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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唐鏢 趙宏月:政治信任的品質對象究竟是什么?
作者:肖唐鏢 趙宏月      時間:2019-06-21   來源:政治學研究
 

作者:肖唐鏢、趙宏月,南京大學公共事務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政府管理學院

來源:《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2期

01

內容提要

我國民眾的總體政治信任呈現“央高地低”的基本格局,但在知情、動機、決心與能力4個維度上的信任卻呈現不盡一致的特點:知情信任“央低地高”,動機信任、決心信任與能力信任均為“央高地低”,體現著較強的自身特點。與國外民眾政治信任的工具性信任特征不同,我國民眾對于從中央到省、縣和鄉4級政府的信任,主要來自政府主持公道的決心和執政為民的良善動機,體現著較強的倫理性機制而非工具性機制特點,是一種典型的倫理性信任。民眾的政府信任驅動源自經驗之外的先驗價值或想象建構,反映了我國體制與文化環境的特色。

02

關鍵詞

政治信任  信任品質  倫理性信任  工具性信任

信任類型

03

正文

中國學術界開展政治信任的研究雖然僅有十余年時間,但已形成一些重要共識。多項研究證實,我國民眾的政治信任不僅呈現“中央高地方低(下文簡稱‘央高地低’)”的差序格局[1],而且總體政治信任度位居全球最高者行列。然而,對于后一論斷多年來一直存在爭議。質疑者提出了中國民眾政治信任調查、尤其是就政治敏感問題開展面訪調查的適切性問題。對此質疑,有學者曾以假設檢驗方式來回應[2],還有西方學者采用列表實驗方法予以檢驗,結果顯示只有8%~10%的受訪者隱藏了其對政府的不滿。去除這些隱藏偏好后,中國民眾的政治支持水平仍然位居世界前列,超過西式民主國家的水平[3]。實際上,要科學而有力地回應這一質疑與挑戰,除采用“敏感性排除”路徑之外,還可深入探析:我國民眾對于政治信任的理解究竟是什么、與國際社會的異同點何在。依此,我國民眾的高政治信任度,及其“央高地低”的格局特征,方可得到更為準確的把握,進而推進政治信任的科學研究。

近年來,對于中國民眾政治信任的真實意涵,已有學者通過反思政治信任概念,仔細區分“信任”與“依賴”之間關系的方式來探討[4],但相關的系統性研究仍然缺乏。多數學人直接沿用西方學界的部分政治信任測量工具,滯留于簡單的總體政治信任測量,未能系統而清晰地回答“民眾政治信任的品質對象究竟是什么”這一基本而重大的問題。筆者希望深化這一研究,從探討我國民眾“政治信任”的內在機制入手,分析其真實意涵與結構特征。本文擬以動機、能力、決心與知情4個維度建構分析框架,借助C省和N市抽樣調查的數據庫,探索性分析上述問題,討論我國民眾政治信任的形成機制。

一、政治信任實證研究的成就與不足

作為內隱的政治態度,政治信任研究的首要問題和難題,均在于如何準確測量和把握其真實的面向和意涵。政治信任的最常見測量方式是總體性測量,直接詢問受訪人對相關政治主體的信任度。相關的政治主體,主要包括政治系統或體制、政府機構與組織、政策、官員。其中,對于政府機構的信任測量成為學者們測量的主流方式,即對民眾對中央政府、立法機構、法院、政黨、警察、軍隊等相關政治機構的信任測量[5][6]。這得到包括“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WVS)、“全球動態調查”(Global Barometer,GB)、“亞洲晴雨表”(ABS)等在內的機構和調查組織較為廣泛的應用,也被廣泛應用于我國民眾政治信任的測量[7]。然而,這一信任測量盡管簡潔而直接,但其局限和不足也是明顯的:多采用總體性測量路徑,即對政府機構總體性信任的測量,未能揭示信任或不信任政府的哪些面向(品質),難以理解政府信任的生成機制或具體原因。

對于政府信任的理論解釋,大量文獻是從人口、社會與經濟等角度,分析年齡、性別、經濟社會地位、代際、教育程度和政治身份等因素的影響。不過,從民眾角度如此解釋政府信任雖能回答什么人信任或不信任政府的問題,但難以準確把握其信任政府的內在機理,不能揭示其信任政府的何種品質等問題。這種缺失,正是需要深入探討的政治信任之生成機制問題。

