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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緝思:如何判斷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
作者:王緝思      時間:2019-06-21   來源:
 

王緝思,1948年生于廣州,1968年高中畢業于北大附中,其父系北大知名教授王力先生。1968年到內蒙古東烏旗下鄉,1975年轉河南陜縣插隊;1976年到河南三門峽水電廠當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83年獲碩士學位后留校任教。1991年調入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長、所長、研究員。2005年起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2014年因年齡原因卸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政治學家,著名美國問題學者。主要作品有《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高處不勝寒:冷戰后美國的全球戰略與世界地位》等。

美國對華政策出現的重大變化,可以通過四個不同視角進行解釋。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一直奉行對中國的兩手政策:一手是交往與合作,另一手是防范與牽制。在經貿關系和人文交流領域,合作的一面比較明顯;在國際安全和人權等問題上,防范與牽制則更為突出。總體來看,兩手并重,相對平衡。

美國對華政策“質變”

但是,2017年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言辭上,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權威文件,美國政府和國會的領導人、國家安全和外交部門負責人的講話,都把中國界定為美國的主要“戰略對手”和“競爭者”,聲稱要用“全政府的方式”同中國進行全方位的長期戰略競爭。他們夸大中國的“安全威脅”,強烈抨擊中國的各項內外政策。

在行動上,美國政府對中國全面施壓,包括打貿易戰,打擊華為公司為代表的中國高技術企業,限制雙邊教育、科技、人文交流,增加在南海的所謂“航行自由”軍事活動,提升同臺灣當局政治、軍事交往的級別,在人權領域高調干涉中國內政,等等。

這些言論和行動,是自上個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緩和之后史無前例的。可以說標志著美國對華政策的“質變”,即從合作與競爭并重的兩手,轉成了以遏制為主的“失重”狀態。對這一轉變的嚴重性,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近著中指出:美國國內在2018年出現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戰略共識——中國不再是一個可以通過長期戰略接觸來同化的戰略伙伴,基于此得出的結論是,現在需要從根本上調整美國的對華戰略了。

四個不同視角

對于美國對華政策出現的重大變化,可以通過四個不同視角進行解釋。

第一個視角是國家地位和權力之爭。許多論者都認為,中國的實力地位上升對美國霸權構成巨大挑戰,只要中國仍在崛起,不管中國說什么、做什么,奉行什么價值觀,實行何種政治制度,美國都會極力打壓。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將當今中美戰略競爭比喻為“修昔底德陷阱”。他援引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關于伯羅奔尼撒戰爭起因的判斷:“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是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艾利森指出,中國是崛起大國,美國是守成大國,兩國很可能陷入歷史上大國爭霸那樣的悲劇。

第二個視角是制度和規則之爭。不少論者看到,近年來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使美國決策者和政策分析家感到極為失望,而中國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則被美國視為“國家資本主義”,和美國奉為圭臬的自由市場規則格格不入。今天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等途徑,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吸引力,挑戰著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民主模式。艾利森也強調,中美兩國在文化價值觀、國內政治等方面的根本分歧,是使兩國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還有些美國人擔心,國家優先的“中國夢”和個人優先的“美國夢”發生的價值觀沖突會拓展到各個領域。例如,中國開發的人工智能和5G技術,不但可能損害美國的國家安全,還會侵犯美國人的隱私權和個人自由。

第三個視角是利益之爭,特別是經濟利益之爭。一些美國人覺得同中國的商業交易讓美國越來越吃虧,對華貿易赤字增加,雙方的市場準入不對等,所以美國企業界曾經對中國怨氣沖天。在一些人眼里,美國加大對華施壓,意在迫使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壓低中國在高技術領域的競爭力,并非想把中國經濟壓垮,而是想謀取更多利潤。中國是美國波音飛機和其他許多企業的最大海外客戶。如果中國的購買力下降,波音、蘋果等美國企業會失去很大一塊市場。此外,把中國視為軍事威脅也是有利益驅動的,即美國軍工利益集團可以借此從政府拿到更大筆的軍火訂單。

第四個視角是美國國內政治之爭。近年來美國貧富懸殊擴大,族群矛盾加深,左右兩邊的民粹主義都在上升,形成政治極化的趨勢。在這種形勢下,把國內政治矛盾國際化,諉過于外,成為美國一些政客的工具。特朗普提出“美國第一”“讓美國再次偉大”等口號,是為了撈取更多選票。美國現任政府在國際上揮舞制裁大棒,對中國“極限施壓”,都是為了凸顯自己的“強勢”,在國內籠絡人心,打擊政治對手。民主黨對中國打“人權牌”,基督教福音派拿中國的“宗教自由”做文章,也同樣服務于各自的國內政治目標。

