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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佐濤:階級的人、經濟的人、全面發展中的人——新中國成立后制度設計基點的變遷
作者:項佐濤      時間:2019-06-21   來源:
 

摘要

“人”是制度設計的出發點,“人”的差異是制度差異的根源。新中國成立70年來,作為制度設計基點的“人”經歷了階級的人、經濟的人、全面發展中的人的三次轉變。階級的人強調社會的階級劃分法和階級斗爭,注重人的整齊劃一性,而忽視具體人性,在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的同時,卻導致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指導下的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經濟的人將人性從階級的“牢籠”中釋放出來,注重激發人的物質欲望,導致市場經濟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但也滋生了貧富分化等現象。全面發展中的人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的最終目標,既強調人的全面發展的物質基礎——財富的不斷豐富和分配的公正性,又注重人的政治權利、道德文化素質的提升,致力于實現階級性和人性的統一,即人的階級覺悟的提高和人的個性的充分發展的相互促進。三次轉變是相互銜接、不斷前進的探索過程,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斷深化。

關鍵詞

階級的人;經濟的人;全面發展中的人

作者簡介

項佐濤(1982-),男,河北唐山人,法學博士,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人”是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如何定義“人”成為不同制度差異性的根源。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1]體現了共產黨人崇高的使命感。回顧共和國70年歷程,雖然存在著曲折與艱辛,但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在帶領全國人民朝著這一目標前進。70年來,作為制度設計基點的中國“人”經歷了三次轉變,即階級的人、經濟的人、全面發展中的人的轉變。這三次轉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理解以及認識逐漸深化的過程,它促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砥礪前行。

一、階級的人(1949年—1976年)

階級分析法是共產黨人觀察社會、分析社會、改造社會的基本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2]后來,馬克思也曾經這樣總結自己的貢獻,“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3]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共產黨人將階級和階級斗爭作為社會主義政權構建的出發點。無論是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贊美的無產階級直接民主制,還是斯大林的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名言,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階級也成為蘇聯政權建設的基本“單元”。然而,蘇聯的政權建設存在兩個缺陷:第一,由于“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所面臨的險惡的國內外環境,“斗爭哲學”盛行,階級矛盾、階級斗爭擴大化;第二,缺少對于落后國情所導致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先進性不足的充分認識,黨的建設、政權的建設缺少足夠的權力制約機制,這也成為蘇聯政權建設致命的缺陷。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俄國傳入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向蘇聯共產黨人學習的。毛澤東曾經說過:“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因此,自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制度的設計基本單元也是“階級”,中國“人”是階級的人。

早在1949年,毛澤東便闡明了自己對階級問題的立場。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中,毛澤東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4]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中國共產黨先后進行了一系列“階級斗爭”。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發出了《關于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開展敵特黨團分子的登記工作。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斗爭。1956年底,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劃分標準,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角度來講,剝削階級在被剝奪生產資料后作為階級的整體已經不復存在。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后,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八大政治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成為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成為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即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全黨全國的工作重心開始由“階級斗爭”轉向“發展生產力”[5]。然而,由于接下來的國內外與黨內外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嚴重估計了階級斗爭的形勢,中共八大的決議被束之高閣。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做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10月,波匈事件爆發。上述事件致使毛澤東錯誤地研判了國內階級斗爭的形勢。1957年1月,毛澤東專門闡述國際風潮對黨內和國內的影響:“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子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6]“反右運動”由此開始。1957年10月,隨著“反右運動”擴大化,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1962年10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重拾階級斗爭,指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始終將貫穿整個社會主義階段。1964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以“以階級斗爭為綱,以生產為中心”的口號作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的指導方針,“以階級斗爭為綱”躍居“以生產為中心”之前。

此后,中國政治生活中開始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路線,以政治運動取代或沖擊國家經濟建設,而“突出政治”實際上就是突出階級斗爭[7]。當時社會主義政權已經穩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也已經完成,敵對階級存在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已經不復存在,反動階級由何產生?毛澤東給出的答案是兩點:一是思想文化領域存在舊的剝削階級思想的殘余;二是國外敵對勢力尤其是“蘇修”的滲透。因此,需要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看來,只有在不斷的階級斗爭中,中國共產黨才能夠保持其先進性和純潔性。階級斗爭也由此逐漸從全黨全國的工作擴展到個人生活領域,不僅要反修防修、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官僚階級,還要“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中國社會進入“無序”的動亂階段。

