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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經濟學如何迎接新技術革命?
作者:蔡昉      時間:2019-06-21   來源:《勞動經濟研究》2019年第2期
 

一、引言

在世界經濟及各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技術進步既呈現出如影隨形、無所不在的特點,又常常以革命性的方式集中爆發。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也從來就是學界和政策圈關注的熱點話題。認識技術進步的漸進性和革命性,往往影響到人們對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作用大小從而預測經濟發展前景的依據。

作為一種非主流思想流派的代表,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其一本暢銷書中,以令人驚訝的史料和故事指出,就技術變革而言,1870-1970年期間是一個獨特的世紀,電力、內燃發動機、室內給水和排水設施等的發明和應用,對于提高人類生活質量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質。與之相比,在那之后發生的技術進步都是漸進性的。也正因為如此,美國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就是不可避免的(羅伯特·戈登,2018)。

一種更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則著力于揭示新技術革命的來臨。例如,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用新一輪科技變革的各種特征,宣稱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來臨。施瓦布總結道,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征是鐵路建設和蒸汽機的使用把人類引領進機械生產,第二次工業革命表現為電力和生產線出現導致規模化生產,第三次工業革命即為半導體、計算機和互聯網發展催生的計算機革命或數字革命。

按照一致性的定義,正在發生的這次技術變革必然導致第四次工業革命,其特點是互聯網無處不在,移動性大幅提高;傳感器體積越來越小,性能卻越來越強大,成本日益低廉;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方興未艾;以及內涵更為廣泛的方面。人們大多認同新一輪科技革命或產業革命到來的結論,同時也普遍觀察到這一輪科技革命所具有的新特點從而更大的挑戰。

首先,從自然科學家到各個領域學者乃至決策者,都無法忽略的一個特點便是當前技術突破的速度前所未有。摩爾定律、庫茲韋爾奇點等理念,就不過是把人們在現實中的體驗加以提煉,進而做出的大膽科學預測。

其次,以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科技,打破了以往經濟活動中的邊際成本遞增或投資報酬遞減的規律,意味著我們除了必須為進入里夫金式的零邊際成本社會做好準備之外,還需要更好地認識一個可能出現的報酬遞增經濟。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因其把技術創新融入長期宏觀經濟分析,而把2018年度該獎頒授給保羅·羅默(Paul Romer),無疑反映了經濟學家對新的科技革命重要性認識的提高。

第三,由于這一輪工業革命的性質,技術不僅不能均等地滲透到所有國家、地區、產業和經營主體,其導致的經濟增長也不會自然而然以涓流的方式惠及社會所有群體。美國經濟學家奧特等發現,由于全球化和技術革命有利于巨星級企業發展,使其在相應的行業中占據更高的產品市場集中度。又由于這類企業具有盈利水平高、勞動成本份額低的特點,隨著巨星級企業在各個行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一個國家的整體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趨于降低(Autor et al.,2017)。這就是說,全球化和技術革命潛在地具有導致收入分配惡化的效應。

最后,無論是從歷史規律還是從現實邏輯看,第四次工業革命不可避免伴隨著全球化4.0(Schwab,2018)。而此前無論哪個全球化版本都存在著諸多未經解答的疑慮。例如,全球化本質上是否可以使所有主動參與或被動介入的國家均等獲益;即便對于從全球化獲益的國家來說,是否每個社會群體及至每個人都能從中獲益;每一個新版全球化必然比此前版本的全球化更具有包容性或分享性嗎,等等。

也就是說,我們在關于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方面,面臨著緊迫的轉變思維方式的挑戰,特別是在經濟學對此存在著曠日持久的謬誤的情況下。作為經濟學家,我并不打算以顛覆性的態度籠而統之批評經濟學本身。這里所說的“謬誤”實際上來自兩種經濟學傳統,可以分別稱之為“涓流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和“滲透經濟學”(penetration economics)。不過,既然兩種經濟學思維和結論都是基于傳統經濟理論及其邏輯結論,即經濟理論在解釋技術革命或技術進步時,往往預設或無條件夸大其可能的“溢出”效應,由此形成認識上的謬誤,并且誤導政治家和決策者,所以,在澄清這兩種經濟學謬誤的同時,一般經濟學也不可避免“躺著中槍”。