無疑,影響民眾信任政府的具體原因與機制是復雜的,既有來自政府方面的原因,如政府的品質與行為表現、其對民眾經驗認知或未來預期的影響,也有來自民眾本身利益取向或先驗價值觀念的原因。國外學者認為,信任既是認識論的、經驗歸納的,也是預期性的,其發生機制有三:一是相信對方的動機,二是相信對方的能力,三是信任者知曉對方[8]。對于西方社會的政治信任,國外學者認為主要有三種理論解釋,一是強調道德作用的新保守主義模型;二是對風險、成本與收益考量的理性選擇模型;三是強調在商議過程即政治互動中產生信任的協商理論[9]。易言之,西方學者對于政府信任機制的解釋,主要涉及現任政府的績效、勝任力和動機,尤以密歇根政府信任量表為典型[10]。按奈(Nye)等學者的說法,對于政府品質及其他影響民眾信任的因素,眾多研究者以兩種方式來處理:或者直接將總體信任等同于諸因素(指標)的加總,或者將后者視為解釋性變量,探討其因果性關系機制[11]。如有學者認為,30個歐洲民主國家的信任侵蝕,主要源于政府機構效能低下、濫用權力、貪污腐敗以及代表功能衰弱[12]。

對于我國民眾的政府信任,研究者們十分注重政府績效與廉潔表現[13]等因素的影響。還有學者分別從政治支持和官員操守[14],政府決心、意愿和對政治宣傳的評價[15],政府能力、國家自豪感與政治系統支持[16],政府動機[17],能力與意愿[18]等方面揭示民眾的信任機制。遺憾的是,這些研究一方面多是采用并受限于二手數據,以致量表的信度與效度不足,研究設計的系統性與適切性存在不足;另一方面,它們是以總體性而非層級性的政府信任為對象進行整合性解釋,難以比較民眾對于不同層級政府信任的動力機制及其意涵特點。此外,盡管直接針對差序政府信任的描述性研究甚多,但實證性的理論解釋一直不足。有學者曾以民眾對央地政府在績效、動機及腐敗程度等問題上的評價差異為自變量,經分析發現它們確實會導致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顯著高于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從而催生差序政府信任[19]。這一研究凸顯了我國民眾在央地政府信任之間的若干同質性機制,但未能顯示其差異性機制。基于訪談的田野質化資料,有學者發現更相信“上級”的村民對中央的意圖與能力有明確的區分,他們認為中央有良好的用心,但缺少讓地方官員貫徹好政策的能力[20]。不過,這一極具啟發性的開創性研究更大程度上屬于類型學意義上的討論,尚需通過更大樣本數據的統計檢驗。總之,我國民眾信任或不信任政府的意涵究竟是什么、“高政治信任”與“央高地低”差序信任的內在機理等問題,還應當借助更為精細而系統的研究來探討。

二、研究設計與樣本資料

在學理意義上,談論政治信任,理應追問公民信任的品質對象究竟是什么。本文擬借助前述哈丁(Hardin)的“信任”概念,集中探討政治信任的內在結構,分析信任的具體對象,回答“人們信任或不信任政府的什么”問題。鑒于政府信任往往被作為政治信任的主體,本文亦將政治信任化約為政府信任,以民眾的政府信任為主要對象而展開討論。在理論上,民眾的政府信任機制可歸納為兩大類,即工具性或倫理性、理性或情感方面的動力機制。在工具性機制方面,其經典理論為理性選擇理論,強調民眾對于政府的知情狀況,以及政府的利益取向、能力、決心、勤政、廉潔與績效等因素的驅動;在倫理性機制方面,則強調民眾對政府的信仰和情感取向,及其對政府機構的動機、誠實、決心等倫理和價值品質的評價與信心。我們以工具性機制與倫理性機制相結合的2維框架建構解釋模型,建構政治信任的4種品質對象即信任品質類型:一是強工具性信任;二是強倫理性信任;三是工具性信任與倫理性信任雙強型;四是工具性信任與倫理性信任均弱型。由此,即可清晰定位我國公民政治信任的品質類型。

