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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永軍:現代性與傳統——西方視域及其啟示
作者:傅永軍      時間:2019-06-21   來源:山東大學學報
 

現代性中的傳統是個有意思的問題。它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們考察現代性或現代化的基礎。對于這樣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存在著對立的兩種基本觀點。一種觀點是把傳統和現代性看作是兩種不能并立的生活形式,對它們做二元論的思考;而另一種觀點則拒斥在傳統與現代性問題上的二元論觀點,強調把研究恰當地放置在探討現代性與傳統之間綿延不斷的相互作用方面。現代性中的傳統并非只是被動放置到現代意識中的歷史流傳物。就功能而言,傳統對現代性并非只是起著抑制作用。恰恰相反,傳統既是束縛力,又是加強力,它可以幫助現代性選擇最為合適的實現路徑。應當承認,大多數研究者普遍接受第二種觀點,并且認為,當人們討論現代性問題時,把傳統棄置為無用的殘余范疇,這在思想上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錯誤的,要將現代性和傳統放置在相互作用的歷史時空維度中,研究它們之間綿延不斷的相互作用。

我贊同第二種觀點。在這篇論文中,我把思考的重點放在對第一種觀點的批評上,從西方視域出發,以西方學者的思考為基點,分析其作為一種流行偏見得以產生的根源,藉此廓清研究現代性與傳統關系的基本視野及其對東亞現代性的理論啟示。

一、傳統與現代性

按照學界通常的見識,啟蒙造就了現代性,而現代性使得現代/傳統二元結構成為描述當下社會存在狀態最為典范的敘事類型之一。因此,“現代性總是與傳統相對立的,這似乎已經成為其定義”。

現代性與傳統的對立關系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對抗關系,實際上,現代性和傳統之間存在著更為復雜的關系。一方面,我們用傳統來解釋現代性,即以傳統作為現代性的參照或背景,在揭示一種社會價值秩序的終結和另一種社會價值秩序誕生的同時,又昭示出現代性與前置社會 (傳統社會) 存在樣式的某種關聯 (連續或者斷裂) ;另一方面,我們又用現代性來詮釋傳統。這種詮釋不僅是要說明現代社會和現代性的研究離不開對傳統的思考,研究者需要在與傳統的對比中認識現代性,因為現代性與傳統二者之間的確存在著內在的關聯,這種內在關聯不僅表現為兩者之間的互動,而且更重要的是,傳統本身就是現代性的創造物 。在現代性尚未成為標志著現時代占主流地位的生活樣式和價值尺度的文化圖符之前,傳統并不存在。

初聽起來,這種觀點令人驚訝。從常識的觀點看,人們習慣于把“傳統”與古老的事物等同起來,即將傳統作為一個“過去”的時間概念來理解。因此,在常人眼里,傳統大體等同于“習俗”,而習俗在前現代社會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英國學者E.霍布斯鮑姆 (Eric Hobsbawm) 和T.蘭格 (Terence Ranger) 的研究表明,傳統決不等于習俗。習俗之能夠被稱為傳統,不是因為它具有與過去相聯系的“歷史性”,而是因為它有著較長的延傳歷史、被人類賦予特定價值和意義。更明確地說,傳統,作為歷史延傳下來的思想文化、制度規范、風俗習慣、宗教藝術乃至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總和,它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包括“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具有一種儀式或象征特性”,以及通過不斷重復而得以確立的一定的價值和行為規范。據此,英國學者E.霍布斯鮑姆和T.蘭格在《傳統的發明》一書中明確要求區分開傳統和習俗,并把這種區分看作是證明他們的觀點——“傳統是被發明出來的”的一個重要論據。因為,在他們看來,發明傳統本質上是一種形式化和儀式化的過程,這種過程在以下情況發生時會出現得更為頻繁:“當社會得迅速轉型消弱甚或摧毀了那些與‘舊’傳統相適宜的社會模式,并產生了舊傳統已不再能適應的新社會模式時;當這些舊傳統和它們的機構載體與傳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時;總之,當需求方或供應方發生了相當大且迅速的變化時。”