事實上,經濟思想演進方式本身也好,經濟學家習以為常甚至引以為榮的研究范式也好,都包含并反映出造成溢出經濟學痼疾的基因。為什么經濟學家面對技術進步或經濟增長并未產生預期的“溢出”效應,卻不愿意修正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呢?正如人們發現完全市場信息和完全理性假設與實際不符的情況下,主流經濟學并不嘗試修正這些假設,最后只好以某種新建的經濟學門類去專門研究不做這樣假設的情形。如果這里有著更加深層的方法論缺陷,歸根結底還是需要追溯到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爭上面去。

本文的意圖在于提醒經濟學家嘗試以嶄新的思維認識新技術革命。我們將首先對人們如何從經濟學的角度思考技術進步做一個極簡的回顧,既強調本文所討論問題的針對性,也從中尋找幫助提高我們認識能力的思想淵源。其次,我們嘗試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分別對涓流經濟學和滲透經濟學兩種思維定式進行反思和批判。最后,作者將對本文進行簡要總結,嘗試對冥頑不化的傳統經濟學范式進行探究,同時提出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議。

二、關于技術進步的思想簡史

雖然人類經濟活動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技術的應用和改進,真正產生對經濟增長的實質性影響,亦即打破馬爾薩斯陷阱的技術進步,發生于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工業革命時期。然而,這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生的技術進步及相應的經濟增長,從一開始就表明,蛋糕做大并不意味著人人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額。無論是從狄更斯的文學寫照,還是從實際記錄的盧德運動歷史,都可以看到,工業革命最初是伴隨著工人生活狀態的惡化:惡劣的工作條件、極低的工資水平、未能伴隨增長而得到改善的生活質量及至在工業革命中心地帶降低的人均預期壽命。

研究表明,在18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50年代即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多半個世紀期間,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沒有什么實質性改善。例如,經濟史學家把失業狀況、家庭撫養系數和城市化成本考慮在內之后發現,英國工人階級家庭的實際生活水平提高不到15%(Feinstein,1998)。以70年時間計算的話,這意味著年平均提高幅度不到0.2%。這樣的事實解釋了為什么馬爾薩斯雖然生活在工業革命時代,卻得出生產的算術級數增長難以滿足人口的幾何級數增長,最終人類不可避免陷入貧困、饑饉乃至戰爭和災難的結論,并且奠定了經濟社會思潮乃至學術研究中的悲觀主義認識論基礎。

雖然梅納德·凱恩斯對馬爾薩斯崇拜不已,他本人卻是一個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樂觀主義者,堅信科學和復利具有改變人類命運的力量。1930年,世界正處于經濟大蕭條之際,凱恩斯發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其中雖然承認諸多成長中煩惱的存在,例如技術進步的速度過快,以致難以一下子吸納過剩的勞動力,但是仍然大膽地對子孫后代面對的經濟可能性做出了樂觀的預測——100年之后生活水平再提高8倍(Keynes,1930)。

凱恩斯能夠對未來經濟前景保持樂觀,來自他把那個時代及以后的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的速度,與工業革命之前的漫漫長夜進行比較。撇開具體的數字來說,他所做出的預測方向無疑是正確的。在做出這個預測之后,凱恩斯繼續提出問題,就其性質而言也是正確的,但是,因其富于挑戰性,以致很多后世經濟學家至今仍然苦思不得其解。

其一,雖然他關于“人類永恒問題”的經濟目的與非經濟目的之間的劃分不盡準確,關于兩種目的內容的解釋也有些語焉不詳,但是,他終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前人從未如此明確提出的問題,即勞動生產率提高解決了經濟問題之后,人類的生存目的何在。

其二,雖然他跨越了從一種類型的工作到另一種類型的工作之間轉換這樣更為現實的問題,一下子提出從工作狀態轉入閑暇狀態這樣更為終極的問題,頗顯有些突兀,但是,他在當時已經在暗示革命性的理念——工作與收入之間是可以脫鉤的。這再一次提出了重大的經濟學挑戰,即支配人類行為和活動的經濟動機最終將何去何從。

亞當·斯密把機器的發明與應用與他本人所倡導的分工結合起來,實際上為新增長理論奠定了報酬遞增的認識基礎。同時,斯密也將其增長理論與貿易理論結合,形成一致性的解釋體系(Kibritcioglu,2002)。這樣,斯密的理論本身也就為我們面臨的問題埋下一個伏筆。

由于機器的采用和分工發展,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勞動者技能日益變得過于專業化、簡單化從而單一化,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反而變得更加脆弱,就業崗位變得愈加不安全。在技術革命乃至全球化的條件下,作為這種人力資本載體的勞動者更加容易受到巨大的沖擊。此外,復雜的技術創造與簡單的工作操作之間的不對稱,也使勞動者特別是簡單勞動者在要素報酬分配中處于不利的談判地位。