不過,考慮到“績效”“廉潔”等信任機制已被多位學者所驗證,以及研究的簡潔性,筆者不希望全面系統地探討諸要素的實際作用,而將集中探討4種信任機制在不同層級政府信任之間的作用狀況。在理論上人們信任政府的原因有4個:首先,信任的應是“好”政府,即相信政府是真心實意為民眾的良善型政府;其次,信任的應是能為民眾主持公道的有決心的政府;再次,信任的應是有能力為民眾主持公道、解決民眾問題的能干型政府;最后,信任的應是洞悉社情民意尤其是了解民間實際的知情型政府。4個維度分別對應于“動機信任”“決心信任”“能力信任”與“知情信任”,也就是說,民眾政治信任的具體對象應是動機好、能力強、有決心與知民情的政府。其中,“動機信任”與“決心信任”屬于倫理性機制,“能力信任”與“知情信任”屬于工具性機制。民眾信任或不信任政府,應當出于上述四個方面內在要素的互動性組合,由此可驗證其所處的政治信任類型。但要驗證的是,這一理論建構是否合乎實際,實際主導我國民眾不同層級政府信任的機制究竟有哪些,它們之間呈現怎樣的結構性特質。

本文對于政治信任的總體性測量使用機構信任量表,分別評估民眾對于中央、省(市)級、縣(區)級、鄉級(街道辦)4級政府[21]的總體信任狀況。本文將據此分析民眾對各級政府信任狀況,比較民眾的總體政治信任狀況。對于政治信任的知情、能力、動機與決心4個維度的狀況,筆者通過分別詢問受訪者對于4級政府的評價狀況的方法,比較民眾對于各級政府在知情、能力、動機與決心4個面向信任的縱向差與橫向差。C省與N市的測量工具大體一致,詳見表1。

本文將以各級政府的總體信任為因變量,以相應層級政府的知情、能力、動機和決心4個維度的信任為自變量,在控制性別、戶籍、年齡、民族、政治面貌、教育程度、成長地、階級成分、家庭收入、信仰等人口和經濟社會等變量后,通過有序回歸方法,檢測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分析構成各層級政府總體信任的動力機制與內在結構,了解不同層級政府信任的具體對象。筆者認為,自中央和省、到縣和鄉各級政府的總體信任應當存在不同的內在結構,其心理機制有著不同的特征。對此,本文提出以下3個研究假設。

假設1,我國民眾對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并不取決于其對中央政府的知情評價,而主要來源于其對于中央政府的動機、能力和決心的信任。從認識論上講,公民如要明智地信任政府,他們應當能知道他們信任政府所必須知道的事情[22]。但傳統上,民眾對于中央政府是否知悉民間實際能給予“同情式的理解”和包容,其對于中央政府的動機、能力和決心寄予厚望,并因此而影響其總體信任。

假設2,民眾對于省級政府的總體信任,應當同時來源于其對于其知情、動機、能力和決心的信任,后4者均成為民眾對于省級政府總體信任的重要成分。

假設3,作為基層政府的縣鄉政府,民眾對于它的總體信任,應當同時來源于其對于縣鄉政府動機、能力和決心的信任,三者均構成民眾對于縣鄉政府總體信任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作為與民眾直接打交道、最基層的縣鄉政府,應當最了解社情民意,但民眾對它的信任或許并不取決于此。也就是說,正像如果中央政府對于民間不知情并不會為其總體信任減分一樣,縣鄉政府對于民間最知情也未必會為它的總體信任加分,相反,其施政的動機、能力和決心卻會應影響民眾對其總體信任度。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資料庫有2個。一是2010年7~8月對C省居民的問卷調查。該調查的母體總樣本是西部C省全部31個區縣的居民,筆者首先基于樣本典型性和最大差異性等因素,立意抽取4個區縣;在每個區縣,采取用多階段抽樣與系統抽樣方法,抽取3個鄉鎮(街道),再從每個鄉鎮(街道)抽取3個村(居),最后從年滿18周歲村(居)民名冊中抽取到個人,共抽取居民樣本1300人。調查采取訪員入戶面對面訪問的方式,最后實際調查居民1221名,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3.9%[23]。

二是2015年10月對N市居民的問卷調查。N市地處東部地區,與C省僅有鄉鎮、區縣、市3級地方政府不同,N市所在的省有4級地方政府,即在區(縣)與省之間還有市一級。N市的Y街道下轄5個社區,有14萬總人口,其中18歲以上人員10萬(含常駐的外來人口6萬)。按系統抽樣方法,我們選取到624個居民(其中常駐居民263人,外來人口361人),訪問方式同C省一樣,最后完成對415位居民的有效訪問。然后,依配額比例,進行加權處理,形成含627份居民有效問卷的數據庫。其詳細情況見表2。