可以說,“階級斗爭”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的作用,但它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人性淹沒在階級性中。新中國政權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國家權力結構的設置與社會生活過多地強調了階級的一致性,人被試圖塑造成整齊劃一的階級成員,而忽視了人性的存在。在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下,強調階級性的同志關系實際上壓抑了人性,以出身成分來劃分全國人民。同時,過度強調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斗爭性造成了社會成員內部的信任危機。更為重要的是,對物質需求的忽視,造成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平均主義大鍋飯。政治優先于經濟,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被顛倒過來,最終才有了鄧小平所說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第二,過高地估計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性。中國的無產階級由于長期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革命性更堅決和徹底;但也正是由于同樣的原因,中國無產階級的文化水平較低,甚至落后思想根深蒂固,與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理想化和抽象化的無產階級的差異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中國的無產階級難以自己直接管理國家,無產階級“大民主”難以實行,而是需要依靠中國共產黨和“科層”化的國家政權。甚至,由于中國是在落后國家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現代化的,還由于生產和分配的職能在廢除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交由政權來行使,黨和國家在經濟管理中發揮著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必需且重要的作用。毛澤東發起的反對“官僚階級”的斗爭,有出于對黨和國家權力過度集中而引發官僚主義的擔憂,但更多的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在反“官僚階級”的斗爭中,正常的“科層制”也被砸碎了。階級斗爭破壞了國家權力結構的正常運行,各級黨組織及其負責人失去了領導作用,造成了社會生活的巨大混亂。

可以說,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建設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經濟基礎,主要是通過加強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以政治制度、人的意志來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陷入了教條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霧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8]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境里,雖然階級是社會分析的基本單元,但是他們并沒有因階級性而忽視人性的存在。在他們看來,階級性表現為在于無產階級反抗資本家、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集體行為,而無產階級個體的行為雖然受其階級地位的影響,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行為方式有著根本不同,但是無產階級并不是“鐵板一塊”,無產階級個體之間的日常行為是存在差異性的。

二、經濟的人(1976年—2012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讓中國人嘗盡了階級斗爭的苦楚,到后期已是人心思變,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難以為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斷然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戰略決策。在此過程中,中國人開始由階級的人向經濟的人轉變。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性基礎,“經濟人”指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且基本能夠按照理性的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人[9]。經濟人的逐利傾向使其最大限度地參與經濟活動,激發市場活力,促進資源的流動與財富的創造。然而,由階級的人轉向經濟的人,并不是說中國人成為追本逐利者,而是說對經濟利益的關切變得合理、合法。

人性的“釋放”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首先是恢復“文革”期間被“打碎”的國家機器,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粉碎“四人幫”后開始著手平反冤假錯案,讓國家機器重新運轉起來,讓政治生活重歸“正常化”。國家雖然仍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階級對立、階級斗爭被極大地淡化,而階級性更多地體現在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容挑戰等方面。

與此同時,思想領域和經濟領域淡化階級、注重經濟的改革開始穩步推進。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矛頭直指“兩個凡是”的教條,即“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澤東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路線。文章提出,“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研究現實的確切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只有這樣,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10]由此掀起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從思想上終結了“兩個凡是”,中國人得以打破階級斗爭的思想禁錮,階級出身不再是人的唯一身份,階級斗爭不再是黨和國家的工作出發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82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文件從根本上將包產到戶納入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范疇,完成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重要一步。1985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11]1992年,鄧小平又提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12]可以說,改革開放就是放棄了對資本主義的絕對偏見,“不以階級論英雄”,而是通過合理地利用資本主義的因素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在共和國第一個三十年里,階級是劃分人的標準,無產階級代表著先進與無私,“越窮越革命”“越窮越光榮”;改革開放后,在從階級人向經濟人的轉變過程中,中國的意識形態由僵化、教條的階級斗爭轉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向著“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轉變。中國人逐漸成為追求個體利益的經濟的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成為一些人的目標。