人們從歷史和現實中不斷發現,技術進步并沒有做到在任何時期、使所有國家以及國內所有群體均等獲益,即便在技術變革速度異常迅速的當今也仍然如此。困惑于科技變革在經濟增長和生活質量改善中的這種效應的非均衡特征,有些經濟學家試圖把不同時期的科技變革從性質上加以區分,認為技術進步在此一輪與彼一輪之間,可能具有不盡相同的分享性。例如,泰勒·考恩(Tyler Cowen)提出一個未經驗證的假說,認為21世紀新的技術進步越來越具有獲取公共資源用于投資在僅使少數人獲益的“私人產品”領域的性質,因而無助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Cowen,2011)。

盡管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經濟增長和技術變化不能自動惠及所有國家和所有個人,他們中的很多人尚未認識到,技術進步也不能自動滲透到所有的國家、所有的部門和所有的生產要素上面。一個廣為傳播的軼事或多或少就說明了這一點。

據說在20世紀60年代,擔任亞洲某發展中國家政府顧問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考察一個大型公共工程項目時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工人們揮舞著鐵鍬而不是駕駛推土機、拖拉機等重型設備進行施工。對于他的疑惑,本地官員回答說這個建設項目是一項“就業計劃”。由于認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天經地義,而且提高生產率的手段本該唾手可得,這位經濟學大師做出了堪稱經典的諷喻性回應:那么,為什么不讓工人用勺子來干活(馬丁·福特,2015)。

盡管經濟學家始終關注著技術變革的經濟社會影響這一問題,但是,充其量只能說人們對這個課題的關注程度日益提高,而遠遠談不上已經破題。2017年,模仿馬丁·路德在500年前的做法,一篇由60多位經濟學家簽名的《經濟學改革33條論綱》被釘在了倫敦經濟學院的大門上。其中第21條承認創新過程中存在著不均衡性,由此提出對傳統經濟學的挑戰:創新并非外生于經濟,而是經濟活動的內在組成部分。如果能夠把創新看作是在不斷演進和非均衡的生態系統中發生的,是由市場設計所塑造的,以及因市場中所有參與者間的互動而形成,我們對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理解力便可以得到提升。

事實上,并非只有經濟學家們關心技術變革及其后果。早在1964年,一個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在內的、包括各個領域人士的26人專門委員會,撰寫了一份給美國總統的公開備忘錄,報告題目為《三重革命》。這份報告不僅對于經濟學傳統分析手段的批判比前述《論綱》早了半個世紀,而且在諸多判斷和認識上頗有先見之明。例如,該報告指出,以自動化控制革命為標志,一個生產的新時代開始了。這場革命以既往的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所無以比擬的速度發生,表現為計算機和自動化自控機器的結合,形成一個幾乎沒有極限的產能體系,并日益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Ad Hoc Committee,1964)。

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報告當時就指出了,由于機器從人那里接管生產,后者越來越需要依靠最低限的政府保障。而這種思想已經演變為如今廣為試驗的所謂“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個項目與各國普遍實施的碎片化社會保障項目的大拼盤相比,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不同之處。

首先,這個項目的思路正如其名稱所示,包含“無條件”即涵蓋無論貧富的所有人、“基本”即以滿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支付為限,以及“收入”即直接給予現金這些要素,是對社會保險理論和實踐的理念革命。

其次,這個項目的針對性是如何在人工智能最新發展趨勢下應對技術性失業。技術性失業是一個歷史久遠的現象,也是一個曠日持久的話題。但是,神經科學與大數據、互聯網的交融結合,使人工智能發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機器人將不僅替代簡單重復性勞動,也將替代各種復雜智力型工作。

顛覆性的技術變革需要革命性應對方案。雖然尚未成為普遍接受的觀念和廣泛實踐的事物,無條件基本收入這個理念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討論,并在一些國家著手試驗。鑒于這個理念和設計旨在破解傳統方案的缺陷,許多人認為它不僅是這一次前所未有的技術性失業現象的應對辦法,而且包含了消除貧困、顛覆工作理念和重塑世界的嶄新思維和終極方案(Lowrey,2018)。

如果認同未來機器人終究要摧毀相當大比例的就業崗位,因而現行的各種社會保險項目,無論是實行完全積累制還是現收現付制,都無力對此結果做出托底的保障,無條件基本收入似乎應該成為未來的政策選項。那么,這個項目的實施足夠緊迫嗎?