應當說明的是,除了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層級不一樣外,兩地母體樣本也存在較大的差異。C省為包含城鄉在內的地區,而N市則為大都會區。這些差異或許會對統計結果產生影響,因而更具觀測價值。

三、政治信任的多面向描述

(一)民眾對各級政府的總體信任狀況

C省民眾對4級政府的總體信任狀況,如表3所示,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明顯高于其他3級政府,尤其在“一貫信任”上。隨著政府層級的逐次降低,“一貫信任”的比例也依次遞減。在整體上,認為中央政府可信的民眾比例高達90.2%,而對地方和基層政府,如省級、縣級和鄉級政府的信任比例依次為82.5%、73.8%與66.5%。對中央政府表示不信任的民眾僅占3%,而對地方政府持不信任態度民眾的比重明顯高于對中央政府持不信任態度民眾的比重,省級、縣級與鄉級政府的同比分別為8.2%、13.5%和20.3%。從均值來看,對中央政府信任的均值為4.63,省級、縣級與鄉級政府分別為4.19%、3.84%與3.56%。從程度來看,中國民眾對4級政府的信任均持正面態度(均值大于3),但對中央政府信任的強度明顯高于對地方和基層政府信任的強度。表3還顯示,N市民眾對4級政府的總體信任狀況也與C省一致。可見,無論是信任的比例分布還是程度強弱,均再次印證了學界關于我國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已有結論。

(二)民眾對各級政府的知情信任

4顯示了C省民眾對4級政府知情信任程度的分布比例。其中,在民眾的知情信任方面,中央政府明顯低于地方政府,尤其體現在“完全不知道”和“全部知道”的比例分布上。認為中央政府了解百姓實際困難的民眾比例占樣本總量的46.1%,而省級、縣級和鄉級政府的這一比例分別為48.2%、53.8%和62.6%。認為中央政府“完全不知情”的受訪者比例占16.2%,3級地方政府的同比逐步降低,其中對縣級和鄉級政府的不信任比例均低于一成。從程度上來看,多數民眾僅對鄉級政府的知情信任持正面肯定態度(均值大于3),而對縣級、省級與中央等3級政府的知情信任逐步降低(均值小于3)。于此可見,就知情信任而言,民眾對地方和基層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呈現著自上而下遞增的反向格局。

不過,N市的結果于此略有差異。與C省自上而下“知情信任度”遞增不同,N市民眾的“知情信任”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特點,其對于中央政府的“知情信任”雖低于街道辦,卻高于省、區2級政府。

(三)民眾對各級政府的能力信任

如表5所示,在C省民眾對于4級政府的能力信任中,對于中央政府的能力信任明顯高于對3級地方和基層政府的信任,尤其是“肯定(有)”的比例差異明顯。認同中央政府有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能力的民眾,比例高達樣本總量的81.3%,省、縣與鄉3級政府的同比分別為77.2%、72.5%與70%。僅有4.5%的民眾對中央政府的能力持不信任態度,而對其他3級政府的不信任比例均明顯高于前者,其中對省、縣、鄉3級政府的不信任比例分別為8.2%、13.1%與17.1%。從程度上看,民眾對4級政府的能力信任都持正面態度(均值大于2),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強度明顯高于對其他3級政府的信任強度。N市的情況與C省完全一致。這表明,就民眾的能力信任而言,中央政府高于地方政府,呈現著自上而下遞減的差序格局。

(四)民眾對各級政府的動機信任

6顯示了C省民眾對4級政府動機信任程度的分布比例。民眾的動機信任明顯呈現中央政府高于地方政府的特點,尤其體現在回答“是”的比例分布上。相信中央政府真心實意關心老百姓的民眾,比例占樣本總量的80.5%,而省、縣與鄉3級政府的同比分別為70.8%、61.1%和56.2%。對中央政府的動機表達不信任的民眾僅有4.9%,對省、縣與鄉級政府的動機不信任比例分別為12.6%、21.9%和28.2%,均明顯高于對中央政府的比例。而且,民眾對中央、省級、縣級政府的動機信任都持正面態度(均值大于2),但對鄉級政府的動機信任沒有明顯傾向(均值為2)。N市調查結果也與此一致。可見,就民眾的動機信任而言,中央政府高于地方政府,也呈現出自上而下遞減的差序格局。