人性的“釋放”提升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第一,中國的經濟總量實現了飛速增長。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世界排名第11位;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在此后穩居世界第二位。我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計算,2017年,我國GDP為120146億美元,占世界總量的15%,比1978年提高了13.2個百分點[13]。第二,中國居民收入顯著提升。197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171元,2009年突破萬元大關,達到10977元,2014年突破2萬元大關,達到20167元。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5974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實際增長22.8倍,年均增長8.5%。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達到8.1%[14]。第三,中國居民生活條件不斷改善。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8322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實際增長18.0倍,年均增長7.8%。消費層次由溫飽型向全面小康型轉變。2017年,全國恩格爾系數為29.3%,比1978年下降34.6%。居住條件顯著改善。2018年,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比1978年增加30.2、38.6平方米[15]。社會主義因此有了經濟的基礎,有了“底”。

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仍舊十分重視上層建筑、政治、思想的作用,但前提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社會主義建立在現代化的經濟基礎之上。這就擺脫了改革開放前的主觀唯意志論,把社會主義立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之上了。

然而,人性的“釋放”卻也導致了“資本”和“權力”向著野蠻、不可控的方向發展,有不被社會主義“馴服”的風險。避諱談階級、階級斗爭,導致中下層勞動者相對于“資本”和“權力”的劣勢,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社會負面現象。第一,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國人無止境地追逐私利,有損于社會主義的公正性。與共和國第一個三十年相比,物質財富的增長可謂極其豐富,但是收入的現實差距又給普通人帶來“相對剝奪感”。中國雖然已經實現了一部分人的率先富裕,但共同富裕還任重而道遠。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第二,社會上出現了為官不正、為富不仁的情況。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價格雙軌制的出現助長了倒買倒賣與權力尋租的現象,催生出中國第一批既得利益者。此后,官商結合、錢權交易、腐敗滋生、奢侈浪費等行為的出現成為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的代價。第三,社會道德標準出現滑坡。在有些人中,社會主義原本追求的公平、正義讓位于官本位、錢本位。有些人信奉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功利主義,誠信匱乏、人情冷漠、自私自利比較嚴重。

顯然,上述消極現象與共產黨人的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影響著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因而一部分人開始不滿甚至質疑中國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人民不滿的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實現得不夠。改革開放產生的問題依然需要通過改革開放去解決。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需要讓人民更加切實地分享到社會主義發展的成果,在社會主義發展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以此向共產主義社會前行。

三、全面發展中的人(2012年至今)

由階級的人向經濟的人的轉變,帶來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物質財富的豐富。然而,全面的人而不是“單向度”的人才是社會主義的目標。物質的豐富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經濟條件,但是只強調人的經濟方面,人有可能會變成自私自利的“畸形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人類不僅追求物質條件、經濟指標,還要追求‘幸福指數’;不僅追求自然生態的和諧,還要追求‘精神生態’的和諧;不僅追求效率和公平,還要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與精神生活的充實,追求生命的意義。”[16]在當前的中國,全面發展中的人意味著人的進一步解放與自由,既要破除共和國前三十年形成的階級觀的桎梏,又要將人從改革開放后盛行的物質主義中解放出來。

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是共產黨人的終極目標,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的,“每個人自由的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17]何謂人的全面發展?對此,恩格斯作出定義說:“全面發展的人‘是’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18]當然,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形態,即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王國”,是共產主義社會[19]。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在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前,共產黨人可以毫無作為,坐等“全面發展的人”誕生,而是需要通過奮斗使人處在“全面發展中”,以此為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不斷積累條件。

中國是在落后的經濟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因而不可能快速建成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里,沒有發達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也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純粹的”、脫離任何低級趣味的理想化的無產階級。部分黨員干部、普通群眾受舊的私有觀念影響很深,或者難以抵抗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腐蝕,因此,“文化大革命”有其邏輯合理性。然而,“文化大革命”注定是要失敗的,因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是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而不是政治決定意識。通過灌輸、政治斗爭來塑造人的思想觀念的做法只能一時有效,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的前提是提高生產力并創造出更多社會財富。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人的發展與物質生產力的提高往往是有矛盾的,這通常表現在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會造成人的片面的、畸形的發展,乃至造成對人自身的壓制和踐踏[20]。因此,為了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需要全社會包括個人、國家與政黨從多個維度來推進。