答案也是肯定的。從勞動者個人的角度,與機器人的競爭還是要靠人力資本的提升,包括不斷掌握新技能,以及提高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然而,對于一個每日需要掙扎生存的勞動者來說,是沒有時間和能力與時俱進改善人力資本的,而一旦丟掉了工作卻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本賴以轉崗。因此,在工作的時候便能得到一個額外的基本收入,就為勞動者留出余地做未雨綢繆的準備。

三、涓流經濟學批判

美國社會輿論關于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奪走了工作崗位的說法,在經濟學中的反映則是這樣一個立論,新興經濟體以廉價的生產要素甚至不公平的競爭手段,通過貿易和產業轉移導致美國工作崗位流失到海外。在這方面,不乏研究者提供證據,把崗位流失歸咎于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產業鏈重新布局后的貿易格局,進而直接把矛頭指向中國等新興經濟體。

與此同時,也不乏研究發現,這些發達國家遭遇的普通技能崗位流失,并不僅僅是全球范圍產業鏈分工的結果,其實更重要、更持久、更有普遍意義的崗位流失,在于自動化過程中的機器和機器人的應用。在這方面,有研究表明了自動化以及相應的生產率提高,是崗位流失更重要的因素。例如,一位TED演講者指出,2000-2010年期間美國570萬個制造業崗位的流失,87%是由于應用自動化技術導致勞動生產率提高所造成的(Picado,2017)。

于是,在對美國崗位流失原因的研究中,實際上形成了“貿易主因說”和“技術主因說”的對立或者關于兩種因素相對重要性的爭論,而且兩種假說都得到了實證經驗的檢驗。例如,福特等人的研究,針對“中國沖擊”的片面論調,發現對于美國制造業崗位的流失,貿易(外國競爭)因素和技術(自動化)因素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承認難以準確估計出兩者相對重要性究竟如何(Fort et al.,2018)。

不過,這些作者注意到的一些事實常常是由于競爭導致被迫采用自動化技術,使企業在得以生存的同時,卻大幅度減少了雇用人員。可見,貿易因素與技術因素兩者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難以區分開來。在現代社會,無論是自主創新還是引進借鑒,解決企業競爭力不足問題的技術總是可得的,即使競爭不是來自國外,也可能來自國內的其他地區或者其他企業。這意味著,貿易和技術因素并非是可以截然分開的獨立事件,而是在相互促進和協同作用中達到某種效果,無論是好是壞。

從歷史的觀點看,貿易和技術這兩個事物都是不容回避的。交易和發明,同人類經濟活動從來就是相伴相生的,是進步之源泉,所以不能心存僥幸,期望其不存在或者可以人為使其消失。把工資停滯和崗位流失歸結為機器的使用和技術進步這種“盧德情結”(Luddite mindset),如今也擴展至對于貿易、產業轉移(外包)乃至經濟全球化的對抗。政治家固然懂得朝著這個方向的努力終究回天乏術,但是,為了獲得選票,他們畢竟要撿起這顆源遠流長、屢試不爽的救命稻草。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我們需要放棄目前這種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歸根結底,這里討論的是關于全球化和工業革命產生的收入分配效果,是福利經濟學的問題。從實證研究的角度去尋找造成崗位流失和收入分化的原因,已經被證明是一條死胡同。另辟蹊徑,需要我們更多地從規范經濟學角度認識問題,尋找答案。既然我們面對的可能情景,其實是根據全球化和工業革命后果對政治選擇或政策抉擇產生的成本與收益做出比較的結果,所以,我們所討論的歸根結底是政治經濟學問題。

從理論基礎上說,已經到了徹底摒棄涓流經濟學假設的時候。雖然涓流經濟學也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當代經濟學更是從理論上不遺余力論證,政策制定者從經驗上嘗試證明。一些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認為,一旦經濟活動從某個部門甚至單個企業發起,最終會通過涓流效應,使經濟整體乃至全社會利益均沾。

例如,弗里德曼指出,在自由市場社會,合理的收入分配倫理原則,便是讓每個人得到他運用自己的工具所生產的物品。弗里德曼也談到國家的作用,但是他強調的并不是再分配,而是界定和執行產權(Friedman,1962)。在理論上堅信這一理念,并且在政策上予以付諸實施的是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使其成為“里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基點。

