“左”。胡耀邦提出,把林彪、“四人幫”搞顛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顛倒過來,實際也是要糾“左”。但是,撥亂反正中,一直沒有明確提出反“左”,只能在徘徊中前進。

1980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他認為,“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陳云文選》{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254)陳云的意見得到與會者的廣泛支持。已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抓住這一契機,趁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有利形勢,因勢利導,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左”。

19812月,胡耀邦布置理論動態組為《人民日報》撰寫一篇論反“左”的社論。

這篇文稿經胡耀邦審閱定稿,題目定為《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刊登在第263期《理論動態》(198135)。《人民日報》于310作為社論在頭版上半部刊登。新華社全文轉發,地方報紙普遍轉載,聲勢很大。

這篇社論比較直率尖銳地講了多年來“左”的表現和嚴重危害,指出:“‘左’的思想和錯誤,不只是突出地表現在經濟工作方面,而且表現在各條戰線的工作上,因而是全局性的問題。二十多年來,‘左’的思想和錯誤影響了全黨。由于經常在‘左’的指導思想下工作和生活,一般來說,我們每個同志尤其是領導干部,‘左’的東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淺之分,覺悟遲早之分,而沒有有無之分。”社論進一步指出:“二十年來的‘左’,其范圍之廣,破壞之大,流毒之深,都是空前的。我們每一個同志,都身歷其境,身受其苦。事實證明,‘左’的東西在我們這個國家里,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中國革命主要是在克服了‘左’的錯誤后才取得勝利的。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建設,也只有在認真清理了‘左’的錯誤后,才能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社論強調,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總的要求是,實事求是,分清是非,團結同志,教育大家。

反“左”,實際上早就成了廣泛的共識,撥亂反正實際上就是糾“左”,但這層窗戶紙還沒有捅破。中央工作會議指出了“左”是主體錯誤。現在,《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鮮明提出清理“左”的思想,一下就引起了大家的重視。各報刊積極組織文章討論,揭露“左”的錯誤,剖析“左”的思想,雖然沒有稱之為討論,實際上形成了大討論的態勢。

這一場討論從一開始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些人到鄧小平那里告狀,指責這篇社論只反“左”,不反右,有嚴重的片面性。鄧小平說:“這篇社論沒有大錯”。他認為,作為領導思想來講,“左”右都不好,但重點克服“左”。

胡耀邦要求理論動態組繼續撰寫清“左”文章。吳振坤撰寫了《談經濟建設中的左傾錯誤》一文,深入剖析了經濟建設中的左傾主體錯誤,強調經濟建設要從基本國情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此文刊登在第268期《理論動態》(1981330)。《人民日報》于49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

《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發表以后,我觀察清“左”的形勢發展,發現思想認識問題很多,其中一個主要的思想障礙是認為,“左”只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于是,我又寫了一篇《評“左”比右好》的文章。胡耀邦對這篇文稿很重視,在文前加寫了一段,文中作了很多修改。此文在第271期《理論動態》發表(1981415)。《人民日報》于527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新華社轉發。

1981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歷史問題決議》。這個《決議》依歷史順序系統剖析了“左”的錯誤。《決議》公布后,清理“左”的思想和錯誤也進入了新的階段。

胡耀邦發動的這次清理“左”的思想的討論,對清除多年來的“左”,是一次有力的推動。

三次討論綜述

1981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歷史問題決議》,標志著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基本完成。這三次討論貫穿于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全過程。這三次討論中,最主要的是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和清理“左”的思想討論,可以看作是前者的展開和深入,而且互相交叉,但三次討論又各有其特定的命題和內涵。

這三次討論的主題都是撥亂反正的關鍵性問題,意義重大而深遠。這三次討論勾畫了撥亂反正波瀾壯闊的場面,也反映了撥亂反正的步步深入。三次討論都貫穿了反“左”的精神,是從不同角度反“左”。

三次討論都遇到很大的阻力,說明清“左”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但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

三次討論創造和積累了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好經驗。

胡耀邦是撥亂反正的一位先覺者,是在撥亂反正第一線沖鋒陷陣的領軍人物。他用“撥亂反正,扭轉乾坤”、“撥亂反正的日日夜夜”、“驚心動魄的撥亂反正”這樣的話,來表達他對撥亂反正的深切感受,是很符合撥亂反正的實際的。

耀邦同志一再說,在撥亂反正中,《理論動態》起了歷史作用。

在撥亂反正中辦刊,《理論動態》也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和好傳統。在《理論動態》創刊十五周年的時候,中央黨校原副校長、當年同耀邦同志一起創辦這個刊物的陳維仁同志題詞:“惟陳言之務去,領異標新十五春”。這個題詞很好地概括了《理論動態》的歷史作用和特點。

《理論動態》幾經坎坷,堅持辦刊三十年,很不容易。今天,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辦刊。作為《理論動態》的過來人,我衷心希望《理論動態》繼承過去的好傳統,并結合新的實際,發揚光大。

  (來源:《理論動態》第1748期,2007年7月10日。本文作者系胡耀邦組建的理論動態組成員,后任副組長、組長,理論動態編輯部主任、《理論動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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