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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費(上)
作者:胡德平      時間:2009-02-18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耀邦同志于1982年5月19日召集了一次研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討論會。這次研讀討論會是針對我國當時的經濟問題,結合改革開放的現實而召開的。參加者有宋平、劉毅、李朋、袁寶華、蒒暮橋、馬洪、鄭必堅6位同志。這次討論會,大家都發表了意見,氣氛平和,暢所欲言。意見雖不能完全一致,消費問題引起黨內高層的注意,并產生積極影響,可能還是第一次。會后,由馬洪同志整理成文,在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作了學習、傳達。
  該文是對那次討論會的回顧,能否又對當前我國克服經濟困難起到一些參考作用呢?這就是我執筆的出發點。
  今天中國居民的富裕程度、國家實力,遠非30年前能比。雖然今年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還面臨不少問題,但以我國現有的各種有利條件而言,只要我國抱以善于應戰,又敢于勝利的智慧與決心,那么率先走出全球經濟危機的陰影則是完全可能的。那次討論會,作為真實歷史進程中的一截橫斷面,愿它像一面鏡子那樣,可以讓后人看到中國共產黨人為民富國強目標所做的努力。

一、 改革初期國民消費的饑渴需求

  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國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一個不合格的社會主義國家。幾億農民未得溫飽,城鎮職工的工資也少得可憐,1978年,我國個人儲蓄余額210億元,以當時10億人口計算,人均21元。1982年,個人儲蓄余額已達到570億元,人均57元。不到四年,居民儲蓄即增加到2.7倍,雖然絕對值還很小,但城鄉居民的收入已大幅攀升,儲蓄也成倍增長,已成可喜的事實,且發展勢頭方興未艾。這是因為我黨實行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的轉移,明確了生產的目的,人們如饑似渴的生活需求開始逐步得到滿足。
  在1982年5月19日的那次座談會上,大家都對一個具體問題——啤酒生產問題展開了有趣的討論。作為座談會上的一個插曲,它生動的反映了當時生產和需求的尖銳矛盾,也算是一個經典的小故事吧。

  1. 啤酒生產的插曲

  1978年全國生產啤酒達到40萬噸,李先念同志據此作出“把啤酒搞到50萬噸”的重要批示,給啤酒行業鼓舞很大。那幾年啤酒生產發展很快,但大中城市供需矛盾仍然突出,我國自產的大麥原料可做750萬噸啤酒,但國家到1985年才安排了250萬噸啤酒生產,可是國家卻要計劃管理,要進行調整,下達控制指標。耀邦同志說:

  這就把我搞糊涂了。既然材料不缺,供需矛盾又十分突出,各地積極性又很高,而且正在上馬,為什么調整要調整到它的頭上呀?

  結果1985年我國產啤酒310.4萬噸,大大超過原來計劃。超過計劃是否就滿足需求了呢?也未必。
  啤酒生產節節高攀,不是偶然的,新的所有制企業,根據市場需要,加快了發展速度。秦皇島有家國營啤酒廠,供不應求。在它旁邊又誕生了一家社隊啤酒廠,取名“山海關”啤酒,很快在競爭中,“山海關”啤酒占據了秦皇島啤酒的主要市場。國營廠不服,以“挖社會主義墻角”之名,向市委狀告“山海關”啤酒廠。在兩個廠打官司的前前后后,《工人日報》等 36家新聞單位都支持社隊工廠生產的“山海關”啤酒,這些新聞報刊都參加過《人民日報》開展的“生產目的”的大討論。認為生產要為需求服務,要為人們的消費服務。當時,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看了對“山海關”啤酒廠是否“挖社會主義墻角”的各種報道之后,明確表示:誰代表新的生產力就支持誰,誰把生產搞上去就扶持誰,社隊企業是新生力量。
  當時只是大中城市的供需矛盾突出,到底有沒有算2200個縣市的啤酒需求呢?進一步說,有沒有計算8億農民也終有一天要喝啤酒呢?現在50歲以上的人都記得,70年代中期很多人是拿著暖水瓶買啤酒的,80年代初,瓶裝啤酒才多了起來;中央統戰部在80年代中期開車到順義燕京啤酒廠買瓶裝啤酒,還要找關系才行。80年代末,在飯館里喝啤酒還必須搭配幾個小菜。直到90年代市場上才大量出現了“五星”、“青島”等聽裝啤酒。現在啤酒生產到4000多萬噸,已是1985年原計劃的16倍還多。市場、消費對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多么大的推動力呀!
  啤酒的生產和消費只是這次座談會上的一個小例子,消費的觀念就是市場的觀念,就是民生觀念,用生產和消費同一性的觀念去指導生產,就有明確的目的性,各種方法也會層出不窮。