克魯格曼回顧了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交替執政過程中,對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政策傾向與實際不平等程度的關系,得出的結論是,采取什么樣的收入分配政策,不是無關緊要的,而對產生的收入分配結果影響十分顯著(保羅·克魯格曼,2008)。克魯格曼的邏輯,反過來看也是有效的,即收入分配的結果又會影響政治風向從而政策傾向。美國崗位流失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充分反映了涓流經濟學從理論到實踐、從原因到結果、前期政策的后果反過來影響隨后的政策制定,及至造成政治分野和社會分裂的完整過程。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以及他的前輩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關于收入分配問題的杰出研究,都毫不含糊地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的唯一出路是政府和社會對收入進行必要的再分配。例如,皮凱蒂收集并分析了豐富的各國歷史數據,發現資本報酬增長速度大大快于經濟增長率,導致財富越來越集中。既然這種趨勢分別是長期時序數據所揭示的歷史軌跡以及跨國數據所描述的現狀,無論市場機制還是時間跨度的自然力量都無法遏止,社會干預和政府政策就無可避免。

四、滲透經濟學的謬誤

很久以來人們就發現,科學、技術、知識、創意都具有外部性。更為晚近則出現并流行的新增長理論則更重視這個問題,更貼近地稱之為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或非競爭性(nonrivalry)。這種性質的表述本身隱含著一個可以得出的推論,即技術變革可以無遠弗屆、無微不至地得到滲透,從而可以完全轉化為整體的而非局部的經濟增長(Langlois & Robertson,2018)。

實際上,涓流經濟學這個概念及其邏輯,已經包含了我想表達的另一層意思,即存在著一種習以為常的經濟學假設,認為技術變革會自然而然地在一個經濟體內部傳播,從而可以不斷滲透并達及所有部門和企業,最終在整體經濟范圍內完成預期的革命性變化。鑒于涓流經濟學已經有了與經濟增長成果的分享性相關的特指含義,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創造另一個概念,并稱之為滲透經濟學。

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和約翰·吉斯曼(John Zysman)合著的《制造業依然重要》一書,就是建立在技術滲透假設之上的一部代表作,嘗試闡述技術變革滲透進而引起經濟整體變化的機制。他們認為,由于部門之間的產業關聯性質,技術變化即使從一個部門或少量幾個部門開始,也會蔓延至整個國民經濟。并且,他們堅信這種部門關聯十分密切,不僅存在于企業之間、制造業內部,而且存在于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

與此同時,包括這兩位作者在內的許多研究者也發現許多與這種假設相抵牾的現象,最典型的表現為所謂的“生產率悖論”。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針對前述這本書的評論中調侃道:作者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對于技術革命沒有導致生產率的提高,反而使生產率增速減慢這一現象感到尷尬和困惑。進而,索洛教授用一句話揭示出生產率悖論的含義——計算機無處不在,在統計中卻看不到生產率的提高(Solow,1987)。

在以多樣性著稱的生產和交易活動中,經濟活動主體具有顯著的異質性,因而它們之間是非對稱和對等的關系。無論理論邏輯還是經驗證據,都并不支持科恩等把產業關聯性擴展為經濟關聯,進而作為技術變化具有廣泛滲透性基礎的假設。實際上,這種關于“超級連接”創造出一個網絡化世界的假設,從其理論基因來看,具有典型的技術工具論的色彩;從其擴展的社會含義來說,則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論幻想;而從經驗角度認識,與我們觀察到的社會網絡運作方式也是不相一致的。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對社會網絡每一個節點的地位從而社會連接性的非勻質性做出簡潔概括(Ferguson,2017),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個問題。正如網絡系統中每個節點(node)和連接線(edge)并非相等一樣,社會網絡或經濟關聯中的個體(可以是個人、企業、組織以及其他社會活動參與者),也并不具有相同的連接性。造成這種連接性(或穿透性)差異的因素,分別來自個體差異、社會網絡結構以及支配它們的治理結構。

其實,據說羅默這位強調創意的非競爭性從而外溢效應,長期致力于探尋技術變革轉變為增長路徑的諾貝爾獎得主,最近也表達了對阻礙新知識和新洞見的自由流動政策的深切關注,承認在創意的生產和分配體制上,仍然存在巨大的改善空間(Jing,2019)。而這個“空間”可大可小,直至可以大到阻止技術的外溢和滲透。我們可以從弗格森關于連接性的幾個因素及其相互影響關系,進一步認識社會網絡或經濟關聯的穿透性問題,并嘗試回答索洛“生產率悖論”產生的原因。