從上述任何一個單一視角解讀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都不免帶有片面性。把四個視角疊加,才能窺視美國對華政策的全貌。回顧2009年以來的十年,美國對華態度的變化不是突變,而是在雙邊關系的戰略定位、安全和軍事關系、經貿關系、政治互動與人文交流等各方面的消極因素交替出現,從量變最終演化為質變。今天的美國對華政策,已不可能回到過去那種合作與牽制并重的狀態。

充分調動積極因素

不過,美國人常說“需要兩個人才能跳探戈舞”,中國的俗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在中美雙邊關系中一個簡單明了的事實,是中國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因此,美國對華政策的“質變”,不等于中美關系的“質變”。正如中國高級官員反復強調的,中美建交40年后的今天,盡管兩國各自的情況和國際形勢都發生了變化,但雙方仍應不忘初心、保持定力,不被一時一事所惑,不為一局一域所擾,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在美國重壓下,華為公司總裁任正非卻堅定地表示:“我們堅決反對民粹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經濟要走向全球化,要合作共贏。”

其實,判斷中美關系是否已經發生“質變”并不那么重要。雙邊關系離“質變”不過一步之遙。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找到并調動可以影響雙邊關系的積極因素,以防止兩國關系掉進長期對抗的“萬丈深淵”。

中美關系中最大的積極因素,是中國對美政策的穩定。同美國形成戰略對抗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國家利益。同美方“對罵”“對打”,恐怕正中美國那些反華分子之下懷。中方不能按美方的腳步和節奏起舞,而是應反其道而行之:美國有人想讓兩國“經貿脫鉤”“技術脫鉤”,中方就應當堅持在經貿和技術領域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發展多邊合作;美國政府要封殺華為,華為就要堅持同美國企業合作,繼續聘用各國科學家,而沒有必要在中國封殺蘋果公司;美國要限制雙邊教育和人文交流,中國就應當繼續努力擴大同美國社會各界的交往;美國官員到世界各國渲染“中國威脅”,中國就應當加大同這些國家的接觸力度,而無須復制美國的方式,比拼誰的嗓門更高。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和有識之士,都看到中美戰略對抗可能給世界帶來的災難,繼續推進同中國的良好關系。這是中美關系之外的另一大有利因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多次警告稱,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彼此加征關稅,將打擊本已不穩定的全球復蘇。最近,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發表講話說,中國的發展為世界帶來了巨大好處,中國希望在新規則制定中擁有發言權是合理的想法,各國必須承認中國將繼續發展壯大。馬來西亞、英國、荷蘭等國家不顧美國反對,同意華為參與本國的5G移動基礎設施建設。今年3月,意大利無視美國的反對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一個正式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

近年來美國出現了對中國不利的輿論環境。但是,中美建交40年來形成的對華關系的社會基礎不會輕易崩塌,這方面的積極因素同樣不容忽略。即使在當前氣氛下,美國的不少州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對擴大同中國的經貿關系仍然保持熱情。美國向來不乏有遠見的戰略家、外交家,也有不少腳踏實地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當前的美國對華關系氣氛下選擇在公開場合下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些人士仍在努力維持同中方的密切溝通。

透視中美關系的實質

危機之中往往有轉機。一旦由中美相互加征關稅所產生的損失塵埃落定,美國企業會重新算一筆賬,發現損壞產業鏈、離開中國市場將得不償失。在環境變化后,美國的健康力量可望再次活躍,制約其政府的錯誤決策。今年6月初,美國著名時事評論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撰文,呼吁美中兩國領導人盡快會面,緩解兩國關系的緊張局面。他說,“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推動中國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采取全球最佳做法,而不是孤立中國,制造一個分裂成兩半的世界經濟、互聯網和技術市場。”

必須清醒地看到,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對華政策的質變已成定局,難以出現逆轉。這一轉變讓我們在紛繁復雜的現象中更清晰地透視中美關系的實質。一方面,對于美國政府加劇對抗的行為,以及偶發事件可能引起的局部沖突,中方都必須未雨綢繆,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做好充分準備,嚴陣以待。另一方面,通過首腦外交、高級別官方磋商、不同層次和不同領域的溝通,可以利用美國政策尚存的某種彈性,延緩部分壓力,使“斗而不破”的局面持續下去。

從戰略上看,穩定中美關系、緩解經貿爭端的根本保證是什么?筆者認為,這應該是全力推進國內改革開放,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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