(五)民眾對各級政府的決心信任

如表7所示,C省民眾的決心信任明顯呈現出中央政府高于3級地方政府的格局,尤其體現在“肯定(有)”回答的比例上。認為中央政府有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決心的民眾,其比例占樣本總量的80.2%,而省、縣與鄉級政府的同比分別為71.3、61.6%與56.8%。僅占4.9%的民眾明確表示對中央政府的決心不信任,而對其他3級政府的決心不信任比例明顯高于此比例,省級、縣級與鄉級政府的不信任比例分別為12.8%、21.1%和26.2%。總體來看,多數民眾對4級政府的決心信任持正面態度(均值大于2),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強度明顯高于對其他3級政府的信任強度地方。N市調查結果也與C省一致。這說明,在民眾的決心信任方面中央政府高于地方政府,依然呈現自上而下遞減的差序格局。

四、政治信任的動力機制

筆者采用有序回歸方法來檢驗前述研究假設,兩地的統計結果分別見表8和表9。

(一)中央政府信任的內在機制

8的C省回歸模型顯示,民眾對中央政府的知情信任、能力信任和動機信任,與總體信任之間的關系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民眾對中央政府的決心信任,則在0.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民眾對于中央政府的決心信任與其對中央政府的總體信任呈正相關關系;中央政府對于民間實際知情與否,并不會影響到民眾對于其的總體信任;民眾對于中央政府的能力信任和動機信任,也不會影響到民眾對其的總體信任度。也就是說,C省民眾對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實際上主要是相信中央政府擁有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決心。

如表9所示,N市的有序回歸模型結果與C省有異有同。在N市,民眾對于中央政府的能力信任、動機信任和決心信任,與總體信任分別在0.05、0.01和0.0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唯有知情信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N市民眾對于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主要是相信中央政府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的能力,相信中央政府擁有真心實意為老百姓解決困難的動機,以及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的決心,而與中央政府對老百姓的實際困難知情與否無關。可見,研究假設部分得到驗證:兩地民眾對于中央政府的總體信任,均不指向知情信任而指向決心信任,但N市民眾對于中央政府的總體信任還指向能力信任與動機信任。

(二)省級政府信任的內在機制

C省樣本中,民眾對省級政府的知情信任與能力信任,與其總體信任之間的關系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民眾對省級政府的動機信任和決心信任,分別在0.01和0.00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也就是說,民眾對于省級政府的動機信任和決心信任與其同級總體信任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這表明,民眾對于省級政府的信任,主要是相信其真心實意關心老百姓的動機,及其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決心,而不是其對民間實際的知情與為老百姓解決困難的能力。

N市樣本中,與C省一樣,民眾對于省級政府的知情信任,與同級總體信任之間的關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對于省級政府的決心信任卻通過顯著性檢驗。但不同的是,民眾對省級政府的動機信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對省級政府的能力信任卻通過了檢驗。換言之,他們對于省級政府的信任,主要是信任其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的能力和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的決心,而不是信任省級政府對老百姓實際困難的知情和真心實意為老百姓解決困難的動機,研究假設得到部分驗證。

(三)縣級和鄉級政府信任的內在機制

C省樣本中,民眾對于縣級政府和鄉級政府的信任結構趨于一致。他們對于縣級和鄉級政府的動機信任和決心信任,與其總體信任之間均在0.00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驗證;而民眾對縣級和鄉政府的能力信任和知情信任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民眾對于縣級和鄉級政府的信任,主要是相信其真心實意關心老百姓的動機和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決心,而無關其對老百姓困難的知情和為老百姓解決困難的能力。

N市的統計結果與C省情況大體相近。一方面,民眾對于區(縣)級政府的能力信任、動機信任和決心信任,與其對區(縣)政府總體信任之間分別在0.01、0.1和0.00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而民眾對區(縣)政府的知情信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他們對于區級政府的信任,主要是信任其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的能力、真心實意為老百姓解決困難的動機和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的決心,而不是信任其對老百姓實際困難的知情。另一方面,民眾對于街道辦的動機信任和決心信任,與其對街道辦總體信任之間的關系均在0.00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而民眾對其的知情信任和動機信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也就是說,他們對于街道辦的信任,主要是信任其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的動機和決心。由此可見,前述研究假設基本得到驗證:兩地民眾對于街道辦(鄉級政府)的信任結構是一致的,均為動機信任與決心信任;他們對于區(縣)級政府的信任結構略有差異,但均有動機信任與決心信任的成分。