  2.山東超出預計37%的消費增量說明了什么

  自1978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露頭以來,農村形勢發展很好,農林牧副漁全面鋪開,多種經營、社隊企業迅速發展,短短兩三年的時間,人們的口糧多了,錢多了,幾個人的活一個人干了,個別地方勞動力剩余了。我還清楚記得胡啟立同志任天津市委書記時,一次興沖沖地向耀邦同志說,城內黑白電視機積壓,市委向各區縣打了個招呼,農村的大爺大叔們趕著馬車把積壓的電視全部買走了。
  根據農村出現的這種欣欣向榮的大好形勢,耀邦同志和國務院的趙紫陽、萬里、姚依林等同志商量,從1981年起每年要遞增300億元的消費品,搞不了300億,也要搞250億。能否達到這個目標?1981年5月,他借休養的機會到了山東臨沂、泰安考察,并和省委蘇毅然等同志商量,山東能否每年增加20億消費品生產?為此,他問山東同志到底需要什么消費品,原材料夠不夠?并說:

  緊緊抓住滿足人民消費品的需要,抓住這一環,來推動工業的調整,工業的改革。

  一年過去了,在這次座談會上,耀邦同志又回憶起此事,他說:

  1981年我先到山東,同山東的同志講,按全國每年300億的幅度長,你們山東按人口比例要18億到20億的消費行不行?他們算了3天,蘇毅然同志跟我講,他們搞不到。他說今年(注:指1981年)可以搞到16億,明年可以搞到18億。今年(注:指1982年)1月份他寫了個報告來,他們去年完成了22億。

  一年之內,山東群眾對消費品的需求,竟增長37%以上。這使耀邦同志更加充滿了大膽工作、繼續學習的信心與決心。

  3.從人民的消費需求逼出改革需求

  苦人民所苦,愛人民所愛,福人民所福,都始終是耀邦同志從事革命活動和領導改革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屬點。
  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人民的需求如潮似涌、洶涌澎湃起來,極大的帶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這一時期的社隊企業、“三來一補”企業、三資企業、城市的集體企業及個體專業戶、雇工數人的個體經濟,都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他們的產品以市場為導向,以民生產品為主,這支力量越來越強,大大填補了眾多日用消費品生產的空白和缺口。
  全國人民開始接觸、享用到了更多、更好、更新的生活日用品,有了日益充足豐富的農畜產品。當時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中,也夾進了許多生活的新元素。“太陽島”、 “游泳裝”、“六弦琴”和人們更新的衣著梳妝相得益彰;“少林寺”、“上海灘”、“澎湖灣”和社會多種的喜愛情味相映成趣;“四化”、“中興”、“阿信”、“八十年代”和人民改革大潮的進程相互激蕩。這一切固然有刺激、鼓勵、引導消費政策的作用,但也不應忘記建國以來,我國建立起來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和工業化規模。問題是不能為重工業而重工業,不能為生產而生產,不能工業報喜而商業報憂。只要第一部類的生產為第二部類的生產服務;只要國家大力扶植民生產業,產業得到合理調整,我國的生產、消費、分配、流通就能在運動中平衡,在發展中適應。
  這就說明,我國人民的消費品短缺,并不是生產能力問題,而是經濟體制問題。高度集中的舊計劃體制有兩個自身不能克服的痼疾,一是短缺,二是浪費。所有前蘇聯體制國家對此都有切身體會。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奈爾把蘇聯式經濟定義為“短缺經濟”,波蘭一個經濟學家經過統計,認為蘇聯體制下的經濟浪費率達到13%左右,超過一般資本利潤率。這就是說,舊體制之所以不能生產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生活必須品,是因為那種體制不愿意也不能夠這樣做。
  要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就不僅要從政策上調整經濟政策,還要從體制上改革經濟制度,這就是中國改革成功的最基本的經驗,凡這樣做的前蘇聯體制國家,就能走上平穩漸進的改革之路,如上世紀的中國和越南。現正在試探改革之路的朝鮮和古巴,也是從放開人民消費限制入手的。對這種從消費倒逼出漸進改革之路的探索,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的一個重大貢獻,耀邦同志為此付出了智慧和心血。
  在大力倡導合理消費的同時,耀邦同志于1983年1月在黨內作了著名的《四化建設與改革問題》的講話,把全面改革問題提到黨的議事日程。在他看來,要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必須改革高度集中的短缺經濟體制,從家庭聯產承包,放開農產品生產開始,逐步放開城鎮商品流通環節,并且讓“包”字進城,擴大工商業企業生產和銷售自主權,這樣還可以廣開就業門路,鼓勵青年自謀生路、自主創業。黨制定的新政策又使數百萬計的城鎮青年、待業人員進入到餐飲業、零售業、服裝業、建筑業、運輸業等行業,從而使我國服務業快速發展起來。
  歷史的進程,正如耀邦同志所預期的那樣,經過幾年努力,到8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呈現出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局面,很快市場上的手表、自行車、縫紉機的老“三大件”就被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的新“三大件”所代替。人民群眾如潮似涌的需求,就在前所未有的市場中,不斷得到了滿足。