首先,經濟活動中個體的差異性決定了每個單個主體具有不盡相同的連接性,從而技術對其產生的穿透性。這種個體差異可能產生于市場參與者的規模不同以及享受的政策待遇不同,因而在它們之間形成不盡相同的信息獲取地位、資源獲取權、市場和技術的進入機會等。實際上,經濟學討論的“鮑莫爾成本病”講的就是提供產品或服務方式的異質性,導致部門之間具有不盡相同的技術滲透性。從此出發,我們至少可以部分解釋統計意義上的“生產率悖論”。

人們觀察到的生產率提高因素通常包括每個勞動者平均使用資本數量的增加、生產技術的改善、勞動者技能的提升、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規模經濟。很顯然,并非任何部門在這五個方面可以做到并駕齊驅。事實上,正如鮑莫爾本人意欲解釋的那樣,一般的服務業也好,或者其中更具獨特性的表演藝術也好,在這些方面的改善速度以及可以達到的幅度,顯然不可能與制造業相提并論(Heilbrun,2011)。過去幾十年在歐美觀察到的勞動力市場兩極化,以及就業增長緩慢幾乎全部是發生在不可貿易部門的現象,背后就是上述原理在發揮作用。

在自動化把勞動者擠出制造業就業崗位之后,從理論上講,勞動者分別面臨四種前景。第一是人力資本得到改善后進入更高技能崗位。這是最為合意的情形,因為生產率相應得到提高。第二是短期或長期處于摩擦性失業狀態。第三是雖然不情愿但不得已退出勞動力市場。第二和第三種狀態皆因生產要素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導致全社會生產率的降低,但不會表現在可計算的生產率指標上面。第四是轉移到生產率較低的部門譬如服務業。這是典型的生產率降低的情形。

第四種情形是現實中比較普遍發生的,因而也最值得注意。技術進步的報酬遞增性質越明顯,勞動力替代過程中的這種生產率降低的后果就越突出,生產率下降幅度也就越大。而且,由于勞動者從生產率較高部門重新配置到生產率較低部門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工資率的降低,而低報酬與低生產率之間具有相互強化的關系,以致形成“生產率悖論”的惡性循環。

例如,人們在觀察英國的工資水平與勞動生產率之間關系時發現,與多數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相比,在英國有更多的就業者所掙工資水平偏低,這種情況通過產生對勞動者技能學習的負面激勵,以及抑制社會縱向流動,制約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O'Connor,2017)。

其次,在以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發展與應用為特征的新一輪工業革命中,超大型企業的自然壟斷傾向被推到極致,它們通過算法和應用程序,一方面把中小企業排斥在競爭之外,或者使其淪為技術附庸,壓制新成長企業的創新和創業,另一方面把勞動者的技能進一步簡單化,割裂了技術滲透從而社會生產率與技術進步的關聯,最終阻斷了全社會分享技術進步成果的通路。

越來越多的事實還證明,由于這一輪工業革命的性質,技術不僅不能均等地滲透,還選擇性地以隱私泄露、誘導成癮、數據監控、兒童傷害等形式侵害用戶的權利。針對已經出現的一些案例,人們認為以硅谷為標志的創新企業或者獨角獸們(巨星企業)不懂得尊重、分享和感恩,甚至成為“監控型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幫兇。

第三,經濟體制和機制可以放大或者抵消上述個體差異的負面效應,政府也可以通過作為或不作為、做對或做錯,對經濟關聯性和技術穿透性產生巨大影響。也就是說,政策取向和規制以及其他制度安排,對技術滲透性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在政府應該如何作為這個曠日持久的爭論問題上,在這里更顯突出,依特定的問題和特定的作用方式而定,并無一定之規。

在這方面,保羅·羅默通過一個唾手可得的案例提出問題,被人們稱為“幾內亞悖論”。在幾內亞共和國首都科納克里的機場附近,年輕學生通常在路燈下學習。他觀察到,這些年輕人都有手機,家里卻沒有電力供應或付不起電費。產生這個悖論的制度原因,在于扭曲市場信號的電價制定規則:過低的電價使電力公司缺乏供電激勵,政府意圖改變定價機制(取消或減少補貼)又遇到利益集團(有較高談判地位的補貼電價獲益者),因而電價始終處于扭曲狀態,供電受到抑制(保羅·羅默,2011)。可見,政府的職責是促進公平競爭,而不是實施以補貼為主要方式的產業政策。

五、經濟學亟待回應的若干問題

經濟史上每一輪科技革命或工業革命的經驗都表明,一方面,已有的技術并不會在所有的時間、地點和網格上面都充分滲透,從而帶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技術導致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增長也不會自動帶來在所有群體間的均等分享。流行的經濟學方法論和理論假設,在解釋這類理論與經驗之間的缺口方面頗顯捉襟見肘。鑒于人們普遍觀察到,新一輪科技革命在其經濟社會后果方面具有史無前例的顛覆性,經濟學無疑面臨著重大的挑戰,必須進行一場自我革命才能抓住和用好新機遇。