E.霍布斯鮑姆和T.蘭格的上述觀點,清晰地顯示出現代性底色下傳統是如何生成的。我們知道,前現代社會是一種重視歷史時間的社會,它堅持循環的、輪回的或者與神話式時間認識框架基本一致的歷史觀,因而拒絕用直線前進、不可重復的歷史時間意識來解釋社會的存在形態,因為這種歷史時間意識強調一種斷裂,凸現當下與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不同,并以此來遮蓋當下與自己歷史的聯系。由于前現代社會是一種重視自己歷史的社會,因此前現代社會是那種通過往前看來確立自身價值尺度的社會,過去時代往往成為當下效法的“典范”——被稱作“古典”時代。“現時代” (當下時期) 一詞不過表達了“古典時代”之不斷綿延。在這種綿延中,古典時代始終被當做一個樣板,“現時代”不過是與被稱作“古典時代”的過去息息相關的連續性時間意識。在這種時間意識中,變化是不合時宜的,發展只是簡單重復。時代的名稱可以變化 (譬如從秦王朝到漢帝國) ,但時代負載的“道”是不變的 (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也) ,故爾,具體體現時代之“道”的價值和行為規范,儀式化、形式化的“習俗”以及受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等是世代延續的。在沒有明確斷裂感的時代更替中,不會出現一套明確拒斥舊的價值系統的新的價值系統,并因為這種拒斥關系而使得舊的價值系統成為一種歷史流傳物,與新的價值系統相對峙而被人們稱作“傳統”。傳統只能與強調并具體實施斷裂行為的時代相聯系而被創造出來。而這個時代就是以現代性標示自身特質的“現代社會”。

按照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的分析,前現代的社會是多樣性的社會,而現代性社會是追求同一性的社會。如邁克·費瑟斯通 (Mike Featherstone) 所說:“……,現代性已被視為導致了將統一性和普遍性觀念強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實際上,它的使命就是要把有序強加給無序,把服從的規則強加給未開墾處女地。”

現代性的這種追求必然導致同一性與非同一性的緊張與沖突:一方面是多元化的價值和生活態度 (所謂傳統) 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是與多元性相對立的全控意識形態 (現代性價值觀和生活態度) 的正當性。解決這種緊張與沖突的惟一辦法就是放棄“非同一性邏輯”,歸化于“同一性邏輯”,使我們自覺選擇的歷史進入這樣一個進程:隨著現代性的不斷擴張,“一方面,現代制度不斷向外擴張,通過全球化過程實現普遍化;另一方面,與前者結伴而來的還有諸多內部變化過程,這些變化也可以成為現代性的激進化。這些內部變化過程是傳統的撤離 (evacuation) 過程,是對傳統的發掘并使之問題化。”這就是說,當我們越是把現代性奉為一種普遍性的原則和規范,現代性就越發具有全控型意識形態特質,我們也就越發感覺到原本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的殊異性。這種殊異感覺的不斷強化,促使原本自然地體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價值和規范在現代性的觀照下成為問題,被當作與“現代”不同的歷史流傳物而擱置在“當下”的對面。傳統就這樣被發明和創造出來,尤如安東尼·吉登斯所說:“傳統這個觀念本身就是現代性的產物。”

總而言之,現代性本身體現為一種文化邏輯,這種文化邏輯必然要求一種注意力轉換,即將注意力轉換到認“現時代”為一個完整的新時期。作為一個完整的新時期,“現代”不再被看作是“古典”的模仿,“現代”已與“既往”對立起來,“現代”與“古典”之間的關系明顯失去了某個固定不變的歷史參照系,“現代”就是“新”,就是對過去的不斷更新。如果說基督教世界的“新世界”意味著將要到來的未來世界,那么世俗的現代性概念則表達了未來已經開始的信念:這是一個為未來而生存的時代,一個向未來的“新”敞開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表達的是一種斷裂意識。“現代性”要打破一切已經過時的陳腐規范的約束,建立新的“現代性”規范。這樣,現代執著于斷裂,為斷裂造就的“新”而不惜放棄連續性意識,結果成就了過去/現在、傳統/現在等等的二元區分。正如大衛·庫爾珀 (David Kolb) 所說:“如果我們的多樣性寓居使我們對現代性歸于自身的統一性和純粹性產生懷疑,那么我們也必須質疑在與現代圖景進行比較時所描繪出來的傳統生活方式圖景。實質性的傳統生活可以是一種回溯性的建構,這一建構從沒有像它被設想的那樣存在過。”這樣,一個不是秘密的“秘密”就被揭露了出來:現代性時刻強調的與它對立的傳統原來是它自己的產物。