二、 耀邦同志關于消費的幾個觀點

  在5月19日的座談會上,與會人員談了許多很好的意見,現把耀邦同志關于消費的幾個觀點介紹如下:

  1.  刺激消費,引導消費

  在耀邦同志看來,20世紀許多國家在準備戰爭、戰爭時期都鼓勵人們儲蓄,搞所謂“愛國儲蓄”,購買公債,抑制消費。我黨在江西蘇區也大量發行過公債,延安時期提倡節衣縮食。這是一個階段。
  建國以后是第二個階段。我黨仍然提倡居民儲蓄。為什么呢?因為當時優先發展重工業,人們拿到錢、獎金買卻不到東西,生活消費品非常匱乏。那時掛在每個人嘴上的“三大件”,也是人們心中朝思暮想的幸福指數。但有錢少貨不能滿足需要,只能把錢存入銀行。另一方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也需要大量資金,而又不能多印票子,所以國家鼓勵人們儲蓄,并輔之以發公債的辦法籌集資金。“文革”中,我國一度達到了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財政狀況,但計劃經濟的生產仍然無法滿足人們不斷增加的物質文化需要,也就是說,無法解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當時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個貧窮、物質和精神都匱乏的社會。
  有鑒于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號召全黨、全國人民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此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在這種形勢下,耀邦同志提出了他對我國居民儲蓄的看法。他說:

  請大家研究一個問題,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勞動者創造的國民收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積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費基金。……個人儲蓄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應當起什么作用?如何起到這種作用?

  在請大家討論發表意見的同時,他說了自己的意見:
  
  要研究一下,這兩方面的比例關系怎樣處理比較適當。如果處理不當,也不利于我們發展生產。我們當然要提倡艱苦奮斗的精神,但是過分的采取節衣縮食的辦法來儲蓄,這于促進生產的發展是否合適?我們不提高消費的口號,但是要適當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費,引導人民正確地消費。

  耀邦同志主張在新形勢下,既要刺激消費,又要引導消費,這是改革開放面臨的一個新課題,他不主張城鄉居民的收入過分集中在儲蓄方面,過分地強調積累。那么群眾有無自己消費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欲望呢?

  2、社會主義經濟如何滿足人民的需求

  衣食住行用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計劃經濟根據計劃指令,安排人們的生活需要,市場經濟則根據市場供求調節人們的生活需求。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中,要由人們的支付欲望和支付能力完成物質文化的消費。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也概莫能外,只不過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制度更要強調從全局利益、長遠利益出發,考慮安排公共事業、公益事業、公共建設的財政支出。耀邦同志的話雖然沒有用經濟學專業術語,但也能說清問題。如1979年11月5日,耀邦同志在家中召開了一次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會議,他說:

  滿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不是拿國家的東西給他,改善人民生活與滿足需求是兩個概念。……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過一二年后,人們會來算我們的賬,說你們把生活來壓生產。……生產熱水瓶,在某種意義上是改善生活,但要用錢買。

  又如,1981年9月在中南海勤政殿,耀邦同志還是對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的同志講:

  滿足人民需要是一個方針,說是工業產品、布局、結構要從滿足需要出發,但還是要用錢買,通過等價交換。

  計劃經濟要滿足勞動者的需要很困難,因為個人的支付能力是極其有限的。改善生活,只能在政府、全民和集體企事單位的范圍內進行。這就造成了平均主義帶來的普遍貧困。市場經濟則要滿足勞動者的需求,即不斷促進勞動者支付能力的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責任就是要把滿足勞動者需要和其支付能力統一起來。
  今天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人民的需求消費問題,完全正確,地方上也積極工作,為解決這一問題正不懈努力。如有的地方給貧困民眾發購物券,澳門地區給居民平均發錢。雖然這種做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但這卻是一種基于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的一次性行為,對整體經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缺乏可持續性的拉動作用,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消費和生產聯為一體。生產、消費既是兩回事,各有特殊性,又有同一性,脫離消費的生產和沒有生產的消費都是無法想象的,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擴大就業、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率,才能在國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上更好的解決勞動者的支付能力問題。