五、結論

來自C省與N市的樣本顯示了一些相近甚至一致的結論。兩地民眾對不同層級政府的總體信任,無論是其頻率分布還是程度強弱,均呈現顯著的“央高地低”格局。本文從動機、能力、決心與知情4個維度的分析,進一步呈現了我國民眾對于央地政府之間不一致的信任差。就民眾知情信任而言,基層政府高于高層政府;但就民眾能力、動機和決心信任而言,中央政府高于地方政府,呈現自上而下遞減的差序格局。

總體信任與4種具體信任之間關系的討論,顯示了我國民眾政府信任的動力機制與內在結構,回答了民眾政治信任的品質對象是什么的問題。首先,民眾的“知情信任”,并不構成其對任何一級政府總體信任的對象。中央政府盡管對于民間實際可能并不十分了解,但這并不會動搖民眾對其的總體信任;同理,民眾盡管相信地方政府尤其是鄉(街道)級政府能較為切近地了解民間狀況,卻也并不會因此而提升其對地方政府的總體信任。這表明,民眾對于不同層級政府的信任內涵應“另有所指”。適用于解釋西方社會政府信任的“認識論”并不適用于中國。其次,比較4級政府的信任結構,均可發現“決心信任”的重要影響。在兩地民眾的各級政府信任結構中,相比于“動機信任”與“能力信任”影響的非一致性,“決心信任”表現出較強的一致性。是否相信政府“有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決心”,成為民眾是否信任政府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決心信任”是民眾對各級政府信任結構的共同特征。再次,按慣常理解,我國民眾有崇尚“好政府”的傳統,本研究也發現了動機評價傳統的存續。“動機信任”在兩地雖未全面、一致地與各級政府信任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但仍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最后,相對于“決心信任”與“動機信任”的強作用,“能力信任”顯示出較弱的作用。后者與各級政府總體信任之間的顯著性關系,僅出現在N市的中央、省、縣3級政府信任中,而未出現在C省的任何一級政府信任中,呈現非確定性的關系。

總體而言,從中央到基層4級政府的信任結構呈現著顯著的一致性特征。與筆者原初的差異化假設不盡一致,民眾對于4級政府的信任結構雖在“能力信任”的指向上略有差異,但有著更重要的共同之處,如:“動機信任”、尤其是“決心信任”成為各級政府信任的共同指向,且均與“知情信任”無涉。這表明,兩地民眾對于不同層級政府的信任,實際上所看重的是同樣的對象,即政府的決心與動機,這正是我國民眾對于政府信任的深層內涵。也就是說,驅動我國民眾信任政府的機制,主要是倫理性機制而非工具性機制,屬于強倫理性信任的品質類型。這與全球多數國家的政府信任機制迥然不同。不獨西方國家[24],對波蘭的研究也表明,在民眾政府信任的對象中,效率與能力方面的工具性考量占多數,誠實與正直只為少部分人所選擇[25]。

對于西方社會的“地高央低”政府信任結構,有研究者曾用“距離悖論”予以解釋:人們相信或者崇敬離他們近的政府官員,而認為離他們遠的政府官員是懶惰、不稱職與不誠實的26。實際上,“距離悖論”與“認識論”一樣,均是工具主義取向的解釋,強調信任者認知與經驗感受對于其政府信任的影響。相反,我國民眾的信任驅動主要來自經驗之外的先驗價值或想象建構,盡管這種先驗性的想象或建構或許是虛幻的。應當說,解釋模式的差異反映了中外體制與文化環境的差異,體現了我國民眾在政治認知與參與管道和機制上的情況。

近年來,我國政治信任的實證研究已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與進步,但仍須轉型和拓展深化。一方面,應當努力發展切合中國國情、又對接國際社會科學主流的測量工具;另一方面,也應當努力克服系統性數據不足,尤其是因地制宜的自采數據較少[27]的問題。本文正是試圖從這樣兩個方面努力,希望切實推進政治信任的科學研究。不過,對于本文的前述發現與貢獻,仍有必要保持足夠的審慎性。首先,由于調查所在地的政府層級與居民樣本母體本身的差異,盡管筆者控制了戶籍和人口社會自然狀況等變量,兩地的研究結論雖大體一致但也略有差異。因此,本文的研究結論有待全國性抽樣調查的進一步驗證。其次,變量選擇有待更為系統而精致設計的指引與優化。國際學界對于政治信任的精細測量已多元化,但本文主要檢驗的是“動機、決心、能力與知情”4個維度,而未同時關注并檢測執政績效、決策程序與誠實品格等重要維度對不同層級政府信任的影響。因此,本文有關我國公民政治信任內在特征的討論,也僅具有探索性意義,仍待后續研究的進一步檢驗和完善。最后,對于政治信任內在品質與相關變量的測量是國際學界政府信任研究的共同“軟肋”[28],本文所提出的量表工具也有待后續研究的檢驗。