二、激進化啟蒙的訛詐:反傳統的理由

現代性借助啟蒙理性發明出傳統,并建立起現代與傳統兩元對立的敘事模式。但是,現代性與傳統的關系并不簡單。安東尼·吉登斯指出:“現代性在其發展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傳統,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斷地重建傳統。”然而,受激進化啟蒙 (radicalizing Enlightenment) 的影響,一些極端的現代主義者卻力圖簡單化現代性和傳統的關系,這些極端的現代主義者處心積慮的計謀是,通過對他性 (otherness) 和變化的承諾,瞬間“英雄化”現代性,以維護現代性對傳統的優位意識。如哈貝馬斯所說:“由于現代認為自身與傳統是相對立的,因此,現代想在理性當中尋找到自己的立足點。那些自認為是現代的人,始終都在尋找一個理想的過去作為自己的模仿對象,即便如此,現在一種已經具有反思性的現代性,也必須根據自己的標準來對這一模式的選擇加以論證,并自己為自己建立起完備的規范。現代性必須根據自己所剩下的惟一的權威,即理性,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因為單純在啟蒙的名義之下,現代性就貶低并克服了傳統。”

啟蒙堅持現代性與傳統的對立,并通過強化這種對立以達到敗壞傳統名聲之目的。首先,“啟蒙思想家將傳統視作教條和無知”;其次,啟蒙思想家把傳統理解為一成不變的歷史陳跡,是一些喪失了生命力的歷史遺存物;第三,啟蒙思想家還把傳統當作守舊的陳規陋俗,是抵抗現代性之新的沒落勢力,“是可以輕易被抹除的不真實的結構”;第四,傳統不過是一些毫無根據的偏見或成見,是“虛假的”、“草率的”、“沒有根據的”判斷,“未來與傳統毫無關系”。故此,啟蒙堅持對成見或偏見的毫不妥協的斗爭態度。為達成徹底摧毀傳統的目的,啟蒙主義者主張:一方面“應該確定我們的民族 (或者至少我們直接面對的公眾) 在理解的方向、思想方式以及成見和倫理中的缺點和不足,研究迄今為止它們已經得到了多大的改進。”另一方面,“我們首先應該攻擊和清除那些最有害的成見和錯誤,培養和傳播那些最必須得到普遍認識的真理。”就是這樣,啟蒙使得傳統染上了魔咒,局部被消解了影響力。自啟蒙之后,傳統的生活方式、信仰、習俗不能被理性化而得到恰當解釋,似乎成為“文明起來”的人們的共識。因此,理性十足的常人不顧人之理性之正當范圍和界限的限制,而強制性讓理性進駐信仰領域,并放縱啟蒙理性的狂妄,不再對傳統、習俗保持一種敬畏的心態。如此以來,啟蒙一方獨大。獨大的啟蒙成了“公認教派”。實際上,當人們以“啟蒙”自任,狂妄地攻擊一切傳統的時候,他們恰恰在侵蝕現代性所賴以維持的基礎之一。人們自以為掌握了社會運作的奧秘,從而可以對文明賴以延續的、歷史流傳下來的生活的觀念和規則作出終極判決。這種自負之可怕,一點都不下于那些號稱掌握了歷史規律的人。