  3.為何強調消費

  重生產輕消費是我頭腦中長期存在過的思想,沒有用辯證的、動態的、平衡的觀點去認識它。在中國、世界的經濟史中,對消費就有許多深刻、精彩、甚至難于想象又很離奇的觀點和論述。
  如孔子的消費觀是知足、安貧、不恥“惡衣惡食”、“儉不違禮”、“用不傷義”。
  管仲的消費觀帶有主張節儉、同時又重視侈靡的兩重性。如在特殊的產品積壓,生產不振的“興時化(貨)”之時,就要提倡侈靡,他的浪漫、幽默竟發揮到極致——“雕卵然后瀹(yue音月,煮)之,雕橑然后爨(cuan音竄,燒)之”(雕刻雞蛋然后去煮,雕刻木頭然后去燒)。當然,即使是美國、澳門的賭場都不會侈靡到這種程度,但這一觀點對那些不知消費也能刺激生產的人,倒是一例很好的歷史教材。
  荀子的消費觀承認人們的消費欲望,又強調節儉。他認為,只生產而不講人們的欲望、需要的消費,無異于“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有人想要富貴但不喜歡寶貨,愛美而不喜歡西施,這是虛偽的)。他還睿智地指出,“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我認為這句話對短缺經濟其行不遠的命運也是先哲早已有之的教誨。
  再則消費也是和生產目的、人們的需要、交換相結合的。墨子說過鞋匠做鞋,其目的絕不是要自己穿,而是為了讓別人消費。亞當•斯密也說面包師烤面包也不是為個人吃飽,乃是讓別人消費。馬克思告訴我們:“說商品有使用價值,不外說它能滿足某種社會欲望。”
  消費和生產、流通、分配是一個統一體。為何要強調消費,這只是針對舊經濟體制的弊病而言,絕非要打破這一經濟統一體中的內部平衡,獨樹“消費”一幟而罷黜百家。根據人們的需求發展生產,生產的商品又能貨暢其流,讓勞動者有合理的支付手段進行消費,并催生更新的需求,反復以往,周而復始,這是人間正道。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這方面應更有魅力、吸引力。生產力不為人們的需求服務,也可以引用荀子那句話“好美而惡西施也”來回應。我們決不能“好美而惡西施也”,否則,我黨宣傳未來社會的理想——“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豈不真成為一場空想?當然這是很遠很遠的事了。

  4.消費與浪費的區別

  耀邦同志提倡消費,同時也提倡艱苦奮斗的精神,他反對的只是不合乎生產力水平和豪華奢侈的高消費。在這次座談會上,他說:

  在延安時期,因為我們沒有東西賣,拼命地提倡節衣縮食,什么打補丁啊,霓虹燈下的哨兵啊,拼命地講節衣縮食。現在如果我們重新在人民當中提倡這個口號,說我們要節衣縮食啊,拿錢去儲蓄啊,我覺得不適當。我們提倡的是艱苦奮斗的精神,同時要適當地提倡人民的消費,適當地刺激人民的消費。我們不搞高消費,高消費的辦法是錯誤的。

  耀邦同志的生活是簡樸的,僅舉一例,他在外地視察工作,一直提倡吃四菜一湯的飯。為避免大吃大喝,他總是吃得很快,經常是不等飯菜上齊就離席而去。如果是晚飯,他還要給主人這樣的“寬慰”:“我去看新聞了,先走。”用心良苦。
  耀邦同志十分看不慣生活上的大少爺作風,更痛心疾首地反對生產領域中的浪費。對浪費資源,盲目投資,不計成本,沒有效益,不惜民力,長官意志的經濟增長模式,他有著一種天然的惡感,并把它歸之于體制問題。碰到一些反反復復、勞民傷財的胡子工程,他總愛說一句話:“張書記挖,李書記埋,王書記上臺又重來!”
  在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導的投資浪費的比例比較大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計劃經濟無法避免這個問題。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改革尚待深入,浪費性的投資還時有發生,例如,有些貧困地區不切實際的建設大廣場,豪華辦公樓等等。在黨中央、國務院大力拉動需求的今天,尤其需要盡可能的避免浪費性的投資。
  中國經濟的增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消耗資源、消耗環境資源取得的,在當下拉動需求的投資大潮中,我們同樣要避免這方面的浪費。羅馬俱樂部1995年在《四倍躍進》報告中提出了“一半資源消耗,創造雙倍財富”的經濟增長模式,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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