04

注釋

[1] 李連江:《差序政府信任》, 《二十一世紀》 (香港) , 2012年第6期。

[2] 史天健:《中國人的民主價值觀》, 《鳳凰周刊》, 2009年4月號。

[3] Wenfang Tang, “The ‘Surprise’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China”, American Affairs, Vol.2, No.1, 2018.

[4] 余泓波、吳心喆:《民眾對政府治理的依賴如何塑造其政府信任》, 《社會科學戰線》, 2018年第9期;吳心喆、余泓波:《從政治依賴視角解釋中國的政治信任——一項基于大學生問卷調查的實證研究》,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18年第4期。

[5] Pippa Norris, “Institution Explanations for Political Support”, In Critical Citizen: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edited by Pippa Norri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17~235.

[6] William · Mishler and Rose Richard, “Trust, Distrust and Skepticism:Popular Evaluation of Civil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Vol.59, No.2, 1997.

[7] 熊美娟:《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論綜述》, 肖唐鏢主編:《政治信任研究》, 第34~37頁, 學林出版社, 2016年版;肖唐鏢、王欣:《中國農民政治信任的變遷——對五省份60個村的跟蹤研究 (1999~2008) 》, 《管理世界》, 2010年第9期。

[8] 羅素·哈丁:《我們要信任政府嗎?》, 載馬克·E·沃倫主編:《民主與信任》, 第24~27頁、37頁, 華夏出版社, 2004年版。

[9] 馬克·E·沃倫主編:《民主與信任》, 第289~321頁。

[10] 孟天廣:《轉型期的中國政治信任:實證測量與全貌概覽》,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14年第3期。

[11] 小約瑟夫·S.奈、菲利普·D.澤利科、戴維·C.金:《人們為什么不信任政府》, 第93~97頁, 商務印書館, 2010年版。

[12] 馬太·杜甘:《比較社會學》, 第145~146頁,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年版。

[13] 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對亞洲8個國家和地區的比較研究》, 肖唐鏢主編:《政治信任研究》, 第87~100頁;王正緒:《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信任》, 肖唐鏢主編:《政治信任研究》, 第103~121頁。

[14] Shi Tianjian,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3, No.4, 2001.

[15] 肖唐鏢主編:《政治信任研究》, 第137~156頁。

[16] 游宇、王正緒:《互動與修正的政治信任——關于當代中國政治信任來源的中觀理論》,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14年第2期。

[17] Yang Zhong, “Do Chinese People Trust Their Local Government, and Why?”,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61, No.3, 2014.

[18] 李艷霞:《何種信任與為何信任——當代中國公眾政治信任現狀與來源的實證分析》, 《公共管理學報》, 2014年第2期。

[19] 呂書鵬、肖唐鏢:《政府評價層級差異與差序政府信任——基于2011年全國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2015年第1期。

[20] 李連江:《中國農村的政治信任》, 肖唐鏢主編:《政治信任研究》, 第186~207頁。

[21] 出于管理層級相近與行文便捷的考慮, 本文將縣與區級、鄉鎮政府與街道辦分別作為同級政府。

[22] 熊美娟:《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論綜述》, 肖唐鏢主編:《政治信任研究》, 第33頁。

[23] 樣本的詳細情況, 見肖明浦、肖唐鏢:《影響我國民眾政治秩序觀的主要因素分析》, 《行政論壇》, 2017年第5期。

[24] 小約瑟夫·S.奈、菲利普·D.澤利科、戴維·C.金:《人們為什么不信任政府》, 第237頁, 第280頁。

[25] 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種社會學理論》, 第73頁, 中華書局, 2005年版。

[26] 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 第163頁,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

[27] 梅立潤、陶建武:《中國政治信任實證研究:全景回顧與未來展望》, 《社會主義研究》, 2018年第3期。

[28] 小約瑟夫·S.奈、菲利普·D.澤利科、戴維·C.金:《人們為什么不信任政府》, 第237頁, 第2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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