幸運的是,啟蒙相對于傳統的這種自負,在哲學詮釋學創始人伽達默爾 (H.-G.Gadamer) 那里得到徹底的消解。在那本蜚聲國際哲學界的著名著作《真理與方法》中,伽達默爾理直氣壯地為傳統正名。他指出,“不管我們是想以革命地方式反對傳統還是保留傳統,傳統仍被視為自由的自我規定的抽象對立面,因為它的有效性不需要任何合理的根據,而是理所當然地制約我們的。”可見,啟蒙思想家不僅錯誤地設置了傳統/現代敘事類型,以強化啟蒙話語獨步天下的狂妄自大,而且也錯誤地理解了傳統以及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在這里,最關鍵的主張是:“傳統,作為權威的一種形式,作為權威的一種最有力量的形式,被人們看作是與自由和理性完全對立的。承認傳統的權威,過去、也許仍然被人們看成是純粹‘盲目的服從’,是對知識和真理的嚴重障礙。”實際上,按照伽達默爾的分析,“傳統和理性之間并不存在這種一種絕對的對立。”傳統經常是自由和歷史本身的一個要素。“在我們經常采取的對過去的態度中,真正的要求無論如何不是使我們遠離和擺脫傳統。我們其實是經常地處于傳統之中,而且這種處于決不是什么對象化的 (vergegenst ndlichend) 行為,以致傳統所告訴的東西被認為是某種另外的異己的東西——它一直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一種范例和借鑒,一種對自身的重新認識,在這種自我認識里我們以后的歷史判斷幾乎不被看作為認識,而被認為是對傳統的最單純的吸收或融化 (Anverwandlung) 。”因此,啟蒙的最大成見就是把傳統與理性對立起來,否認傳統的意義和價值。

當然,伽達默爾在為傳統正名的同時,也辯證地指出,不能排除傳統中存在著與理性不一致甚至反理性的東西。甚至再退一步說,傳統中也存在一些“無用的狂想”、“荒謬的神話”、“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以及“平庸的教條和禮儀”,但這一切并不能構成否定傳統的理由。如此看來,詮釋學大師伽達默爾不止一次地提醒人們糾正對待傳統所持有的成見,用意的確深遠。

三、現代性與傳統的互動

現代性作為傳統的參照或背景,經常被不假思索地用于證明傳統之于現代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實際上,要理解現代性和傳統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必須首先厘清有關傳統的這樣兩個問題:傳統是什么?“傳統”具有什么樣的典型特征?

我們先看看有關傳統的三種解釋。

彼得·奧斯本 (Peter Osborne) 在《時間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ime) 一書中對傳統概念進行了考察,指出:“傳統,按照通常的理解 (來源于拉丁文tradere,移交) ,指的是通過實踐或者口耳相傳之辭把某物一代一代地傳遞 (hand down) 或者留傳 (transmit) 下去的行動,它也指那個被傳遞之物,無論其為學說實踐還是信仰。傳統在它的社會形式的層面上遮蔽了不同代際之間的生物學上的連續性。通過把倫理學和政治學系縛在自然中,它建立了歷史的觀念與類的生活之間的聯系。此外,在它的傳統的詮釋中,它自身就是一個準自然 (quasi-natural) 的形式。由于在起源上依賴于某個共同體中成員的體質接近以及依賴于作為一個社會權力的模型的親密關系,它的主要媒介不是自我意識,而是阿多諾稱之為‘預定的、未經反思的和有約束力的諸種社會形式的生存’的那個東西。”

尼古拉斯·布寧 (Nicholas Bunnin) 和余紀元在《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中這樣理解傳統:“為一個社會所接受并形成其文化的現存的社會習俗、制度、信仰方式和行為準則。每個人至少從屬于一個傳統,并通過對他的傳統所指示的東西的效仿或反抗而成長。傳統是從前代繼承下來的并可能以一種改變了的形式傳到后代。它們體現了一種民族、文化或宗教的凝聚力和連續性。……”