第一,注重人的政治權利、道德文化素質的提升,致力于階級性和人性的統一,即人的階級覺悟的提高和人的個性的充分發展的相互促進。在社會主義國家,階級覺悟應該是個人自由發展之上對社會主義的擁護,而不是壓制人性、人的發展,主觀地通過行政手段來實現。

首先,保障和發展人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通過民主生活鍛煉人民管理國家的能力。依法保障人民的選舉權、被選舉權,保障人民參加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等權利;保障公民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權利;落實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機關進行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正如列寧在俄共(布)七大所言:“蘇維埃政權是群眾立即開始學習管理國家和組織全國范圍內的生產的機構……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不是一個黨所能實施的。只有千百萬人學會親自做這件事的時候,他們才能實施社會主義。”[21]

其次,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提高全社會的文明程度,實現“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全面發展中的人應該繼承中華傳統美德,“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應該恪守社會主義的道德要求,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做到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體、心中有國家,達到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階級性與人性的高度統一;需要具有世界主義情懷,共創和平、安寧、繁榮、開放、美麗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最終實現全人類的解放而奮斗。

第二,增加社會財富,解決財富分配不公問題,以此建立政治權利和道德文化素質的物質基礎。“有恒產者有恒心。”無產階級意識的培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應該是現代化大生產的產物,離開了物質基礎,人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所有制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為共產黨人提出的歷史使命。但是,消滅私有制并不等于消滅個人財產,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境中,取代私有制的是社會所有制,而社會所有制以工人階級自己集體掌握和管理生產資料為本質的,惟其如此它才可能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22]。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所有制被等同于國家所有制,而國家所有制在極端的情況下卻可能成為“人人都沒有”。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所有制在積累資源、促進生產力發展方面發揮著不可否認的重要作用,但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朝著不斷公正地增加個人物質財富、工人階級集體掌握和管理生產資料的方向前進。它既不同于平均主義大鍋飯,又不同于市場經濟的貧富分化,而是建立在物產豐富的基礎與個人財富分配的公正之上。可以說,與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中不同,而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階級對立,無產階級意識建立在個人的獲得方面,基于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感悟到的社會主義優越性。

正因如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本意就是讓更多的人獲得社會主義發展的成果。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在分配過程中體現公正的原則,縮小收入差距,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物質基礎。資本的本質是追求利潤,中外皆是如此。因此,需要通過社會主義政權的力量馴服資本,讓其既能夠給經濟帶來活力,又不至于損害社會主義對于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更要避免權力與資本結合為權貴資本。

第三,重視并規范黨和國家的作用。首先,黨和國家需要起到引領和表率作用。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中,黨和國家要做人民的“主心骨”。黨和國家不僅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生產力的持續發展,還要做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平衡器,通過法律和政策規范市場行為,避免經濟人逐利的行為侵害社會公共利益;黨員和干部要帶頭重塑道德規范,促進社會價值觀的重新構建,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次,黨和國家要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活動,實現依法治國。中國模式的優勢在于有一個強大的執政黨和強有力的政府推動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這是一把雙刃劍。權力過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監督的政治體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權力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權力擁有者的利益被強化是一種必然趨勢。1980年,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指出,現行政治體制的首要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并進一步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23]這也是中共領導人提出“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原因。一旦中共黨內官僚特權階層產生,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會發生蛻變,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就會失去人民的支持。

從更加長遠的角度看,政治國家不能實現人類的解放,相反,政治國家權力的膨脹反而會侵犯個人的自由。國家對社會的過度介入會造成個人權利的喪失,不利于公民意識的培養。在道德和財富高度發達的階段,國家應逐步退出。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職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24]馬克思把無產階級專政定位于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25]。在“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過渡時期后,國家還是要逐漸走向消亡的。

結語

共和國走過了70年歷程,中國“人”經歷了階級的人、經濟的人、全面發展中的人的三次轉變。三次轉變相互銜接、螺旋上升,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社會主義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其間,雖然伴隨著一些曲折和痛苦,但是三次轉變讓中國從“站起來”到 家強”。只有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政黨的執政根基才會牢固,國家才會長治久安,經濟才會持續發展,社會才會全面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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