首先,反思長期主導經濟學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米爾頓·弗里德曼倡導的實證經濟學,是涓流經濟學和滲透經濟學遭遇失敗卻仍然大行其道的方法論根源。他的觀點可以分別用一個陳述、一個判斷和一個例子來解釋(Friedman,1953)。就經濟學的目的來說,弗里德曼做出的著名陳述是,理論或假說要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且有意義的預測。由此他得出的判斷是,實證經濟學較之規范經濟學,更能夠幫助人們在何為正確的經濟政策上面取得一致看法。至于實證經濟學究竟具有什么樣的特征,他舉出一個臆造的事例,即樹葉出于追逐陽光的動機,通過自己行為的調整,形成不同位置上不同的樹葉密度,由此得出“假說中的各種矛盾之處皆不重要”的結論。

這種實證方法論對于經濟學的演變方向,具有重要的影響,也成為經濟理論和政策放棄價值判斷的傳統依據,甚至還誘導出經濟學研究中的不誠實傾向。有鑒于此,羅默以“費曼誠信”與“斯蒂格勒信念”作為彼此對立的學術良心信條,批判經濟學中的這種惡劣傾向(Romer,2015)。被羅默稱為學術生活指南的“費曼誠信”是指這樣一種科學誠信,在以證據支撐自己觀點的同時,同樣把不利于自己的結果公之于眾。與此對立的“斯蒂格勒信念”則主張,經濟學家要不遺余力地推銷自己觀點的重要性和正確性,除非有助于人們接受他的事實,任何其他事實都不重要。

經濟史表明,產業革命和技術變革從未能夠自然而然地改善收入分配和促進技術滲透,然而,經濟學卻始終不渝地假設涓流效應的存在。把“斯蒂格勒信念”與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做一交互印證,便可以看清涓流經濟學和滲透經濟學的根本弊端在于,不遺余力地預測“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卻刻意忽略甚至掩蓋所有不利于己的“已經觀察到的事實”。

其次,應該以理論圭臬還是現實需要決定經濟發展政策取向。一旦可以排除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的誤導,我們就需要反思經濟學自身,以便可以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經濟學家把自己的學問定義為解決在資源稀缺條件下如何實現最大化產出的問題,相應地,經濟增長理論則是如何有效動員和配置資源實現總量擴大的學問。然而,這里對經濟學的定義中,卻遺失了經濟增長或者最大化產出和總量擴大的目的本身。

所以,經濟學絕非只研究最大化產出和增長,也必須關心分配和分享,規范經濟學提出的價值判斷、福利經濟學著眼的福利目標,以及政治經濟學探討的政策選擇,在經濟研究中須臾不能或缺。特別是,既然經濟史反復證明根本不存在一種無條件的涓流效應,因此,經濟政策的制定尤其要遠離傳統的經濟學范式影響,而是堅持以人為中心,從現實問題和實際需要出發。

第三,重新認識經濟發展中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涓流經濟學和滲透經濟學,歸根結底是基于存在涓流效應這同一個假設的兩種表現,解決問題的思路也不無共通之處,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作用之間的平衡取舍。然而,面對收入分配問題和技術滲透問題,分別具有特定的針對性;在不同的體制環境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盡相同,因而解決問題的著重點也應有所差別。總之,政府與市場關系并沒有一個永恒的公式,而是因時因地因人而改變的。

近年來,面對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飛速發展,在企業家與經濟學家之間展開了關于計劃經濟是否可以復活的討論(寧越,2017)。按照傳統的經濟學論證邏輯,人們通常要援引哈耶克的有關論述,來否定計劃經濟的復活或回歸。例如,哈耶克指出,經濟計算所依據的“數據”并非由一個能夠據此做出決策的單一大腦所獲得,而且也絕不會如此(Hayek,1945)。既然知識和信息是分散的,一方面,確保每個社會成員所擁有的信息能夠得到充分利用,價格體系或市場機制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需要千千萬萬企業家或其他當事人,在不斷試錯中才能決定何種知識和信息是有效的,所以,產生于企業家選擇失敗的切膚之痛無疑是必不可少的激勵。