安東尼·吉登斯對傳統概念做過詳細的分析,在他看來,“傳統這個詞是指業已建立起的和預先確定的行為方式,是起源于社會的根深蒂固的準則,它既是結果又是導致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變化的原因。社會價值、宗教和對國家的忠誠,這些都是與傳統有關聯的領域,對它們的態度也隨著全球化世界所形成的新的社會關系而重新定位并試圖去適應它。傳統的起源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古老,而且人們最近經常證明傳統是由于人類的介入新近產生的而不是古人發明的。關于‘傳統’的觀點是伴隨著現代性所產生的,有人認為傳統就是教條,它對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推陳出新熟視無睹。傳統最顯著的特征是它的儀式和重復性,傳統總是以團隊為單位,具有很強的集體性。個人可以遵守傳統和習慣勢力,但傳統不是以個人的行為習慣作為衡量的標準。傳統是一種規范的行為準則,是真理的一種形式。”

綜合三方觀點,一個自明的事實是,直接透過對事實和現象的觀察并不能了解什么是“傳統”。正像“現代”是借助“向未來開顯”的現代性所具有的“不斷更新” (continuous renewal) 的特征,才得以在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中與“傳統”分裂開來那樣,傳統是借助“固性的留存物”所具有的“集體記憶的組織媒介” (organizing medium of collective memory,吉登斯語) 的作用,才得以開顯“自己”的。傳統日益成為一個只有在與標準化時間背景形成對比時才能顯露自身意義的概念。

與標準化時間的一維直線運動相比較,傳統在時間維度上更多地表現為重復,重復使得傳統有了固性 (fixity) ,“因此,傳統并非是在世代延續當中相似的信仰、實踐活動、制度和著作的在統計學意義上的反復出現。重復出現是要把傳統呈現為并認作為是正規的一種正規后果 (有時是正規的意圖) 的結果。在一個社會的構成當中,正是這種正規的轉換才使得死去的那些時代與活著的世代之間有了連接……。傳統的正規核心是一種使得社會保持既定的形式而不隨時間發生改變的慣性。”這實際上是說,“傳統具有有機特征:傳統可以發展或成熟,也可能衰弱或‘死亡’。完整性或真實性在界定傳統時較之存在時間的長短更為重要。”當然,必須注意到的是,“傳統的‘完整’不是源于簡單的時間上的延續,而是源于不斷的闡釋,這種闡釋的目的在于發現連接現在與過去的紐帶”。

與標準化時間的均質運動相比較,傳統在時間特征上表現固性與變化的辯證節律,傳統是一個常被理解為同現在相對、而又對現在起作用的文化上的過去。“傳統總是在變化之中,然而傳統的概念中有某種東西包含著耐久性;傳統的信念和習俗具有抵制變化的完整性和延續性。”但是,傳統的變化是具有抵制變化的完整性和延續性的傳統信念和習俗抵擋不了的。不管我們的主觀意愿如何,傳統總是部分在衰落之中,部分在轉化之中,部分在活躍之中。一方面,我們在消解某些傳統,另一方面我們又在建構新的傳統。我們正是在消解傳統、維護傳統和發明傳統中實現傳統與現代的適切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板塊,也不是順著時間的推移而層層迭加的積淀。傳統或因漸進或突變而存在、而發展。從時間意識上說,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傳統的確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先于我們的歷史性留存物,是我們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條件。傳統并不是像所想象的那樣只是保存舊的東西。即使是最徹底、最堅固的傳統,也不是靠一度存在過的東西的慣性來維持的。傳統確實是保存,但卻是有選擇地保存,本質上是在一切歷史變化中主動地保存。否則就難以理解為什么歷史上有的東西歷久彌新,有的卻早已湮沒不彰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始終處在傳統中,而傳統始終是我們的一部分。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凝練出如下共識:首先,傳統并不是歷史上形成的或曾有過的某種靜寂的事物。傳統是與記憶 (尤其是“集體記憶”) 緊密相聯,或者說傳統就是一種組織化的集體記憶的媒體,它往往借助某種儀式化的行為方式將對過去的不斷重構與現實的實踐牢固地連接在一起,組織“過去”進入“現在”。傳統這種“整合”不是緣于它本身歷史久遠而生發的自然權威性,而是緣于對傳統本身不斷的闡釋,闡釋將現在與過去連接起來。傳統的這個特質為安東尼·吉登斯所特別強調。其次,傳統所表現的不僅是一個社會中“正在”如此做的,而且是“應該”如此做的,它負載著維系特定社會秩序和社會關系的規范的道德內容,傳統的道德內涵使得它自身具有了約束性,也使得傳統有了一種向著后續歷史延續下去的精神沖動。傳統的這個特質為西方學者所廣泛承認。第三,傳統作為表達真理的一種方式,它并不僅僅是舊的東西的存儲地,而且還是新的東西的孵化器。誠如伽達默爾所指出的那樣,傳統的本質就是保存 (Bewahrung) ,保存是一種“理性活動”。那種認為只有新的東西、計劃過的東西才符合理性的觀點,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變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時代,遠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的多的古老東西在所謂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來,并且與新的東西一起構成新的價值。”由此可見,傳統具有有機性和動態性兩個基本特征。這樣兩種基本特征決定了傳統本身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它在時空中延續和變異,存活于現在,連接著過去,同時也包蘊著未來。傳統的這種品質決定了現代人在思考現代性問題時,決不能離開傳統。伽達默爾對傳統的這個特質的論述最有說服力。

關于傳統的這樣三個共識,令人信服地確證了現代性與傳統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現代性需要傳統,而傳統也需要現代性。

現代性需要傳統,這不僅因為我們需在與傳統的對比中認識現代性,而且因為二者確實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安東尼·吉登斯說:”認識到社會需要傳統,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我們不應該接受世界應該放棄傳統的啟蒙思想。傳統是必需的,而且總是應該堅持,因為它們給生活予連續性并形成生活。”安東尼·吉登斯本人就詳細分析了傳統和現代性之間存在著的五種內在關聯關系,分別涉及傳統在現代社會中所發揮的“約束機制”作用、傳統對科學之形式真理的特別守護、現代性中的性別差異模式及性別支配等問題。其中,最為重要的關聯性關系是,在現代性社會,傳統在“個人和集體認同的生產和再生產”活動中依然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安東尼·吉登斯一語中的:“現代制度的成熟使認同的維系成為根本問題,但這個問題通過求助于傳統的權威得到了解決——解決過程充滿了緊張和矛盾。例如,工人階級的‘共同感”部分采取了傳統重構的方式,國家層面上的民族主義也是如此。”由此可見,在現代性境域下,傳統以不同的方式到處繼續繁榮發展,以種種更開放和更能動的方式發揮著自己的作用。特別是在民族認同、文化認同以及群體與個體的自我認同等方面,傳統給予一個文化共同體以自我認同的根據以及有別于其它共同體的特殊品格,并構成一個文化共同體特殊的集體文化記憶,這種集體文化記憶將一個共同體久遠的歷史與它的當下連接在一起,使共同體的每個成員感受到自己是一片生長在根系發達的大樹上的葉子,而不是飄在潮流之上的浮萍,從而可以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體會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傳統也需要現代性,沒有現代做參照,傳統就失去了發展的目標和方向,傳統永遠是與現代相伴才凸現其存在價值的。上面的分析已經表明,“時間的持久性并不是定義傳統的關鍵特征,也不是定義越來越與傳統混合在一起的風俗習慣的主要因素。”并非歷史悠久的流傳物就是傳統,傳統必須是一個文化的結構整體,它存在于上下文關系中,與一定的語境相關聯。具體說,傳統是與集體記憶、與儀式闡釋、與規范的道德內容等緊密聯系而形成的一個文化的結構整體,“傳統總是群體、社區或者集體所具有的特征。”傳統的本質不在過去,而是在現在,傳統就存在于我們當下的生活方式中。傳統的本質是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地被建構和重新建構出來的,因而并不存在一種經世不變的固化的傳統。“認為傳統不受變遷影響,這是很荒誕的。傳統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演化,而且可能會突然改變或轉化。如果說發明和重新改造傳統這種說法可以的話,那我想說,傳統是被發明的和不斷被重新改造的。”職是之故,就像吉登斯所說的那樣,傳統的轉變絕非是傳統的終結,相反,它意味著傳統以更加適應現代性的形式存在、發展并發揮作用,甚至當傳統以非傳統方式出現時,我們也不必驚惶不安。在現代性境域下,要求傳統完全以傳統的儀式和符號來規約自身并不是明智之舉,真正的明智之舉在于:通過傳統對真理的內在要求來規范傳統。這樣,我們就將理性的精神和解放的自由真正賦予了傳統,我們就會獲得一份驚喜:“傳統可能完全以一種非傳統的方式而受到保護,而且這種非傳統的方式可能就是它的未來。”