然而,經濟學家沿著這個方向參與這場爭論,卻是在走死胡同。面對具有學習能力的人工智能和無限發展空間的大數據,即使不是現在,不遠的將來也會證明,我們已經不再能夠百分之百地確定知識和信息必然是分散的,因而也無須假設只有在試錯中才能篩選出可供決策使用的正確信息。其實,經濟學不該對價值判斷遮遮掩掩。當下提出所謂計劃經濟的問題,本質上反映的是,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執新技術發展之牛耳的巨星企業所有者或代理人對于自己在未來社會中控制地位的判斷和意圖。凱恩斯有句名言:“無論是早還是晚,無論是好還是壞,危險的始終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群體。”事實上,既得利益一定會早于思想存在,而且在多數情況下產生的是壞的影響力。

六、結語和政策含義

本文得出的結論,一言以蔽之,就是并不存在所謂涓流效應,涓流經濟學或者滲透經濟學都只是神話而已。只有與時俱進地在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之間做到最適合的平衡,才能把新技術革命和新一輪全球化轉化為經濟增長動能,同時實現包容性發展。一個值得進一步闡述的問題是,中國經驗在這個討論中的意義,以及這個討論對中國的含義。

按照施瓦布的時間劃分,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760-1840年期間,第二次工業革命在1891-1910年期間,第三次工業革命在1960-1999年期間,21世紀以來便開始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克勞斯·施瓦布,2016)。每一次工業革命又分別與特定版本的全球化相重合或者相交叉。由此可見,中國顯然是完全錯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可能提供的趕超機會。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真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被抓住,則要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興起之后,以及面臨著的正在來臨的全球化4.0,中國已經成為其中不可忽視的推動力量。

在改革開放的很長時間里,雖然在整體上并不處于科技發展的前沿,由于消除了阻礙生產要素積累和配置的制度障礙,通過引進外商投資學習技術和管理,中國得以充分發揮了后發優勢,實現了史無前例的趕超速度。逐步擴大對外開放和參與全球分工體系,中國也把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稟賦轉化成比較優勢,把人口紅利兌現為增長源泉。在1978-2018年的40年中,中國以任何其他國家都未能達到的年均9.4%的速度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成果,總體來說得到了分享。由于從國情出發,采取了漸進式的改革開放推進方式,沒有造成休克療法那樣對民生的沖擊,改革開放本身因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而獲得各個社會群體的支持。更重要的因素是,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源泉主要來自人口紅利,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既轉化為比較優勢,支撐了經濟增長,也擴大了就業數量、提高了就業質量,從而增加了城鄉居民的收入。雖然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和群體之間都存在著收入不平等現象,諸如基尼系數等指標也較高,但是,這種差距是在所有地區和所有人群的收入水平同時改善的情況下形成的。這個時期,勞動力市場發育本身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再分配政策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并不斷得到增強。

在總體上科技水平尚未處于前沿位置,因而享有后發優勢的條件下,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生產率的提高途徑呈現梯度性。第一個層次是由相對前沿的地區、部門和企業,通過借鑒和吸收國外技術,以較小的趕超代價和創新風險,在縮小差距的過程中改善生產率;第二個層次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了勞動者就業擴大、收入改善與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相統一的庫茲涅茨過程。這個過程也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由人口紅利而來的經濟增長源泉迅速式微,諸如勞動力充分供給、人力資本改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回報率,以及資源重新配置帶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等“低垂的果子”已經摘盡。與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縮小意味著后發優勢的減弱,越來越需要自主創新引領。傳統比較優勢終將喪失,參與全球分工亟待培育新的比較優勢。新技術革命以及與之相伴的全球化新版本,為中國實現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轉變提供了新的機遇,而抓住這個機遇必須進一步加大改革和開放力度。

在新的發展階段上,改革開放也面臨著新的挑戰。特別是在改革具有越來越少的帕累托改進效應的情況下,對面對技術變革脆弱群體的保護,以及增進技術變革對弱勢市場主體的滲透力,特別需要探尋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之間的新的平衡點。

首先,在生產率提高越來越依靠具有創造性破壞性質的自主創新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具有的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趨于減弱,特別是不能充分保護在競爭中處于相對不利地位的勞動者群體。因此,包括勞動力市場制度、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在內的政府再分配政策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

其次,在國家整體科技更加接近前沿水平,許多領域已經處于前沿的條件下,技術能否滲透到整個經濟,是否會產生技術滲透的中梗阻現象,會受到壟斷傾向、體制障礙和產業政策的影響。這要求政府的科技政策和產業政策應該更加體現競爭中性原則,加大監管和反壟斷力度,使國民經濟整體均衡地獲益于技術變革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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