在傳統與現代性內在關聯問題上,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傳統與權力的關系。安東尼·吉登斯說:“無論傳統是以故意的還是非故意的方式建構出來,傳統總是與權力結合在一起的。國王、君主、牧師以及其他人一直都發明傳統來適應自己并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傳統作為權力合法化的核心,常會與體制、與統治權威發生密切聯系。‘權力的文化網絡’ (杜贊奇語) ,政治與象征 (艾布納·科恩語) ,都是對傳統的這一特性的表述。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是理解傳統與現代性之聯系的關鍵所在。”因為,這種意識可以警醒我們,以免在傳統和權力暗 (明) 布的種種障眼法中喪失自我。

按照安東尼·吉登斯的分析,在全球化影響下,全球社會正發生著兩個基本的變遷:一是已經充分現代化了的西方國家不僅在公共制度上,而且在日常生活領域都在遠離傳統;二是被迫選擇現代化的后發現代性國家在維持傳統的同時也日益變得非傳統化 (detraditionalized) 。這種形勢迫使我們必須嚴肅地面對傳統的再生產問題。我們必須通過我們的努力使得現代性和傳統之間形成良好的默契。在我看來,現代性和傳統之間良好默契的達成,取決于我們在現代性與傳統之間實際達成的某種平衡與妥協。無論現代性與傳統之間的平衡與妥協有什么樣的表現形式,區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是使現代性與傳統之間達成平衡與妥協的前提和條件。在嚴格區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前提下,將公共領域的事務,無論是政治事務還是經濟事務作為公共品,交由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機制去處理,適用現代性原則而與傳統觀念及形態相剝離。西方現代化進程已經驗證了這種分離是現代性所以能高奏凱歌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屬于生活世界 (life-world) 的私人領域則拒絕公共意志的干預,在法律和傳統、習俗的指導下,私人事務包括精神信仰事務是高度自由的。因此,私人領域才是傳統發揮威力的場域。雖然在現代性飛揚跋扈的今天,傳統已不能像它在前現代社會中那樣發揮作用,但傳統依舊能夠通過自己規約行為的準則以及歷史累積的權威釋放能量,規范并指導著公民社會世俗的日常生活,奠定文化認同的歷史性精神根基,成為公民社會強有力的黏合劑。

當然,這種默契需要精心維護,尤其是在現代性的原則對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的影響已被自覺意識到的今天。維護默契并沒有什么靈丹妙藥。唯一的良藥是:回到有限思維的界線意識上來,即超越自負的啟蒙心態。在清除了宰制性和霸語化的思想體系中,啟蒙并不表現為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啟蒙完全可以表現為一種可調整的多元組合,表現為一定限度內理性的一種公開而自由的使用方式。有此心態,就可以清楚認識到,現代與傳統不是處身于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而是思想對同一世界的不同對待。一個負責任的知識分子的首要的職責就是要知道自己使用理性的正當范圍和界限,因而懂得敬畏傳統和習俗。事實上,傳統和習俗中許多遺傳性內容,或許根本不需要理性的理解和解釋,因為,人的理性或許永遠不能理解它們的“為什么”。這里,或許依照傳統做法,給予它們以“同情式”理解,反而能夠更人性地說明它們對于人的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惟其如此,現代性和傳統才能各安其位,交往互動,相映生輝。

附: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報》2007年11月8日第六版 (“文化批評”) ,集中選刊了4篇發表在“面向世界的東方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論文,其中“激進化啟蒙的訛詐:反傳統的理由”一文,是本文的第二部分,它被《社會科學報》編輯摘錄出來,獨立成篇,率先發表。特此說明。

*本文原載于《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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